副标题：（1949～1978）

　　第 一 编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7月～1956年9月)

　　第 一 章 建立中共常德县委和区乡党组织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1949年7月29日常德县获得解放，8月7日建立执政的中共常德县委员会(简称“县委”)。新的县委在百废待兴之时，抓紧建立区乡基层党组织和统一战线及群团组织，培养新干部和发展新党员，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和革命团体，领导发广大人民群众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第一节 建立县委和群团组织

　　一、解放初的政治经济状况

　　临解放时的常德县，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各种灾荒频繁，湖区连年溃垸，农民深受其害，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金圆券”，币值狂跌，至1949年成为废纸，多数工商户破产，幸存者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是年末全县总人口54.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2.1万人，国民生产总值4113万元，没有工业，仅有少量的手工业作坊，县财政总收入371万元。交通运输业落后，全县通达汽车里程只56公里，桥梁多为木面桥，运输主要靠木帆船、鸡公车和肩挑背扛。教育事业落后，全县在校学生仅22454人，文盲占总人口的43.9%，广大贫苦农民有的几代是文盲。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全县农村仅有两个卫生所，严重缺医少药，许多农民因病误治或未治而死，全县人均寿命仅35岁。许多贫苦农民住的茅草房，吃的是糠菜野草，许多人流浪乞讨为生，有的甚至被迫卖儿卖女。

　　解放时，全县总面积2518平方公里，折合377万余亩，其中耕地135万余亩，山地117万余亩，其余为水面、道路、住宅用地等。此前隶属国民政府湖南省第四行政区。全县设32个乡镇，其中县城设启明镇(城东)、沅安镇(城南及城中)和长庚(城西)镇，三镇相连，主街道从西门到东门城门口2.2公里，县城人口5.4万人。农村设十美堂、石公桥、牛鼻滩、石板滩、毛家滩、斗姆湖、黄土店等7个区，下辖29个乡、183个保、4352个甲。8月5日，县城三镇析出，设置常德市(现武陵区)。1950年3月，县境又析出德山、苏家渡、落路口、南站属常德市。

　　二、南下县委和地下党组织的会师合并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决定从老解放区河北等省抽调脱产干部南下到新解放区开展工作。1949年4月，中共常德县委、县政府班子在河南开封组建，同时，县大队、县公安局及其他部门也都配备了班子，充实了力量。5月下旬，这些南下干部分两批经武汉、沙市等地，分别于8月2日和8月6日到达常德县。

　　南下工作队先后入常后，地下党的同志主动组织迎接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到来，积极向南下同志介绍情况，为协助接管建政、筹粮支前做了大量工作。南下干部入常的当天，中共常安南工委书记魏恒若带领20多名党员与冀南南下支队第四大队第五中队政委霍俊峰领导的110多名党员会合。根据中共常德地委通知，1949年8月7日中共常德县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在全县执政。霍俊峰(山西省沁县人)任县委书记，张勇(河北新河人)，魏恒若(湖北省潜江人)任县委副书记。张其昌、张立木为县委委员。县委工作机构设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社会部。张其昌任组织部长，张立木任宣传部长，宋建民任民运部长，李新革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缺)。8月中旬成立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常德县委的建立和执政，揭开了常德县历史的新篇章。解放伊始，摆在全县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烂摊子，经济文化落后，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在内外交困面前，县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建设新常德的重任。在百废待兴之时，8月8日，县委机关在原县人民医院(现市第四医院)所在地正式挂牌办公(不久迁至四眼井旁，1951年迁至大西门)，接待和处理各界人士来信来访，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派出干部到街道、农村，宣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党在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县人民团结奋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支援全国解放作出贡献。

　　1949年11月，霍俊峰调离常德县，中共常德地委任命董峰(山西省霍县人)为中共常德县委书记。

　　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49年8月，全县有共产党员146名(女7名)，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67名，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79名。主要是南下干部中的党员和县内地下党员。到12月，全县设有19个党支部，其中党政机关、团体党支部12个，农林水党支部7个。各基层支部通过组织党员干部上党课、参加党组织生活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等活动对党员进行教育、诫勉和自律。南下的党员干部，自觉遵守进城纪律，不个人上街，不自由行动，不要老百姓一针一线。

　　解放后，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农村基层党支部。县委在研究筹粮支前、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的同时，讨论了建立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在土改中，坚持发动群众，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以乡培养革命积极分子，每个乡在土地改革结束时发展一批新党员，开始建立乡级党支部。1952年，全县共有党委19个、党支部114个，其中农村党支部93个、机关党支部21个。1953年，全县农村党支部增加到138个，机关党支部仍为21个。1954年起在团体、企事业单位建立党支部。全县共有党支部225个，其中农村党支部199个，商业党支部2个，文教卫生党支部1个，机关党支部23个。

　　1949年8月，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将全县划分为7个行政区，设立党的区委员会，隶属县委领导，由县委任命区委书记和副书记。中共常德县第一区委员会设十美堂，区委书记郝连捷，副书记孙中原；第二区委员会设石公桥，区委书记赵秀岳；第三区委员会设石板滩，区委书记张济民；第四区委员会设牛鼻滩，区委书记史文；第五区委员会设毛家滩，区委书记刘竹溪；第六区委员会设斗姆湖，区委书记尹福林；第七区委员会设黄土店，区委书记程志远。1950年2月改为9个行政区，其中前河(指沅水以南)4个区，后河(指沅水以北)5个区。同年9月又改为14个区。1951年11月调整到19个行政区。1952年5月，全县19个区均以数字排列命名。1953年2月撤销2个区。1955年4月中旬，全县有17个区委、242个乡镇中有210个设有乡镇党支部。8月，县辖区的名称统一按地名命名，毛家滩区划归汉寿县，新增韩公渡区。1956年5月撤区并乡后，全县划为34个乡和1个河洑镇，建立乡、镇党的总支委员会，其领导人多属非脱产干部，由县委任命乡、镇党总支委员会书记、副书记。

　　四、建立统一战线和群团组织

　　县委将统一战线继续作为党的法宝加以坚持，注意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1950年1月，常德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301名代表中有党外人士244人(占81%)，农、工、商、学各界、开明绅士中都有代表。1951年11月常德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选举产生的29名常务委员中，有18名是党外人士(占62%)，3名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都是非党人士。

　　1950年10月，县委确定专人负责总工会筹建工作，先后建立起河洑运木业工会，蒿子港、陈家嘴等镇工会筹委会和新湘烟厂、昌明锅厂、河洑伞厂等10多个基层工会。1955年6月，正式成立常德县工会联合会，共有基层工会29个，会员800多名。1956年大力发展会员，教育工会一年就发展会员1050名。县总工会组织工人参加各项运动，培养锻炼出一批工人干部输送到各级党政部门。还在工厂组建工会小组，开展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1956年10月，全县有7名先进工人和昌明锅厂、新湘烟厂先进工会代表出席湖南省总工会举行的“双先会”。

　　1950年2月5日至8日，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常德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183人。会议通过县、区农民协会筹委会《章程》，选举魏恒若、史文等21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4月，全县区乡保均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各级农协组织及其会员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农业互助合作等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1950年成立常德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尹晓晨任主任。土改时，有4.8万多名妇女参加农会，113名妇女担任正副乡长和农民协会正副主席。1952年县委对全县19个区配备妇女干部16名。1955年9月，成立县民主妇联委员会。在县委领导下，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兴修水利、宣传新《婚姻法》、移风易俗等活动，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1950年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常德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立木。先后在教育战线和农村发展团员341人，建立团支部16个。1951年5月，团员增至1363人，团支部增到74个。1953年4月，团县工委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常德县首届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团县委。发展少年先锋队组织是共青团的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在各小学建立中国少年儿童团，1953年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次年10月，有25所学校建立少年先锋队组织，吸收队员1489人。团县委组织团员青年参加党领导的各项活动，并在少年儿童中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为培养和输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出了贡献。

　　1949年冬，县委筹备建立“常德商会临时办事处”，取代旧商会的职能。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停业的工商业者复工复业；筹粮筹草，支援过境的解放军；实行公平交易，调剂商品余缺；协助政府民主评议赋税，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工商登记。1950年7月，建立蒿子港、牛鼻滩等8个工商联基层组织。全县有商会会员1000余名，他们订立增产、纳税等爱国公约，捐款捐物支援抗美援朝。

　　第二节 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

　　一、整顿党的组织

　　1949年8月，县委根据省委关于整顿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指示，对全县原有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对不符合组织原则建立的支部责令停止活动，对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劝其退出。9月初开始，县委抽调一批干部，专门进行这一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评议会等形式，对全县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全面整顿。1950年7月，县委针对解放后部分党员干部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党政机关开展整风，机关以整顿官僚主义为重点，基层以整顿命令主义为重点。1951年8月，针对部分党员在土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县委开始整顿党组织。1952年7月，县委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对严重违反党纪的87人给予了党纪处分。

　　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5月，中共常德地委任命张勇为常德县委书记，张立木(河北新河县人)为县委第二书记，10月任命张其昌为县委副书记，11月任命张立木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为了保障经济的正常发展，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当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一些党政机关的干部滋长了腐败作风。县委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在全县党政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的整风的同时，对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获取高额利润行贿偷税等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在城市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诈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2年的“三反”运动分四步：(1)学习文件，打通思想；(2)进行反省，暴露问题；(3)分别处理；(4)订增产节约计划。对揭发出来的凡贪污达到一千元者称为“老虎”，时称“打老虎”，最后落实退赃，定案处理。运动历时半年结束。7至11月，县委先后办了两期学习班，每期组织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土改工作队员1000多人，集中在常德县简易师范学校举办学习班，学习半个多月，开展“三反”运动。县委成立领导机构，学习班下设中队、分队和小组。由县委领导动员，阐明“三反”整风的内容、意义、方法、目的和要求。每期学习班由县委领导带头谈学习认识，带头检查问题。县委书记检查后，县政府、县公安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检查自己三年来思想、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组织党员和干部职工进行“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的教育，开展检举揭发，对犯有贪污、腐化、浪费等错误的工作人员进行批斗。这次“三反”学习统一食宿，无一例外。学习班上，学员们在学校操场或走廊上就餐，住宿在教室地板上。参加整风不准请假，不准出校门，不准泄密，不准喊领导职务。校门前由持枪士兵站岗，会议气氛森严。与会人员对县委书记意见最多的是作风恶劣，态度生硬，同志们不敢接近。县委书记经过再次深刻检查，直到满意为止。县委领导过关后， 进入大会斗争，首先被斗的是大龙站区委书记，其主要问题是恶霸作风，打人骂人。还斗争了县政府一名秘书对儿子偷摸管教不严和财政经济委员会一名女同志乱谈恋爱的问题。然后转入分会斗争，全县设9个分会，分会斗争没有固定地点，有的在睡觉的教室里，有的在操坪上。被斗人员上厕所先要报告，由站岗人员跟着上厕所。最后转入小组斗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从上到下“洗手洗澡”，人人过关，对每人用一天左右的时间作出“三反”鉴定。对犯错误的同志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在“三反”运动中，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惩治贪污分子条例》，判处贪污分子36人，盗窃分子166人。在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揭露和查处一些不法分子，打退资产阶级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工商业的领导地位。但在“三反”中纠缠干部的政治历史、家庭出身问题过多，在交待问题阶段有逼供的错误作法。11月，县委开始对“三反”、“五反”案件进行复查，对错案或处分过重的，分别纠正或免予处分。后来，省委发出《关于城市五反问题的规定》，把“五反”范围限于城市以上工商界，全县的“五反”到此中止。

　　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广大干部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能力，改进了思想作风，他们纷纷深入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了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0.5%。

　　三、发展新党员和培养新干部

　　1950年初，县委按照历史清白、成分好、工作肯干、政治立场坚定、入党动机端正五条标准，不公开地吸收部分党员，4月，公开党的组织活动。县委在部署清匪反霸、土改试点工作的同时，部署培养吸收新干部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1952年春，县委开始训练农村积极分子，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积极慎重”的方针，以及积极分子的成分纯洁、斗争坚决、工作积极、大公无私、群众信任等五个条件，重点在农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6月20日，县委发出《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同时，派出3个建党小组，与各区委相结合，共同开展建党工作。到年底发展新党员472名。全县有126个乡有了共产党员，中共党员总数达到728名，其中农村党员550名。

　　1953年在发展新党员工作中，县委注意行业分布以及党员的年轻化、男女比例、文化素质等因素，使党员的年龄、性别和文化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全县党员发展到1172人。1954年，又从在抗洪救灾，治理西洞庭湖等斗争中表现突出人员里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全县党员发展到2189人，其中农村党员1853人，工业、建筑行业党员20人，商业战线党员46人，文教卫生战线党员11人，党政机关党员259人。

　　解放初期，县委坚持“才德”兼备的标准，认真挑选、积极培养、大胆提拔优秀干部。1949年12月，全县有党政干部480人，其中随军南下干部159人，留用旧职人员27人，从本县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录用173人，吸收筹粮工作队骨干121人。1950年春，县委从筹粮支前、清匪反霸等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吸收干部243人。以后又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培养了一批新干部，从在岗的雇员积极分子和工人、农民、复员军人、城镇待业知识青年中录用了一部分干部，还吸收了部分军队转业干部和安排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在各条战线。1950年9月，省人民政府核定常德县为甲等县，干部定编711人，其中分配给县直党政群机关284人，农村基层党政机关427人，年末实有干部730人。到1952年底，共有干部1240名。

　　1954年，县委经过挑选审查，从本地干部中提拔1人担任县级领导，提拔67人担任区级领导，基本上实现区级领导班子地方化。到1955年又提拔区级以上领导干部64人，使地方干部队伍迅速发展起来。

　　四、开展审干与内部肃反

　　解放初期，由于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干部来自四面八方，选调时间仓促，以致干部队伍有些不纯。虽然多数干部历史清白，录用手续齐备，但也有部分干部的政治历史交代不清楚，有的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因此，需要重新进行审查和登记。

　　1955年4月，县委遵照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和地委的指示精神，选调25名干部开展审干工作。需要审查的干部1672名，到次年3月，分两批审查干部1140名，中途因开展肃反运动暂停审干。1956年6月继续开展审干，按“七审五不审”的界限，经过分类排队，全县2309名干部中，共有153名重点审查对象。审干班子经过8个月的工作，走遍21个省，对审查对象分别写出调查报告，作出结论。对个别隐瞒重大历史问题的干部给予了组织处分。通过审干，县委对干部有了全面了解，为正确使用干部奠定了基础。有的背有历史包袱的干部，经过审干结论见面，放下了包袱，工作更加积极。

　　解放后，虽然经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但反动残余势力依然存在，每当国际局势紧张和台湾当局加紧“反攻大陆”的叫嚣时，就蠢蠢欲动。对此，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县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主要清理暗藏在国家政权、经济、文化、卫生等部门的反革命分子。1956年2月23日县委成立“五人小组”，抽调254名干部组成县委五人小组办公室及下设的秘书、材料专案、清档、镇反等5个工作组，开展肃反准备工作。从4月26日起，先后分三批派出240名干部外调，带着重点对象的线索，分赴25个省市的68个县，经过三个多月的内查外调，对重点对象掌握一、两条能够定性的证据材料后，正式开始肃反运动。肃反运动的方针是：“不错不漏，不左不右”；“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其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运动分准备阶段、小组斗争、专案审查、甄别定案四个阶段进行。

　　6月29日起，全县分五批开展肃反运动。第一批6月29日至7月28日，县直机关、县属工矿企业、中学；第二批1957年2月7日至19日，全县完全小学、血防、林业、水利等单位；第三批是3月8日至20日，全县初级小学、民办小学；第四批1958年7月7日至15日，基层财贸商店、医疗卫生、邮电、手工业社、剧团、电影队等单位；第五批1958年11月12日至19日，县属新扩厂矿单位。全县参加运动的干部职工共13011人。每批采取集中学习、主动坦白、检举揭发、和谈与斗争等方式。对运动确定的肃反对象，经过调查、审查，最后经县“五人小组”讨论，签署意见作最后定案。对不构成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则予以否定。

　　这次运动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通过内部肃反，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251人，其中逮捕判刑33人，判管89人，开除教养10人，开除回家监督76人，留原单位改造37人，自杀6人。其成员有干部、教员、职工等，性质有反革命、坏分子、叛徒、特务、会道门、土匪、恶霸、流氓等。但也有把原已交代和处理过的历史问题又重新追究的。后来经过复查，对处分错了的给予了纠正。第二章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二章 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县委成立以后，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机构。常德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指示，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民主建政运动。1949年8月至1950年，常德县、区、乡人民政府及相应的武装、政法机构先后建立。之后，又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段，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人民政权和专政机构的建立，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第一节 建立县人民政府及武装、政法机构

　　一、建立县人民政府

　　1949年8月7日成立县委的同时，成立常德县人民政府，张勇为首任县长，1950年11月魏恒若任副县长。县人民政府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工商科、税务科、公安局等机构。1950年元月增设粮食局、合作指导科、土改工作委员会。以后又陆续增设县农林科、合作总社、财政经济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人事科、卫生科等单位。1951年改教育科为文教科。1952年撤销合作指导科。1953年撤销土改工作委员会。1954年7月，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改县政府秘书室为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县人委办”)，农林科为农林水利局、财政科为财政局，增设计划科、统计科、撤销建设科。

　　县人民政府刚一建立，就在县委和上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按照地委1号文件，接收旧政权，依法管理全县行政工作，组织开展筹粮支前，剿匪安民。当时，部分旧政府人员虽然逃跑了，但很快被解放军俘虏回来，未带走资财，仍按和平方式接收。1949年8月10日，县人民政府领导与旧政府的县长、秘书谈话后，干部进入县府，比较完整、和平地接收了旧政权。在接收工作上，县人民政府对旧政府人员分别召开原县长、原科长会和一般人员会议，讲解形势，宣传政策，指明出路，动员移交。县人民政府领导成员和各科室人员分头接管旧政府的档案和资财；对维持秩序，移交表现好的给予暂时留用；对在公路、航运、邮政、电讯、银行、学校等单位工作的，一般按职守不予变动；对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人员，分别给予处理和制裁。和平接收以后，县人民政府分别召开工人、学生、工商业界、开明绅士、教职员等座谈会、群众会，宣传讲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号召各界人士协助人民政府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同时，举办了旧政府人员训练班，训练改造其旧思想、旧作风，动员他们立功赎罪，交出枪支弹药和银元等财物。到9月30日，共接受国民党军队武器有步枪738支、短枪46支、机枪16支、子弹20629发、手榴弹435枚、迫击炮1门。

　　1949年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常德分理处在兴街口成立，负责全县金融业务，发行人民币，禁止银元、铜元流通。到年末，县人民政府发放粮食9万公斤，人民币6531元(按1954年所改新币值)，救济贫苦农民。还拨出粮食98.5万公斤，以工代赈，组织8.5万民工，修复废垸和溃垸，将县境113个堤垸并为49个堤垸。

　　二、建立县人民武装部和政法机关

　　1949年8月7日，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德县大队，牛志英为大队长，县委书记霍峻峰兼任政治委员。1951年6月县大队改称县人民武装部，下设军事、政工两个股。1954年11月，县人民武装部改为县兵役局。县大队(县人武部)建立后，在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下，主要担负收缴地方杂牌部队武器、剿匪、镇反和训练民兵干部等工作。

　　1949年8月，成立常德县公安局(下辖县公安队)，作为县人民政府内设机构，首任副局长袁灵通(局长缺位)，1950年11月，郝连捷任局长。1949年12月，县公安队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常德县公安队，仍隶属县公安局领导。1955年8月，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改为县公安局，县公安队改为县人民武装警察中队。县公安机关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经济建设，惩治犯罪，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8月，成立常德县人民法院。为配合土地改革，于1950年3月成立常德县人民法庭，王炳申(河北人)任审判长。各区设分庭，县人民法院先后按照《法院组织法暂行规定》、《刑事诉讼法》开展审判工作，为扫除封建残余势力，稳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6月，成立常德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院负责侦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贪污国家集体财产的犯罪案，重点查处了破坏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案件，办理妨害经济管理秩序、侵犯人权、破坏公共秩序、渎职等案件。

　　三、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未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前，县委根据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组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以保障各界人民享有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的权利。

　　解放初期，常德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属民意机关，主要是听取县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讨论县政兴革事宜等。县各界人民代表由区提名，经群众酝酿同意，以县聘请产生。对代表的政治态度、阶级成份有严格要求。农民代表中，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约占三分之一，富农每区一、两人，还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和知识分子。1950年至1952年，共召开会议五次。

　　第一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1月举行，会期4天。出席会议代表291人，其中，农民166人，工人22人，商业15人，文教17人，学生9人，妇女18人，机关团体29人，开明绅士15人。主要议题：发动群众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修复堤垸、生产自救。

　　第二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9月举行。出席会议代表318人，其中，农民202人，工人29人，商业34人，文教9人，学生14人，妇女14人，机关团体16人。主要议题：部署税征工作、水利建设、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防止匪特阴谋破坏，警惕地主疏散财物等。

　　第三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1年6月举行。出席会议代表477人，其中，农民313人，工人20人，商业40人，文教40人，学生18人，妇女28人，机关团体11人，开明绅士7人。主要议题：开展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发动青年参军参战，组织捐献购买飞机、大炮的经费。

　　第四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1年11月9日至13日举行。出席会议代表479人。主要议题：宣传抗美援朝，部署土地改革，监督管制不法地主分子，继续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发动群众增产节约。这次会议选举产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29人。选出张勇、李寿光等11人为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第五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2年11月21日至26日举行。出席会议代表500名，会议听取讨论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县人民政府委员21人，收到提案30件。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委领导下，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个特殊时段中，为全县经济的恢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节 建立区乡基层政权

　　一、建立区公所、区公安派出所

　　1949年8月，县委着手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全县设7个区公所，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区公所设区长和民政、财政、财粮、公安助理各1人，公安、建设、文教办事员各1人，秘书、文书各1人，编制为11人。第一区区公所区长郝凌霄；第二区区公所区长李正珍；第三区区公所区长李子英；第四区区公所区长张华民；第五区区公所区长成逢瑞；第六区区公所区长贾德寿；第七区区公所区长尹文华。1950年2月，全县由7个区调整为9个区，9月，调整为14个区，区公所改称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设区长、副区长、秘书、文书、会计、司务员、通讯员、民政、财政、文教、公安、生产、财粮助理(办事员)各一人。1949年9月在全县7个区建立公安派出所。1950年9月，在乡镇建立公安派出机构，隶属区公安派出所。

　　二、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镇人民政府

　　1949年9月建立区公所以后，由于基层人民政权尚未组建，区以下暂时利用国民党政权的乡、保、甲进行工作。各级农会组织建立后，党组织依靠农会推行政令。1951年3月，县委决定废除保、甲制度，遣散旧乡、保的公务人员。9月，全县368个乡、镇建立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设乡、镇长，副乡、镇长，财粮秘书，民兵中队长各一名。不久，全县调整为359个乡、10 个镇，乡镇以地名命名。1953年6月，区以下设232个乡、10个镇，乡镇人民政府为基层政权组织。

　　1956年6月撤区，全县并为34个乡、1个镇，乡、镇人民政府改称乡、镇人民委员会，6月18日撤销县农民协会。

　　第三节 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

　　一、筹粮支前

　　常德县解放时，城乡驻军和过境部队增多，需要筹集大量粮草支援人民子弟兵。1949年8月8日，县委成立常德县支前指挥部，并决定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勇担任指挥长。接着，县委和县支前指挥部组织4个青年工作队，连续举办两期共400多名学员参加的训练班。这批学员与南下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各区组织开展筹粮支前等工作。

　　县委部署：在较稳定地区以筹粮支前为主；匪盘之地以剿匪安民、建立地方武装为主，密切结合筹粮支前，准备迎接二野经常德西进，支援四野经常德南进，同时准备秋征。11月8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由长沙乘吉普车到达常德县城，二野将以常德作为向大西南进军的立足点和指挥部。刘、邓首长从南站乘轮渡到下南门码头时，常德驻军、机关干部和市民冒着蒙蒙细雨夹道欢迎。密集的人群从下南门两侧整整齐齐地一直排到白云中学(时为军分区司令部，今市老年病医院)。刘、邓等首长向群众挥手致意，步行至白云中学，在白云中学的教室里听取常德地区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汇报。

　　11月9日和11日，刘伯承、邓小平先后在常德民众戏院(后改为天声影剧院)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形势报告，给常德党、政、军负责人及机关共1000多人的干部大会作《关于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与新区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常德在接管城乡政权、剿匪反霸、筹粮支前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对新区的工作提出了任务和要求。在一次汇报会上，邓小平紧紧握住常德地、县负责人的手说：“常德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你们及时地为部队提供足够的粮草，为解放大西南作了物资准备，是个大贡献。二野的指战员衷心地感谢你们。”解放军驻集、途径常德县境时，纪律严明，每到一处，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群众给部队提供充足的粮草、房屋及交通工具，每天给部队送茶送水，处处洋溢着军民鱼水之情。

　　当时，二野司令部的作战室设在白云中学一间宽敞的教室里，室内挂了一张军用地图。刘伯承、邓小平就在这间房子里，运筹帷幄，指挥50 万大军进行川黔作战，决胜于千里之外。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西南局机关设在常德军分区，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同志分别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28日，刘、邓等西南局领导同志离开常德入川，留守部队亦于12月份离常。

　　1949年8月至12月，全县开展大规模筹粮支前。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后途经常德县境的部队共有37万多人，军马3.85万匹。每日人数多达10万人，少则1万余人。第二野挺进大西南之前，有10万部队在常德县境休整近一个月。为了保障过境部队的食宿和粮草携带，供应任务极为紧迫而繁重。县委组织宣传征借粮食的政策，明确规定：以地主富农为主要征借对象，列抵当年公粮任务，粮多者多借，粮少者少借，贫苦者不借，这一政策得到了群众的热情支持，广大翻身农民积极送粮支前。在四个多月内，全县筹借稻谷4942万斤、干柴4542万斤，稻草1648万斤。当年完成征购粮食8792万斤，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和地方军政人员的粮草供应。

　　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1949年8月，原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部溃至常德一带，纠集地方匪帮及反动会党拼凑成的5个暂编师被人民解放军击溃以后，部分残匪潜匿县境边缘山区，勾结地主恶霸，继续作恶，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9月3日，常德县建立剿匪指挥部，由县委书记霍俊峰和县长张勇担任正、副指挥，领导成员还有县委委员张其昌、县武装大队队长牛志英、县公安局副局长袁灵通等人。同时，分别在第三区和第七区建立剿匪分指挥部，由人民解放军常德军分区两个团担任剿匪主力，县大队、县公安局、县各区中队武装力量共512名兵力和地方干部与广大民兵相配合。其部署是先消灭后河“反共救国军”股匪，然后集中兵力剿灭在前河骚乱的“反共救国军九路军”股匪。按照“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开展剿匪斗争。

　　“反共救国军”司令田载龙派匪徒潜入龙门乡(今雷公庙、长岭岗一带)，勾结匪首侯宗汉(千余人枪)，吸收会党分子和反动会道门成员，发展土匪组织，成立“反共第21支队”，并与龙门乡惯匪头目赵文敏勾结，夜聚昼散，打家劫舍，伺机暴动。他们对准共产党，妄图搞垮新生政权，抢夺枪支，阻劫公粮，制造白色恐怖，闹得人心惶惶。1949年9月的一天晚上，股匪40余人窜至望仙桥，将在黄家祠堂收公粮的张政喊出，连砍数刀，将其杀害。1950年3月7日，有4名土匪化装潜伏在灌溪岗市山上，将通知调粮路经该地的常德地委通讯员马泽玉活活砍死，抢走冲锋枪、短枪各一支。3月10日，五里溪周家屋场百余人将稻谷运往县城杨家牌坊时，被土匪探知，他们联络桃源的土匪，纠合100多匪徒袭击运谷现场，当场杀死发粮盖印的华福田、记码员杨协成等，抢走粮谷6万多斤。2月23日晚，一股土匪在周家店抢走公粮1万多斤。农历二月下旬，龙门乡六保准备成立保农会，一个贴标语的青年在大桥墟场上被土匪捉住拖到荠米田里乱刀砍死，该青年的父亲闻讯赶来救儿子，也被土匪砍死在大桥墟场上。

　　1949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80团开赴太浮山一带剿匪，组织常德、桃源、临澧交界处的民兵对其围追合击。常德县驻三区剿匪部队在当地政府与群众的配合下，对土匪展开强大攻势，共捕捉团级以下匪徒73人、登记悔过匪首官兵70人，其中暂编师团长7名、营长10名。这年冬天，由湘西窜来一股土匪，拼凑300人枪，建立“反共救国第三支队”，盘中踞白云山、七姑山、太阳山一带。1950年初，解放军480团与常德、澧县两县大队配合，组成剿匪主力，以澧县白衣区中队、干部、民兵配合阻截土匪北逃；常德县第二区区中队驻郑家河，第二区机关干部、农会骨干驻石公桥，阻截土匪南逃；第三区干部、民兵设防穆家大桥，阻截土匪向太浮山逃窜。2月中旬，480团围攻白云观，一面对敌喊话劝降，一面火力强攻，战斗一个多小时，捣毁了白云山匪巢，活捉土匪20多名，余匪逃窜。后一面搜捕围剿，一面开展政策攻心，利用其亲属向土匪宣传政策，指明出路。匪团长马昆武等被迫投降。一名匪营长顽固抵抗，被民兵抓获镇压。3月，漏网匪首纠合散匪100余人，盘踞长岭岗一带，继续捣乱。剿匪部队以1个连分4路进击，在太阳山发动上千的民兵合围搜山，大部匪兵被迫缴械投降。

　　剿匪部队对土匪势力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加强了政治攻势，到各地宣传剿匪形势和剿匪政策，召开群众大会，讲解“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号召家家防匪，户户防特，做到不当匪、不藏匪、不通匪。同时，建立防匪自卫队，协助部队捕匪；召开匪属会议，指明“缴枪投降，回头是岸”，要其寻找、规劝子弟回家当良民。在政治攻势和军事清剿下，土匪势力纷纷瓦解。1950年4月9日，已成光杆司令的匪首侯宗汉，带着8名卫士，携带6支手枪、150发子弹向剿匪指挥部投降。到4月15日，在第三区的持枪股匪被全部消灭，共毙匪56名，俘匪129名，缴获长短枪100多支。从此，后河一带社会秩序逐渐安定，民主建政得以顺利进行。

　　1949年7月，惯匪、红帮头子瞿岩山及其匪众被宋希濂收编为暂编三师，不久，被人民解放军击溃。 10月25日，瞿岩山又在县境仙池乡分水坳成立“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自任副司令，后任师长，拥有600人枪，气焰十分嚣张。26日晚，瞿岩山指挥匪团长纠合48个土匪，将在沧浪乡唐家溪开会的征粮干部唐伯年、龙丕福诱骗出来杀害，抢走手枪一支，抢走军粮600余石。12月上旬的一天，他们出动40多人抢劫农家，奸污妇女，其中有2名即将分娩孕妇被土匪用辣椒、烟叶活活薰死。这伙土匪丧尽天良，失去人性。同月，瞿匪一伙潜入港二口、逆江坪、尧天坪一带，逼迫老百姓为匪，规定每家15岁以下男子须参加一个，否则就要家破人亡。只20多天，瞿匪在4个乡扩充红帮2000多人，抢走军库粮食43万多斤，人民群众对土匪恨之入骨。

　　1950年1月，县剿匪指挥部调集县武装大队侦察通讯排和前河几个区中队的兵力，配合解放军两个排，与桃源、安化的剿匪部队配合，对瞿岩山莫家溪匪巢进行“拉网式”攻击，将瞿匪的一部分围困在纵横二、三十里的大山中进行消灭，除击毙的以外，部分喽罗溃散。同月，第七区武装中队数十人在罗家溪被匪“九路军”包围。夜间，中队派员突围往驻桃源边境的解放军480团一部救援，部队即派区干部龚吉燕来区中队联络，龚不熟悉山岭小路，误行到大冲(今紫云山)被匪杀害。480团见龚久去未返，断定中途出事，决然飞速进击，击毙数匪，余匪逃匿，武装中队才脱险。4月5日，驻在常德县靠安化交界处侯力坡的股匪部蠢蠢欲动。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当即组织重兵清剿，当场击毙17名。经过这一仗，土匪纷纷缴械投降。剿匪部队乘胜追剿残匪，匪“九路军”被消灭。1949年9月至1950年4月中旬，全县共出动剿匪33次，县境持枪土匪除击毙者外，共俘虏252名，自首383名，缴获步枪、手枪、冲锋枪200多支，各种子弹1160发，手榴弹72枚，还有大炮、刺刀、炸药等，并追回了部分被劫走的军粮。同时，有土匪、恶霸61名被叛处死刑。

　　匪患基本肃清后，1950年3月，县委、县人民政府组建各级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减租退押运动，全县斗争不法地主523人，共减租谷363.7万公斤，减息谷197.5万公斤，没收地主掌管的公产积谷89.6万公斤。

　　三、镇压反革命肃清敌特残余势力

　　解放初期，残存在县境的反革命分子，继续与人民为敌，暗杀革命干部和筹粮队员，抢劫公粮、枪支，攻打区公所，组织阻粮暴动。1949年8月，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令国民党特务、原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分队副以上骨干到登记站登记，听候处理。全县共登记国民党骨干540名，三青团骨干664名，政界骨干1417名。9月，在歼灭瞿岩山和侯宗汉两股土匪中，侦察逮捕土匪恶霸532名。

　　县内股匪被消灭前后，一些分散隐蔽的匪徒、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等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暗杀、投毒、造谣等破坏活动。有的不法地主杀人放火，用索勒死土改积极分子，悬于梁上；有的放火烧毁农民的山林、房屋；有的反攻倒算，收买挑拨，企图推翻农会。1950年2月6日，十美堂发生反革命阻粮暴动事件。原国民党阳城乡乡长朱经民为首先后3次召开乡、保头目会议，密谋策划，煽动不明真象的三、四千人阻止运粮，被区中队和解放军鸣枪驱散。后来，朱经民和中统特务康剑等被处以极刑。

　　是年10月，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配合土地改革，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的重点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实行“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县委组织大批干部、战士和民兵，深入群众进行镇反运动调查动员。1951年2月，县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开始发动群众揭发，组织控诉斗争，公开审判处理。8月10日，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发出联合指示，建立县清匪治安委员会，由县委书记为主任；区清匪治安委员会由区委书记、区长、区中队长、公安派出所长、民兵大队长、农协会主席组成，区委书记为主任；乡治安小组由农协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乡长、民兵队长、指导员、团支书、治安员、妇女会主席组成。9月5日，根据地委关于镇反工作的紧急指示，县委提出五条具体意见，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制定详细措施，广泛彻底地肃清反动势力。到1953年3月，全县先后逮捕反革命分子2165名，分别罪行大小，依照《条例》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其余的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交社会管制。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敌特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同时，美军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10月，党中央决定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6月，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常德县分会(中央设抗美援朝总会)，县委书记张勇为分会会长。县委根据地委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与镇压反动派的指示，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在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开展深入广泛的宣传运动。讲清美帝国主义所走的就是日本走过的老路，先侵略朝鲜及我国台湾，再由朝鲜而东北，而华北，而全中国，中国人民必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暗藏的反动势力必然会变本加厉地阴谋破坏，造谣惑众。二是在城镇召开各界抗美援朝会议、高度警惕特务分子破坏，开展反谣斗争。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必要性解释清楚、克服恐美病、恐原子弹病，并发动群众表示态度，加紧生产，努力工作。三是在乡村开展时事宣传，以反破坏、坚决镇压反动分子为中心并结合生产与其他工作。召开扩大农代会、群众会，教育群众克服麻痹，反对恐慌，维护好地方治安，顺利进行土改，积极参军，壮大县、区武装。经过发动，全县形成了参军、参战、增产节约、捐献支前的高潮。

　　1951年6月和11月，县委先后两次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动员抗美援朝，订出了捐献战斗机和大炮的增产计划，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出现了互相竞争比捐献的动人情景。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应征，不少兄弟争相报名，父母送子应征，妻子送丈夫参军。全县有5006名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在做好扩军工作的同时，县委加强了对拥军优属工作的领导，组织干部群众给所有军属送光荣匾，实行代耕，分土改胜利果实给予照顾，逢年过节进行慰问。在党和人民的关切下，广大军属深受感动，纷纷写信给前线亲人，鼓励勇敢杀敌，立功受奖。全县人民一月之内捐献2.34亿元(旧币)，购买1架“常德县农民号”战斗机和1门“常德县人民号”高射炮，支援前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197名常德县籍志愿军指战员英勇牺牲，他们用鲜血为抗美援朝和中朝友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一年冬季，县委牵头组织民政局、粮食局等单位为197名烈士的家庭发给优抚金4550元，现粮45.5万斤。第三章领导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三章 领导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

　　解放后的头三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以主要力量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恢复国民经济。首先，从土地制度入首，打破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收归国有，让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的跨越。同时兴办工商企业，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为了使人民群众彻底摆脱封建残余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县委带领人民进行对旧的婚姻制度、教育文化制度和卫生制度的改革。同时，扫除娼、赌、毒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使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第一节 实行土地改革

　　一、解放初的土地状况

　　解放前，常德县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占人口小部分的地主、富农拥有大部分土地；占人口大部分的贫雇农只占有一小部分土地，受尽剥削和压迫，过着贫穷生活。据1949年统计，全县有总人口54.34万，总耕地150万亩。只占全县总人口的4%的地主，却占有全县总土地的49.2%，人均占地33.8亩；富农占总人口的3%，占总土地12.9%，人均占土地11.9亩；而占总人口62.6%的贫农只仅占有总土地的19.3%，人均占土地只0.85亩；雇农占总人口的3.3%，只占有总土地的0.36%，人均占地只0.3亩。地主豪绅主要是通过地租剥削贫苦农民，无地或少地是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这种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断产生大地主，一些地主通过掠夺、盘剥购买等手段，不断获取土地，势力日益壮大。1949年，全县户均占地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17户，其中4户户均占地4000亩以上。毛家滩大地主王春林占有土地6000余亩，租给12个村的农民，年收租谷7200余石(一石相当160斤)。每遇春荒乘农民之危，将谷贷给农民，进行重利盘剥，利谷除还本外加利40%～50%。周家店大地主胡云岩占有土地5000余亩，1947年涨水溃垸，佃户仅收一季蚕豆，也被他掠走。这年逼租有5人被毒打，3人被关押，12户背井离乡。另一方面是贫雇农增多，其生活日益恶化，有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吃了上餐无下餐。

　　二、试办常德地区第一个土改试点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5月，中共常德地委派出以民运部副部长韩芳玉为首的工作队进驻常德县清平乡，开展常德地区第一个土改试点，历时半年。土改试点分四步进行：①扎根串联，诉苦发动；②划分农村阶级成分；③没收地主财产，分配胜利果实；④划乡建政，发展生产。中共常德地委书记乔晓光亲自到乡听取土改情况汇报，布置工作。当时试点为稳定面上地主情绪，避免外逃或疏散财产，是进行的“和平土改”。在地委办点的同时，常德县委派出工作队在石门桥区观音庵、合兴寺、枫树岗、檀树坪等乡办土改试点。

　　6月下旬，地委决定地委土改试点扩大到附近的大同、兴发、中心、灌溪等9个乡。在划乡建政中，地委土改工作队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定名，将清平乡划分南湖、聚宝、全美三个乡，所有试点乡的片改名为村；二是整顿和扩大农会、民兵组织；三是选举，以村召开农民协会会员大会选举乡农会代表，以乡召开农会代表会，投票选举农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选举乡长和副乡长。以乡召开民兵大会，选举乡民兵中队长和副中队长。还以乡选举了乡团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各村分别建立了农会小组、民兵分队和团小组；四是组织典型带头，互相帮助，发展农业生产。这年底，地委又派工作队到这三个乡进行土改复查试点，补上不足之课，枪决了大地主王金魁。

　　地委、县委通过办土改试点，为全面铺开土地改革，摸索了作法和经验。

　　三、全面铺开土地改革

　　1950年11月20日，常德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简称“县土委会”)成立，由县委书记董峰任主任委员，魏恒若、张立木为副主任委员。县土委会始设草坪乡，后设镇德桥乡。全县土改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于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组织干部1001名，在前河152个乡进行土改。第二批于1951年7月至9月，组织干部321名在全县不同类型的54个乡进行土改。第三批于1951年11月至1952年4月，组织干部780人，教师1403人，还有北京土改三团188人，土改七团122人，在后河166个乡进行土改。在土改中，严格执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土改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坚持发动群众，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自己起来打倒封建地主势力。划分家庭阶级成分坚持慎重态度，在自报的基础上，群众公议，农会审定，出榜公布，征求意见，经过三榜审定。全县共划定地主7092户；富农5844户；佃富农1532户；小土地出租1774户；中农23677户；佃中农21032户；贫农85055户；雇农4445户；其他2142户。

　　土地改革在土改工作队和农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路线，开展清算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和查隐瞒、反疏散财物的斗争。全县共斗争不法地主11743人，其中被依法判处死刑的24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79人，另有531名地主死亡。共没收地主土地73.8万亩，耕牛5857头，犁、耙、水车、扮桶等农具18万件，家具衣物120余万件，黄金1900两，白银2.06万两，银元12.54万块，稻谷2978万斤，房屋4.74万间。对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经民主评议等级，三榜定案，分给贫农、雇农、佃中农和少数中农，征收富农超标准的土地，同时，给地主家庭保留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

　　1951年10月，北京土改三团、七团共310人，由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带队到戴家岗、十美堂参加土地改革。周扬在戴家岗区殿山乡(今武陵区南坪岗乡戴家岗村)蹲点，化名赵英，任土改工作组组长。他和土改工作队员帮助穷苦农民何兴章提高思想觉悟，推选他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何的父亲何柏林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杀害，并悬首示众于下南门。周扬代表土改工作队在何家大门挂上“光荣烈士何柏林之家”的光荣牌。土改结束后，周扬离常返京。临行时，当地一百多群众排队含泪为他送行。

　　四、土地改革复查

　　1952年4月，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组织力量对土地改革进行全面检查，发现有部分三类乡群众发动不充分，乡、村领导成员不纯，地主阶级未被彻底打倒。少数不法地主反攻倒算，夺田占屋，破坏生产。9月至次年元月，县委和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根据地委《关于开展土改复查的决议》，组织376名干部和430名农村基层骨干，由县党政领导带队，深入到227个乡进行土改复查，重点解决土改不彻底和土地浮财分配中的遗留问题。通过复查，打退了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嚣张气焰，追回了应没收的果实。在土改复查中，全县新划漏网地主114户，纠正被错划为地主的54户。没收新划地主土地2.16万亩，房屋1272间，耕牛120头，农具家具1.4万余件，浮财折谷58.34万公斤。“果实”分配采取填坑补缺的办法，重点分给最困难的贫雇农。同时进行了查田定产，对土地逐丘丈量测准面积。把全县湖区、山区、丘陵区田土定为23个等级，明确每丘四方界限，绘图造册，载明业主姓名。清查结果，全县有田地162.9万亩，其中水田139.9万亩，旱地23万亩。对田地实行分等定产，平均亩产估算458斤，共定产稻谷74673.3万斤。

　　土改复查后，各乡农会均召开庆祝会，当众烧毁不合理契约，给农民颁发土地所有证，实现“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全县土改，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实行社会改革

　　一、改革旧的教育、文化、卫生制度

　　解放后，县委重视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对旧的教育、文化、卫生制度进行了改革。刚一解放，县委、县人民政府随即接受公、私立小学，将乡镇中心国民学校改名为完全小学，将保国民学校改名为小学，并学习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推行民主管理。1950年，县委贯彻“学校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开展劝学运动。全县推行“村学村办、乡学乡办”，大量吸收工农子女入学，出现兴办小学热潮。学制实行“四·二”分段制，分为春、秋两季招生。1951年，全县小学生由1949年22169人增加到30015人。1953年7月，省、地确定常德县为整顿小学教育工作试点县，由省、地、县组成“常德整顿小学工作委员会”，调整学校布局，建立正常教育秩序，由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并推广普通话教学。通过整顿，全县有小学647所，学生59696人，教职工1796人。8月，接受私立隽新中学为县属公办初级中学(1958年更名为常德县第一中学)。1956年，全县建立各类学校925所，在校学生增加到90471人。

　　县委、县人民政府为改变县内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的局面，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免费治疗与预防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1950年6月，县人民政府在杨家牌坊创办全县第一个医疗机构——常德县卫生院，有医务人员7名，开展门诊并负责全县卫生行政工作。在全县开展以除蝇、蚊、鼠、臭虫“四害”为主的卫生运动，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改善。1952年被评为全国爱国卫生工作模范县，黄土店区湖堤村、芦荻山乡芦荻山村、石公桥乡北极宫村被评为全国卫生模范村。1953年，全县建立17个区卫生所，培训新法接生员581人，组建接生站170个。1953年6月，县委、县政府组织干部群众对境内血吸虫病进行首次摸底调查，发现10个区、70个乡镇有血吸虫病患者3.2万人，钉螺面积5万余亩。接着，在流行区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血防知识，使广大群众了解血吸虫病的防治方法，帮助患者治疗。1956年6月，成立县血吸虫病防治站，疫区的区乡均建立了血防机构，下设13个血防组，有医护人员148名。各血防机构开展对血吸虫病的防治，抢救了1000多名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由于对各类疾病防控治疗水平提高，人口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提高。1953年7月1日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实际人口585532人，比1949年增加41063人。到50年代中期，鼠疫、霍乱、天花在县内绝迹。

　　文化事业开始新的起步。1951年建立县文化馆，农村纷纷建立业余文艺宣传队，民间艺术活动得到了发展。冬季开始，全县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各乡村相继兴办冬学和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结合进行政治时事教育。1952年9月，县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配备扫盲专干23人，推行“速成识字法”。1956年县成立扫盲协会，全县教师、学生、干部、职工参加扫盲工作。扫盲夜校、民校遍布城乡，有15万人入校学习文化。康家土口乡七星庵村有一对夫妇，经过两年扫盲学习，当上了国家干部。4月1日，县委机关报《常德县报》创刊，为8开4版，5日刊，每期发行7000份，发至乡、村和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后改为双日刊，县新源印刷厂印刷。文艺、广播、报刊均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教育活动。8月，全县建立4个电影队，到各乡巡回放映。同年2月，县人民政府拨款2万元，购置扩音机2台，总功率为450瓦，录音机1台，收音机1台，5月1日正式建立县广播站，常德县成为湖南省第一批建立有线广播站的县。

　　二、禁烟毒、禁赌博、禁娼妓

　　为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县委、县人民政府坚决查禁烟毒、赌博和娼妓活动。同时，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后，县委成立禁毒委员会，抽调45名干部，组成禁毒办公室和3个调查组，以毛家滩、周家店、牛鼻滩、河洑等地方为重点，彻底搜缴烟种、烟土、烟枪，严惩种、藏、制、贩烟毒者。到1952年，全县查出烟毒犯33名，逮捕判刑6名，管制14名，具结悔过13名，烟毒至此绝迹。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及其公安机关结合民主改革，对赌头、赌棍、赌痞进行严厉打击，对参赌者分别进行教育、罚款、悔过、拘留等处理。由于各地特别是县城区做了大量禁赌工作，赌博活动逐年减少，到1956年赌风基本刹住。

　　解放时，县城区有妓院70多家，妓女200多人，集镇墟场暗娼甚多。1951年，县人民政府从民政、公安、法院、妇联、文教、卫生等单位抽调干部，采取统一行动，收容妓女，组织学习，并治疗性病。同时打击少数有罪恶的老板、鸨儿。对“沉渣泛起”重操旧业的，公安机关查获后予以逮捕法办。对妓女进行教育后，采取遣送、收容、安置等措施，使之各有归宿。1953年，卖淫活动绝迹。

　　解放初，反动会道门组织和土匪等反动势力相勾结，阴谋破坏民主改革。1953年，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明令取缔同善社、一贯道等12个反动会道门组织。全县逮捕道首42名，悔过登记的道首205名，自动声明退道的道徒4414名。经过查禁和取缔，全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形势。

　　1953年2月，中共常德地委任命张立木为常德县委书记，2月任命王建阁、王明江为县委副书记。1952年12月，任命王炳申(河北人)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三、实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

　　解放前常德和其他各地一样，实行的是封建包办婚姻。举行婚礼前男女双方不能相见，否则视为伤风败俗。婚姻形式低俗愚昧，有娃娃亲、童养媳、富豪家庭还有一夫多妻的现象。有的妇女为抗婚离家出走，酿成很多人生悲剧。结婚程序有说媒、发“八字”、纳聘礼、花轿迎亲等，费用惊人，许多贫苦农民娶不起媳妇，有的一辈子独身。女性受封建习俗制约，受尽折磨。若男方因故死亡，女方需恪守妇道，如礼服丧，甚至守“望门寡”。

　　1950年5月，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法》规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结婚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彻底废除一夫多妻、童养媳等封建婚姻制度。还作出了不索聘礼、不坐花轿、婚事操办从简等规定。

　　《婚姻法》颁布后，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妇联组织开展学习和宣传《婚姻法》。1953年2月，成立“常德县贯彻婚姻法委员会”，组建了婚姻法庭。全县各级妇联举办培训班，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婚姻法》，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学习贯彻《婚姻法》后，县内有1000余名童养媳获得自由。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逐步从厨房走向社会。同时，县委加强了对妇女干部的教育培养。南坪岗乡南坪岗村童养媳张冬初，挣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后，当上农会主席，参加了革命工作。1952年11月召开的全县劳动模范大会，有21名妇女被评为劳模，有的还被评为特等劳模。

　　在实施《婚姻法》中，全县审结婚姻纠纷案2032起，占当时民事案件的80%，解决了封建包办婚姻遗留的问题。

　　四、实行义务兵役制

　　1955年5月，县委决定在全县普遍展开《兵役法》宣传。为适应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的改革，6月份县委和县兵役局召开《兵役法》宣传员代表会议，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兵役法》。12月19日开始民兵编队和整顿民兵组织。

　　1955年度征兵工作是按《兵役法》征兵的头一年。为了做好这次征兵工作，县委成立了兵役委员会，抽调干部、教师、医生270多名组成征兵队伍。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宣传《兵役法》。组织各类剧团448个、宣传小分队1345个，共有两万多人投入其中，分布各乡镇送政策上门，进行教育发动。从1956年1月21日至27日召开有三级干部参加的征兵大会，到2月25日全县完成征兵任务1458名。新兵集中时出现父母欢送儿子、妻子勉励丈夫、未婚妻相送未婚夫、兄弟争相服兵役的可喜局面。入伍新兵中，没有独子和唯一劳动力。

　　第三节 恢复和发展经济

　　一、建立新湘卷烟厂等工厂

　　1950年初，县委、县人民政府白手起家办工业。为解决香烟紧缺矛盾，派魏荣庭、李书乐带领11名工人，在距常德城8公里的常德县河洑镇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筹建常德县新湘卷烟厂。

　　1951年3月，县人民政府投资，从已倒闭的长沙私营利丰卷烟厂购进一台卷烟机，同时请来张惠和等36名包装工人和机修工人。5月1日，开始设备安装调试，7月1日试生产。8月1日，该厂首批产品“农友”和“卫国”牌卷烟投放市场。1952年3月，津市市澧津烟厂停办后，设备和技术人员由常德县新湘烟厂接收。这年县新湘卷烟厂有简陋切丝机3台，卷烟机2台、职工122名，年末固定资产原值4.64万元，年产卷烟2571箱，实现产值88.9万元，利税40.71万元。当时卷烟生产的大部分工序仍然是手工操作，生产力比较落后，只能生产丙级卷烟。

　　1959年在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中，县新湘卷烟厂的党员和工人响应县委“大办工业”的号召，开始生产乙级卷烟，品牌有“龙门”、“洞庭”、“银象”、“鼎城”、“前门”、“常德”等14种。该厂一方面发展自己，一方面还联办和扶持常德县炼焦厂、电池厂、灯泡厂，为发展地方工业作出了贡献。1960年4月，县新湘卷烟厂为执行县委、县政府将斗姆湖公社临沅大队建成工业区的决定，从常德县河洑镇迁到临沅。由于临沅的地理位置不适合建厂的要求，该厂于1962年又迁回原址河洑镇。1963年，县新湘卷烟厂兼并湖南省辰溪卷烟厂。

　　1950年至1951年，在建立新湘卷烟厂的同时，还相继建立大河街米厂、新源印刷厂、河洑伞厂和新生油坊，并将昌明锅厂公私合营后转为地方国营工厂。

　　二、领导抗洪救灾与整修堤垸

　　常德县由于地处沅澧两水尾闾，境内湖泊遍布、河港交错，历来水旱灾害频繁，水患尤甚。每遇水灾，不少灾民被淹死、饿死，或无家可归逃荒在外。为防洪抗旱，治水兴利，世代相继，但成效不大。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领导抗洪治湖，兴修水利，给人民排除水患之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1952年夏，为治理水灾大环境，县委出动民工4000人，组成“常德县总队”，参加修建荆江(长江)分洪工程，修筑土方17.9万立方米，完成荆江南闸工程的开沟、清淤、排水、修筑围水堤和大堤等工程任务。是年12月，县委又组织5000民工，分3个大队，与汉寿县组成“常汉总队”，参加治理南洞庭湖工程。县内民工修筑土方40余万立方米，完成沅江县的高积湖堵口、修堤和赛渡口开挖等工程。

　　1954年6月至7月，常德降雨39天，降雨量达848毫米，沅、澧水同时暴涨，县境遭受特大水灾。沅水南碈最高水位39.69米，内河最高水位36.14米，澧水沙河口最高水位37.27米。在洪水威胁下，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人民防汛抢险。县直各机关单位只留一、二人留守机关工作，其余人员均分赴各堤垸指挥和参加防汛抢险战斗。全县共出动劳力7.54万人，采取领导、劳力分段负责的办法，固守堤防。这年防汛抢险达53天，终因水溢堤顶，全县有八官、崇孝、民主、阳城、三合垸等19个堤垸溃决，淹田62万余亩，受灾人口达25.1万余人，灾区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抗灾中，县委、县政府发动干部安全转移群众，减轻了溃垸时人畜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组织灾民开展生产自救，抢种晚稻和越冬作物50万亩，从外地购进耕牛千余头，支援生产；从贵州等地调进粮食5000多万斤供应灾民；发动非灾区群众从物资和劳力上给予帮助，国家拨救济款151.8万元，发衣被3.39万件，发晚稻种谷20万斤。在防汛抢险斗争中，广大党员、共青团员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年7月14日、 19日，三合垸邱家碈两次漏水，形成漩窝，共青团员刘小和在第二次抱着棉絮下水抢堵时，被漩窝卷进碈门中卡住，不幸牺牲。后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是年冬，省委、省人民政府动员治理西洞庭湖，将澧水以南、沅水以北筑堤合修为民主阳城垦区、西洞庭湖蓄洪垦殖区一个大圈，使沅、澧水各有独立洪道。此项目工程巨大，需新修、培修大堤共长115.7公里、建苏家土口、罗家铺水闸两处，堵河口10处。

　　11月下旬，县委、县人民政府从全县动员8.5万民工、2000余名干部，由县委书记张立木、县长王炳申、县委副书记李新革分别带队组成3个总队、33个大队参加此项工程。一总队担负汉寿县小港、龙打土口两处堵口及沅水南岸的大堤培修。二总队担负沅水北岸牛鼻滩、贺家山等处的大堤培修和马家土口、三汊河、小河口三处堵口。三总队担负余家垱至三汊港堤段培修及牛屎湖筑堤等工程。施工期间遭遇持续44天的大冰冻，气温最低降到摄氏零下12度，大地冰封，寒风刺骨。堵口筑堤，难工多，塌陷严重。小港堵口时，667米堤段发生塌陷483次，四大队担负的堤段一次下塌4.5米。在堵口已完工验收，民工准备撤离的前夜，筑起的大堤突然全部塌平水面。担负堵口的1.9万多民工、干部以钢铁般意志，随塌随筑，整个堵口工程设计土方20万立方米，实际进土98.9万立方米。小河口、三汊河等堵口，牛屎湖、信阳湖等穿湖修堤工程，都经过战塌陷的艰苦搏斗。全体民工、干部奋战120余天，移动土石方640万立方米，完成了全部工程任务。治理西洞庭湖后，沅、澧两水分流，不再相互顶托。县境堤垸由26个并为6个，临洪大堤由623公里缩短为127.4公里。第一总队四大队被湖南省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指挥部命名为钢铁英雄大队，获得银质奖。张伯民、刘作好、周冬轩等133名民工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彭岳保、陈绪阶、张丕望等25名干部评为特等模范工作者。

　　在修复西洞庭湖中，因划分洪道、修堤挖压与新建国营农场，开展了移民工作。全县共迁移4066户，16312人，其中迁往荒州的3111户， 1955年4月移民工作结束。治湖以后，为方便防汛和农业生产，1955年6月2日，常德县毛家滩区的毛家滩、聂家桥、太子庵等12个乡镇划归汉寿县。汉寿县的安康垸、同春、四美等4个乡划归常德县。常德县的陈家嘴、门板洲等7个乡镇划归安乡县。安乡县同兴乡迁至常德县紫流洲、竹山咀一带。7月，常德县周家店乡高家垸村划归澧县管辖。是年，在常德县境内建立湖南省国营西洞庭农场。

　　三、召开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4年3月16日，常德县普选乡镇人大代表，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做准备。参加投票选举的有317240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92.35%，这是全县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

　　常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7月28日至30日举行，应出席代表446人。由于湖区抗洪，部分代表不能参加，实际出席会议代表257人。这次大会，是在全县深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热潮中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是第一次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过宣传发动、人口调查、选民登记等，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次会议主要议程：听取全县基层选举情况汇报；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宪法草案；通过大会决议。会议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互助组、农业社，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湖区抗洪救灾。会议收到代表议案273件，立案254件。这次会议决定将县人民政府改名为县人民委员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县人民委员会领导成员，王炳申当选县长，郑建华、张彩当选副县长。

　　是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国家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宪法》颁布后，县委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讨论，第一次受到《宪法》教育。

　　县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55年4月19日至21日召开，应出席人大代表439人，实到318人，会议主要审议《县人委会工作报告》，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修正草案)。会议收到议案268件。会议提出贯彻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定”政策，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会议选举产生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名，选举魏呈贵为县长，张彩、郑建华为副县长，罗自立为县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张勇、魏呈贵等12人为出席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县人民代表大会属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加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全县工作开始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1954年11月，中共常德地委任命张琢(山西省人)为常德县委书记，王建阁为副书记。第四章领导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 四 章 领导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县委在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的基础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2月全县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第一节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宣传党的总路线

　　1953年冬开始，县委在全县开展过渡时期的路线的宣传教育，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学习宣传发展主体(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两翼”(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提高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认识。经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理解和支持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上来。

　　1954年为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县干部农民围绕少数人翻身后，热衷于“三十亩田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开展回忆对比，摆两极分化的危害，讲互助合作的好处，宣传聚宝乡李寿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

　　1955年12月，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千人会议，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学习教育活动，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本深入人心。

　　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解放初，粮食供应紧张，市场粮价攀升。随着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增加，国家购少销多，逆差扩大，供求矛盾尖锐。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自由贸易改由国家垄断，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11月13日至21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县、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关于粮食统购工作的思想、政策、任务与方法问题。会议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作动员报告，组织学习和讨论，统一思想认识。会上有1500人当场响应号召，自报卖余粮26万多公斤。会后，省、地、县、区组成4000余人的工作队，深入全县，到村到组到户宣传党的政策，教育发动群众，落实统购任务，组织粮食入库。全县核定粮食产量3.38亿公斤，余粮户86194户，交纳公粮6352万公斤，统购粮食6637万公斤，种子、饲料粮4311万公斤，购后余粮1.65亿公斤，人平275公斤。11月，全县开始粮食计划供应，先在蒿子港、陈家嘴、周家店、石公桥、镇德桥、牛鼻滩、河洑、斗姆湖、毛家滩、黄土店10个集镇的居民中实行按户、按人、按年龄定量，持证(券)分月到当地粮食部门或供销点购粮。

　　1955年8月，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 “三定”工作，中共常德地委抽调40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常德县戴家岗乡进行粮食“三定”到户试点，县委派员参加。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发动干部群众确定了留粮标准，分户计算出粮食产量及留粮、购粮、销粮数量。以农业合作社计算余缺，人平余粮100斤以上者定购，缺粮100斤以上者定销。通过农户自报、民主评议、审查修订、三榜公布，制定了粮食“三定”到户方案。在试点的基础上，县委在10月份召开会议，部署全县粮食“三定”工作，到11月下旬结束。实行粮食“三定”3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稳定农民负担。并从9月1日起，对全县城镇人口、干、教、医等人员全面实行按工种、年龄定量供应粮食。全县定产面积133.3万亩，亩产193公斤，总产2.5717亿公斤，定购与征收公粮1.05亿公斤，定销1192万公斤，除种子、饲料粮后，人平实有口粮298.5公斤。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由于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县委按照中央《决议》中提出的“全党动手，全力以赴”的要求，坚持把农村中心工作与粮食统购统销相结合，年年抓得较紧，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节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试办常德地区第一个互助组和农业初级社

　　土地改革后，县内部分农户因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优势，富裕较快，有的买田、买屋、放高利贷。多数农户因单干加上生产资料缺乏，生产水平低，无力扩大再生产，遇到天灾人祸，有些户就出卖土地、房屋、借高利贷，不得温饱。特别是在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上，为解决农村缺劳力、缺耕牛、缺农具的困难，保证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1950年上半年，县委指示各区提倡换工、变工、人牛换工等形式，开展劳动互助。之后，陆续出现临时性互助组。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适时引导农民走农业互助合作道路。

　　1951年，农村开始建立常年互助组。2月6日，县委派出工作组，随同常德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孙云英带领的工作组，在聚宝乡朱湖村创办了常德地区第一个常年互助组——李寿光互助组。李寿光被推选为组长，有11户、51人，有耕地78亩、耕牛2头以及其它农具。在李寿光的影响下，朱湖村先后建立16个互助组，参加的农户123户，占总户数的51%。李寿光互助组粮食增产，各项工作走在全县、全地区的前面。李寿光被授予省“农业劳动模范”，奖大牯牛两头。同年10月7日，李寿光互助组被省第一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评选为全省五个特等集体模范之一。在地委和县委办点之后，全县各级领导办点示范，互助组迅速发展。到1954年4月，共建互助组12767个，其中常年互助组3444个，季节性互助组9323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101648户，占总农户的84%。互助组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办事的原则，土地、耕牛、农具私有，分户经营，劳力互助，换工找补；田土作物，谁种谁有，生产积极性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22941万公斤，比1950年增产3523万公斤，增长15%。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地委和县委又在河洑区聚宝乡办试点，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组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地(县)委工作组向李寿光互助组宣传中央《决议》的精神，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李寿光互助组11户联名申请要求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经地委批准，在地(县)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李寿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53年3月29日正式成立。入社农户31户，126人，劳动力62个(女29个)，水田224亩，棉地84亩，耕牛5头，犁、耙各10张，水车15张，还有其它农具。李寿光初级社是全省和全地区建立最早的农业社之一。在建立初级社试点中，县委采取民主、自愿的作法，对土地评产入股、确定分益办法、耕牛、农具折价、确定入社股份基金、评工计分办法等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妥善处理。在此基础上，组织社员制订并通过了干部社员必须遵守的《社章》。按《社章》规定，由社员大会选举9名社管委会成员，李寿光为社长，还有副社长2名、会计、出纳、保管各1名。

　　李寿光初级社在当年年终时，社员们总结有五个优越性：一是解决了互助组争季节的矛盾；二是增施了肥料，改良了土壤；三是使用新技术，试插了双季稻；四是增强了抗灾能力；五是户户增加了收入。全社31户，户户增产增收，人均纯收入98元，每个劳动日分稻米19.5斤。李寿光初级社增产增收的喜讯，迅速传遍本县各地和附近的桃源县农村，农民纷纷到聚宝乡李寿光初级农业社参观学习。

　　二、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试办第一个初级社后，1954年春，县委又在不同类型的地方试点，先后建立同兴、荷花堰、毛坪里、肖家岗、铁家堤等8个初级社，结果社社增产，户户增收。建立初级社的作法是：第一，依靠骨干，广泛宣传政策，深入进行思想发动和组织串联，建立筹委会，自愿申请入社；第二，民主协商，妥善处理入社中的具体问题；第三，审查、通过《社章》，选举社的领导；第四步，制订生产计划，合理组织劳动力，掀起生产高潮。同时，针对部分农民怕人多心不齐，搞不好生产；干部怕管不好；贫雇农怕交不起入社股金，受人歧视；中农怕减少收入，怕不自由等思想疑虑，进行四大讲：一讲社会主义的前途远景，走共同富裕之路；二讲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的优越性；三讲初级社的性质和入社的目的；四讲入社的原则和具体政策。从而解除了疑虑，农民入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县农业社迅速发展，有的整组整村的农民向乡、区申请入社。

　　到1955年11月，全县建起1782个初级社，入社农户达11万户，占总农户的81.3%。195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来县，前往河洑、石板滩两地视察农业合作社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耕牛、农具作价归社，土地统一经营，收入按劳力、土地比例分配，劳力按工分分配60%，土地分红40%。劳动力由社统一安排，劳动评工记分，抗灾能力增强。据1955年统计，初级社的粮食年产比互助组高22%，比单干农户高31%，一般的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

　　三、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0月，中共常德地委在聚宝乡试办高级社，县委派员一并参加办点。次年1月，聚宝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由李寿光任社长。聚宝高级社由17个初级社、34个互助组和346户单干农民联合组成，共975户，3946人，耕地10597亩。这是地、县建立的常德地区第一个高级社。

　　1955年12月，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部署试办高级农业社，并召开全县高级合作社准备工作会议，研究建立高级社的规划、政策、作法，确定并社、升级、扩社一同进行。县委在参加聚宝办点的同时，还在全美乡办点示范，建立了青林高级社。县委及时推广聚宝和青林高级社的经验，使高级社迅速发展。

　　为办好高级社，县委在1956年2月29日至3月6日，召开区乡干部和农业社社长会议，到会2634人。经过大会报告、小组讨论，典型发言、考试评卷等办法，回顾检查农业生产和办农业初级社中存在的问题，学习讨论农业社包干及“三等九级”劳动定额。这次会议，对建立和办好高级社起了促进作用。同时，对船民、渔民、鸭民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组织船民、渔民、鸭民加入合作社，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到3月底，全县建立高级社791个，入社农户达15万户，占总农户的98.9%。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动工分分配。社员的土地归高级社集体所有，社员的耕牛、大型农具折价归社，价款分期偿还。山地的林木折价归公，分期付款。集体生产，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责任制。至此，全县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时，有的违背“入社自愿”的原则，操之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影响部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1957年春天全县有215个高级社的部分社员闹退社，影响集体生产，后来进行了整顿和完善。

　　第三节 手工业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一、改造手工业

　　1949年8月，县城3镇析出置常德市后，县城工业、商业全部移交由市接受，农村集镇的手工业和私营商业底子薄，规模小。是年，全县农村集镇仅有传统纺织、食品加工、五金农具、竹木制品、采金、小造纸、缝纫等手工业产值77.18万元，只占工农业总产值1.88%。

　　1953年开始将全县私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1052家(户)，共3184人，逐步引导走手工业合作化道路。是年3月成立黄土店染织合作小组，接着组建棉织社、织袜社、铁业社。1954年，县委根据党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按照自愿原则，通过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互助合作形式，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2月，组建县手工业生产合作联合社，民主选举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委员，领导和管理基层社(组)。在坚持党的领导、贯彻阶级路线、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对原自发组织起来基础又较好的转为合作社(组)，并发展了一批新的合作社。是年，手工业合作社形成高潮，社(组)发展到68个，其中铁业社17个、木业社14个、篾业社9个、服装社(组)24个、其他4个，社员2107人，占全县手工业总人数的96.3%。

　　二、改造私营工商业

　　通过解放初期的恢复和发展，县委领导建立起县贸易公司、县采购局、县服务局等国营商业机构。1950年，县内经营商业有50个行业，1487户，从业人员3304人，其中以小商小贩居多，除坐商、行商、批发商、零售商外，还有散居农村的半农半商户，资本一般在500元至1000元。1951年，私营零售额占全县农村商品零售额的80.9%。

　　1952年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主要通过国营企业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让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经销、代销商品，逐步将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953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加强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的领导，广泛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接受改造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1954年，县委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期工作，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私商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实行和平赎买的办法。是年9月，对棉布商和屠宰商进行改造，全县安排棉布商转经销23户，转联购分销19户，屠宰商转代购代销56户，转经销22户，供销社吸收2户。1955年，全县形成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激发了私营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专门召开会议，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提出了全县对资改造的计划和意见。会后，供销社对私商进行扶持，私商业务好转。是年私商营业额比1954年增长53.7%。

　　1956年，县委成立专门班子，并由县商业局和县供销社负责对私营商业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宣传发动，自愿申请，审查批准；清产核资，定股定息；建立制度，作出经营计划，开展劳动竞赛的方案分步实施。同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实行公私合营。5家分散的染织厂合并在河洑镇组建为县人民染织厂。炼硝、采金等企业分别实行公私合营。昌明锅厂由公私合营转为地方国营。在私营商业中，出现了自愿申请参加公私合营的高潮。对私营商业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实行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不同的改造方法。全县对1916户私营商业共2105人进行安排，其中1742户，组织成公私合营商店13个、合作商店111个，合作小组56个，其余174户暂行个体经营。到6月底，全县对资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对资改造，使商业性质发生变化，为繁荣市场、扩大商品流通，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其经营品种和营业额也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三、建立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是农民群众自愿入股、自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为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县委决定成立合作指导科。是年，常德专员公署在石门桥组建了常德地区的第一个基层供销合作社。

　　1951年6月，常德县合作总社成立。县委决定合作总社与县合作指导科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兼任合作总社主任，同时成立了中共常德县合作总社支部委员会。当时，总社的重要任务是发展社员，组建基层合作社，积极开展购销业务，搞活商品流通，努力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次年撤销合作指导科。

　　县合作总社建立后，积极发展基层社26个，社员16.82万人，股金16.81万元。1952年7月，国营县贸易公司并入县合作总社，其所辖的8个贸易商店并入基层社。1954年3月，县合作总社改称县供销合作社，内设理事会和监事会，全面开展清股分红、扩股集资工作，同时发展集市贸易，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利用传统集市举办物资交流会，收购农副产品，组织工业品下乡，集市贸易异常兴旺。1953年，全县集市发展到43个。上市商品大至猪、牛，小至绳、索，门类齐全。尤其是蒿子港、石公桥、周家店的鱼市，斗姆湖、石门桥的牛市，镇德桥的渔具市，牛鼻滩的麻线市，黄土店的竹木器市，夹街寺、大龙站的水果市，颇负盛名，招徕远客。

　　县委、县政府在领导发展供销合作社的同时，发展信用合作社。1951年春，首先在石门桥区建立龙潭庵、高家港、范家潭、七星庵等20个信用互助组，吸收组员923户，股金人民币796元，在组内开展现金、实物借贷活动。是年冬，在石门桥区邱家岗建立全县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社员258户，股金560元，设脱产社干2人，开展信贷业务，发放农业生产、生活贷款，信用合作社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到1954年，全县建立小乡信用社114个，信用互助组182个，吸收社员5.5万户，收股金7.1万元，配备社干242人。1956年撤区并乡后，全县组成大乡信用社34个，建立中心社17个，社干100人，形成以国家银行为主体、信用合作社为基础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第五章社会主义改造中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事业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 五 章 社会主义改造中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事业

　　党中央提出，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中，县委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重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各种困难面前，县委带领全县人民迎难而上，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短暂的时间内，虽然一时难以摆脱经济贫困，但是出现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的局面。

　　第一节 党的建设

　　一、推行党课制

　　1954年，全县开始推行党课制度，以支部为单位，每月上一次党课。1955年9月有364个支部建立党课制度，占党支部总数的80%。

　　1956年3月22日，县委进一步推行党课制，在4月5日前没有建立党课的支部全部建了起来，每个支部每月上一至两次党课，并适当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听课。在形式上采取集体上党课与个别补课相结合，以解决上课与中心工作的矛盾。党课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党员的思想问题，防止流于形式。各区区委有一名委员兼管，乡党支部由宣传委员负责党课教育。

　　党课教育内容：围绕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开展社会主义形势教育，结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整党工作，进行党课教育。支部教育是每上一次党课，填写一次汇报卡片，经支部签章后报区委会再报县委宣传部。各区每月召开一次支部教育会，每区抓好一个重点乡支部，总结推广经验。县里年底召开一次模范支部教员大会，奖励先进。

　　在党课教育中，党员干部按文化程度编成中级组和初级组。中级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中有关经济建设的理论。初级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1954年后，重点组织党员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等内容。1955年起，学习内容增加中共党史。这一时期，各个党支部组织学习认真，制度坚持较好，有力地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二、发展党的组织

　　1954年4月30日，县委对建设和巩固农村党支部再次作出指示，要求全县有50%的支部提高为一类，消灭三类支部，大力培养积极分子。在这个时期，发展党员114名，党支部建设提升，为组织互助合作，抓好生产，发挥了核心作用。

　　农村经过粮食统购统销，建立初级社和发展高级社，城镇经过“三大改造”等运动，党的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1956年一年内，全县发展新党员1655人，到1956年底，全县有党员5723人：其中女性党员358人。按年龄分：25岁以下的1832人，26岁至45岁的3881人，46岁以上的10人；按文化分：大学文化1人，高中64人，初中440人，小学4780人，文盲438人。男女比例和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年轻党员和女党员增多，文化素质有所提高。

　　在加强组织建设上，1956年6月撤区并乡后，全县设有镇党总支委员会1个(河洑镇)，乡党总支委员会34个，党支部632个。全县815个农业合作社中，有614个社建有党支部，占75%，有183个社每社只有1至2名党员，尚有18个农业合作社无党员。在发展党员的同时，加强了对各级党组织的管理，先后建立了组织生活制度，规定党支部每月过一次组织生活，检查和总结工作情况以及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与群众反映的问题。随后又建立了“三会一课”制度，即党支部的工作总结会、支部委员交心通气会、党员组织生活会和党课教育。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学习政治理论，开展宣传教育，还组织学习了“共产党员八条标准”。

　　三、中共常德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5月27日至29日，中共常德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439人，代表全县5700名党员。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常德县第一届委员会；选举产生出席省党代会代表。

　　大会总结了解放以来的工作与成绩。为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胜利进行，大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会议强调充分发动群众，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方针，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争取社社增产，90%的社员增加收入，争取早日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增产爱社、巩固农业社”、“消灭血吸虫病”、“扫除文盲”等六项工作的决议。

　　大会在充分发扬民主，反复酝酿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由27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常德县第一届委员会。在县委一届一次全会上，选举张琢、李新革、郭新贞、雷恭政、张彩、尹文华、檀业重、芦惠芳、赵振声为县委常委，张琢为县委第一书记，李新革为第二书记，郭新贞为第一副书记，雷恭政为第二副书记。

　　这次大会的召开，对全县胜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起了重要作用。

　　四、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1952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县委成立学习委员会，对干部按职务级别和文化程度分类编组学习。1953年，县委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教育。1955年，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教育。同时，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集训农村党员的指示，举办培训班，对农村党员普遍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1955年6月15日至1956年1月30日，县委举办短训班12期，培训党员1482人，其中党支部正副支书98人，支部委员315人，每期10天左右。主要进行形势和任务、共产主义人生观、党的基本知识、阶级斗争观念等方面的教育。通过培训，党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在党员思想教育中，县委还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时事政策宣传。农村土地改革时，县委组织党员学习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国家的《土地改革法》，开展谁养活谁的讨论。在“三反”、“五反”运动时，县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教育党员干部清除旧社会遗留的污毒，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增强拒腐防变能力。1956年，县委在党员干部中进行国际形势教育，组织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育党员干部时刻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

　　1953年3月由县委副书记王建阁任中共常德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10月县纪委改称中共常德县监察委员会，由县委副书记李新革兼任书记。在这个时期，各级党组织对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党的纪律教育，对严重违反党纪的87人给予了党纪处分。

　　第二节 经济建设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1953年6月，县委围绕党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组织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并从这一年开始实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基本形成以国营经济为主导、集体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全县的国营、集体工业企业发展到106家，其中县属国营企业7家，全县工业企业职工增加到2945人，其中国营企业职工813人。195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610万元，比1950年增长70%，财政收入由1950年394.7万元增加到1060.8万元，其中工商各税由32.5万元增加到282.7万元，农业税由299.6万元增加到621.4万元。1957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实际完成年计划的103.5%，工业总产值实际完成年计划的110.2%，粮食、棉花、食油、牲猪和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产量均完成了年计划指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1957与1952年比较，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加1832万元，增长31.7%，年递增5.7%，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1609万元，增长28.8%，工业总产值增加223万元，增长118.6%，工农业总产值每增长百分之一的绝对值含量为57.8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938万元，增长78%，年递增12.2%，农副产品收购总值增加2146万元，增长4.45倍，年递增40.4%，粮食增产1760.5万公斤，增长7.7%，棉花增产123.8万公斤，增长68.1%，食油增产75.5万公斤，增长55.1%，牲猪饲养增加9.21万头，增长1.5倍。

　　从全县解放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这段时间，县委坚定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加强领导，发挥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培养和壮大干部队伍，调动全县人民的积极性，恢复国民经济，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农业开展以治湖为主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并改革耕作制度。1951年5月6日，草坪乡陡山灌溉工程即陡惠渠河坝举行竣工暨试灌典礼。这是常德地区的第一项新型水利工程，也是全省最早的河坝工程。工程项目包括拦河大坝及船闸，设计能力可灌溉农田1.5万亩。1953年，地、县在河洑推广双季稻获得成功后，接着在全县推广双季稻，1956年全县推广双季稻达51万多亩，并开始推广农药化肥，改革农具，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都迅速提高。全县粮食总产49395万斤，比1949年增产17487万斤，增长56.5%，棉花、食油生产和牲猪饲养等，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商业购销两旺，市场比较繁荣。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240万元，比1950年增长143%。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即使1954年遇到罕见水灾，灾区没有出现群众流离失所、逃荒讨米的现象。1955年11月，湖南省农业厅在河洑区聚宝乡建立全省第一个拖拉机站，拥有苏联、美国制造的拖拉机各2台，其他机引农具20件。12月11日，常德地委和常德县委在聚宝农业社举行试耕典礼，围观群众2万余人。1956年，在河洑区青林岗和石门桥区观音庵、乌塘岗等处安装了县内第一批煤气牵引抽水机。同年在草坪乡放羊坪修建第一座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124千瓦，跨出了全县小水电建设的第一步，结束了无小水电的历史。动工兴修县乡公路6条，31公里。在农业生产上，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1955年12月，韩公渡乡小山村党支部书记龚翠玉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次年2月，龚翠玉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获金质奖章一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6年，建立县科普协会，为后来建立县科委创造了条件。教育、文化、体育、医药卫生事业也有新的起步和发展。

　　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民委员会)十分关心群众生活。1951年县人民政府颁布《常德县优待烈军属代耕土地暂行办法》，1952年全县享受代耕的农户8648户，代耕土地20910亩，用劳动日28万个、牛工2.38万个。在这个时期的退伍安置方面，全县接受复员军人1.46万人，输送到工交、财贸、文教等单位的有3055人，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的1284人；为无房者安排住房99间，发放生产资料购置费1.4万元，对761名带病回乡的复员军人给予治疗或补助。在社会救济上，除遇洪水等灾害救济外，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对贫困户的救济，运用多种救济形式，先后给6.4万人次发放困难补助费34.2万元，使城乡贫苦人民得以维持基本生活。1956年起，实行“五保”，对农村5095户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着的老弱疾残、鳏寡孤独，采用集体供养和群众赡养等形式，做到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含孤儿保教)。

　　第 二 编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曲折前进

　　(1956年9月～1966年5月)

　　第 六 章 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和整党整风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经济建设上，八大强调从实际状况出发，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后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搞“一大二公”，急于求成，致使“八大”的正确决策未能全面贯彻实行，政治、经济工作都经历了重大曲折。

　　八大以后，县委认真贯彻党的八大精神，但1957年开展全党整党整风后，接着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反右中犯了反右倾扩大化的错误，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严重挫伤这些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在农村开展的民主整社和“反资”斗争，也出现了扩大化倾向，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第一节 学习党的八大精神与开展整风运动

　　一、宣传党的八大精神

　　党的八大闭幕后，县委立即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就学习八大精神进行了动员。接着，县委又发出《关于进一步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八大文件的通知》，印发关于党的八大精神的宣传要点，组织在乡的县委委员、工作组长、乡党总支书向广大群众宣讲，在全县掀起了学习宣传党的八大精神的热潮。

　　为了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八大精神上来，转变干部作风，县委自1956年11月到1957年6月，先后从县直机关下放309名干部到农村工作，其中县级7人，区级53人，一般干部249人。担任乡党委正副书记的63人，担任乡党委委员的66人，其余180人各办好一个农业社，抓好八大精神的学习与宣传。

　　在八大精神的鼓舞下，全县以生产为中心，开始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县内第一批小(一)型水库——丁家港的双冲水库、县园艺场的西洋陂水库，都是在这个时候靠自力更生修建的，还兴建了单机均为330马力的拦马口、北碈头、牛望嘴3处内燃机排灌站，开创县内机电排灌之先河。

　　1956年12月1日至2日，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整顿巩固高级合作社。会议选举张彩为县人民委员会县长，黄朝登、翟彦博、潘国忠、彭岳保、郑建华为副县长，罗自立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1957年6月，中共常德地委任命李新革(河北南宫人)为常德县委第一书记，魏呈贵、孙怀珍(1959年3月至1961年7月30日兼任常德市委第一书记；该时期实行县管市体制)、雷恭政、郭新贞为县委书记。

　　二、开展整党整风

　　1957年8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成立以县委书记李新革为组长的整风领导小组，部署在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主要目标是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进党的领导。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县参加整风运动的有1450个单位，共14407人。整风运动分三批进行：第一批县直和乡镇机关干部；第二批工矿企业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第三批血防、电影队、农林水等基层单位职工。县以下在乡、镇党组织统一领导下，以块块为主开展整风。为了搞好整风，县委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一般”的原则，首先在县委领导班子内部进行整风。在认真学习中央指示，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县委成员进行自我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邀请县直机关各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提意见。还召集了有乡干部和下乡干部参加的干部大会，发动与会人员提意见，帮助县委整风。与会干部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县委带头鸣放，引导与会人员围绕党的领导、干部政策、工资福利、党纪国法、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问题，开展大争大辩，统一思想认识，从而把县委整风引向深入。

　　在整风运动中，党内外干部职工出于对党的热爱和国家的关心，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党组织提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对此，县委认真研究，从四个方面进行整改：一是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县委、乡党委均采取分线分片领导的方法。每个县委委员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到乡到社工作。二是层层办试点，普建试验田。县委组织专门调研组，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将县委办公室搬到竹根潭乡办公，转变干部作风。三是压缩机构，下放干部。县委组织了一批干部上山下乡，直接参加基层工作和生产劳动。留机关的干部也制订了轮流劳动锻炼和参加义务劳动的制度，学会生产知识。四是坚持组织原则，管好用好干部。整风中涉及县委领导成员个人的问题，由县委整风办公室对证材料，分清是非，做出了处理。

　　1958年县委先后两次进行基层整党。第一次在三月份结合农村整风进行，整党的目的是巩固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解决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三类支部由84个减少到19个。

　　第二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进行整党，为适应公社化运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解决农村党员中存在的富裕社不愿和穷社合并，经济作物社不愿和稻田社合并；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压缩公共积累，抬高固定资产充抵现金，变卖耕牛；瞒产私分，挥霍公共积累；贪污挪用，盗窃公共财产；闹名誉地位，比高比低，消极怠工甚至不干工作；右倾保守，怕艰苦深入，怕社大人多办不好公社等问题。

　　全县1143个党支部，整党以后一类党支部由整党前的572个增加到779个，二类的由442个减为338个，三类的由129个减少到26个。5858名农村党员，参加整党的有5399名，一类党员由2476名增加到3960名，二类的由1864名变为1255名，三类的由1059名减少到184名。

　　通过整党，一是提高了农村党员的政治觉悟和领导水平。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风格，重点解决了打人、骂人等强迫命令作风，挑选1975名党员担任生产大队领导职务，其中有941名担任总支书、大队长。二是纯洁了党的队伍。共处理了489名党员，其中清除出党的107名，给其他党纪处分的214名，延长预备期的70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98名。三是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堡垒作用，调整党支部骨干184名，改变了127个支部的落后面貌，提高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四是通过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建立健全了各种制度。农村办夜党校154所，有4387名党员参加学习，吸收积极分子3845名参加夜党校学习，并作为建党培养的对象。

　　1958年2月25日，县委作了“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报告，组织县直机关干部下放，有787名县直机关和基层干部参加学习。经过思想发动，100%的同志报名下放。第一次批准下放131人，第二次181人，第三次61人。三次批准下放的373人中，有312人参加劳动锻炼，其余61人系加强文教战线的干部。下放干部安置到最缺劳力的五丰乡、牛鼻滩乡和县农场，共划分为30个小组，每组10人左右。

　　县委对下放干部加强培养与管理，要求下放干部与农民交朋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并要求下放干部在1958年学会耕田、播种、插秧、割稻、车水等劳动技术，由外行变成内行。有下放干部的乡党委，每月逢1召开一次下放干部组长座谈会。下放干部每周五下午为理论学习，建立了生活会、劳动竞赛评比、请假、联系等制度。

　　三、反“右派”斗争

　　根据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在适当范围内开展反右斗争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全国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外，也有极个别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于是，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大规模的反右派迅速在全国展开。

　　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县委决定将整风与反右派联系在一起进行。但是由于对右派进攻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又不适当地采用大字报、大辩论这种极易混淆两类矛盾的方式，加之把反右派与肃反联在一起，因而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是年9月，县直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干部职工以“四大”方式发表意见。全县参加反右派的单位777个，共3896人。其中有少数人对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提了一些意见，有的言词过激。县委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支配下，不能客观地、辩证地分析问题，把运动中由于认识上的问题说了几句错话，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自由议论，认定是反党小集团；把对个别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批评，认定是恶意攻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认定是思想一贯反动；把在科学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认定是反马列主义。这就使反右派斗争走偏方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县把言词过激的干部、医生、教师划为右派分子的达424人，其中教师332名，占“右派”人数78%。

　　运动后期，对右派分子分别给予了开除、劳动教养、下放农村与厂矿劳动、降职降薪、留单位监督改造等处理。被错划右派的人员，身心上受到创伤，个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得到发挥。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损失。1959年以后，县委根据上级指示，陆续给部分 “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但仍称其为“摘帽右派”，使其长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又开展审干和中小学教师队伍整风，使已经出现的扩大化问题加以升级。从1958年3月10日开始，审查中、小学教职工和县属各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共6286人，除反右派时第一期列入审查的外，实际审查4780人。经过127天的内查外调，作出结论的被审对象548人，其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12人，查出部分问题的194人，给各种处分的42人，列入限制使用的71人，没有问题写调查报告的51人。从此，提倡和鼓励干部职工坚持政治挂帅，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反对走白专道路。

　　第二节 民主整社与“反资”斗争

　　一、民主整社

　　1956年底，全县基本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之后，大多数农业合作社办得好。但是，由于合作社是新生事物，干部无经验，群众不习惯，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主要是社员增产增收的要求和农业社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的矛盾，社员民主办社的要求与社干部作风不民主、财务不公开的矛盾，当时全县出现164个“三类社”中的部分社员闹退社。为解决这些矛盾，县委决定在全县普遍开展以生产为中心的民主整社运动。是年底，铺开第一次整社。1957年1月进行第二次整社。一类社要求10天，三类社不限时间，整好了就结束。结合整社，县委在是年5月8日至13日，集中793名农村党员在县培训，教育党员全心全意办好农业社，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之后，全县以4个办事处为单位分开培训党员，参训的党员3087人，占农村党员的70%。通过训练，广大党员增强了光荣感和责任心，成为办好农业社的骨干力量。

　　在两次整社中，抓住“紧紧围绕生产，放手发动群众，改进经营管理，调整干群关系”四个环节。通过宣传发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制度等，澄清混乱思想，处理遗留问题，改进领导作风，提高了管理水平。同时，对社队规模作了适当调整，对后进社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对闹退社的社员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稳定情绪。通过整社，改变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生产发展。全县816个农业社，一类社由391个增加到508个，二类社由249个增加到285个，三类社由174个减少到23个。

　　二、农村“反资”斗争

　　部分农民在加入高级社时，不是自觉自愿，而是被“合作化”高潮卷进来的，持有“有利就干，无利就散”的态度。1957年春夏，全县有215个农业社的部分中农牵回耕牛、背回农具闹退社；有27个农业社解散；还有的社持观望态度，曾一度出现“退社风”部分地方社员思想和生产秩序出现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开展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8月20日，县委根据省委《关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决定》和中央《关于整顿农村合作社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全县干部会议，动员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农村资本主义现象。会后，给每社派1-2名国家干部，县、乡抽调900多名干部到农业社开展整社工作，批评斗争闹退社、谩骂干部的社员，批判部分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斗争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煞住了“退社风”，完成了统购任务。这次“反资”对稳定农村工作秩序，巩固农业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左”的思想指导，没有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好各种经济矛盾，而是采取行政手段，错误地把富裕中农当作批判的主要对象，使批判斗争出现了扩大化。把一些对合作化有过不满言论、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有过抵触情绪的社员，当成“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第七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七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起，县委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组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农业、工业“大跃进”和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大跃进”，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劳动组织的军事化。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导致了“五风”的形成与蔓延。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损害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大跃进”运动中，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取消按劳分配，开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成灾，给全县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应当肯定的是，在这期间，全县人民大办水利，兴建水库的功绩不可磨灭；为后人造福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必将永存。

　　第一节 “大跃进”运动

　　一、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全县兴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接着，在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执行总路线，争取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6月2日，县委宣传部参加地委宣传部在桃江县修山乡召开的常德地区宣传总路线的现场会后，全县掀起宣传总路线的热潮。从此，以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生产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来。

　　7月下旬，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动员全县人民认真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后，各地争相贴出宣传总路线的标语、横幅，争相提出贯彻总路线的过激口号，如提出“苦干、实干、拼命干”，层层赞扬鼓励“两头见星星，黑夜打马灯，雪下三尺不怕冷，冰冻三尺不收兵”的苦干精神，要干部“赤脚光头，手拿锄头，出工带头”。干部冬天到区、社开会时，都穿着草鞋，打着赤脚烤火。从此，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开始盛行。当年早稻收割后，县委为了总结贯彻总路线的成绩，层层开展报喜活动，早稻亩产实际只有400斤左右，而各乡却虚报亩产700至1000斤，高产量带来了高征购，紧缩了社员口粮。晚稻生产本来是一个丰年，但在收割时片面追求收割速度，许多地方日夜收割以后连禾带谷放在田里，一直没有脱粒，造成极大浪费，丰产不丰收。

　　二、农业“大跃进”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6日又发表《在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奋勇前进》的文章后，县委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学习，并把学习与冬修水利和积肥结合起来，开展农业生产建设运动，常德县的农业“大跃进”运动正式开始。全县农村各地搞大兵团作战、苦战、夜战、雨战，到处日日夜夜红旗招展、口号喧天。2月15日至20日，县委召开农业生产会议，贯彻省委农业生产会议精神，充分进行思想发动，要求鼓足革命干劲，实现全县早稻亩产800斤，皮棉亩产100斤。5月29日至6月3日，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一致赞同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高举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旗帜，解放思想，勇往前进，千方百计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保证今年实现粮食亩产800斤，棉花亩产100斤，力争实现粮食亩产'千斤县'的任务”。6月4日，县委召开水利规划会议，制订全县以水利为主的“六化”规划。

　　县委号召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抓农业“大跃进”。为实现高产指标，采用挖塘泥、拆旧灶、铲草皮、烧火土灰等办法积土杂肥。为增加粮、棉总产量，山区开荒、湖区围垦甩亩，扩大耕地面积10万亩。县委还号召各级干部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一时间，“苦战三年，造福万代”、“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深耕一尺，亩产万斤”等口号流行农村。随之，在早稻生产中推行“密植”，创造“千里马”，虚报的粮食亩产过千斤、上万斤的“卫星”纷纷上天。全县还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强行推行高指标。“力争上游，批判下游，火烧中游”的气氛日益浓厚，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愈演愈烈。在“一早百早”的口号下，许多地方违背农事季节规律，过于提前早稻下泥育秧的时间。遇到寒流气温低时，有的烧热水浇秧田；有的用竹桅甚至不惜下掉门板挡风护秧；还有的在田里烧稻草熏烟驱寒护秧，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严重损失。

　　在组织“大跃进”运动中，县委按照“大跃进”的要求，重新编制了“二五”计划，提出的总目标是：更快地把常德县建设成为“粮棉堆满仓，食油装满缸；鲜鱼养满塘，六畜皆兴旺；工厂遍城乡，机器响叮当；人人进学堂，家家住楼房；楼上和楼下，电灯又电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的主要生产指标均脱离客观实际。编制农业生产计划，追求高指标，层层加码。1959年，常德专员公署下达给常德县的粮食亩产计划为292公斤，棉花亩产计划为25公斤，县下达给公社的计划粮食亩产500公斤以上，棉花亩产50公斤以上，公社下达到生产队的粮食、棉花产量指标比县的指标数又成倍增加，严重脱离实际。为实现“以粮为纲”的农业大跃进，全县出现大开荒、大办猪场、大办肥料、大深耕、大密植等不正常现象，强制推行各项“跃进”，并对顺应潮流的给予鼓励。1960年1月4日至10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召开全县社会主义建设群英大会，有大队党总支书和生产队分支部书记以上干部2800人参加，听取县委领导所作的《高举总路线的红旗，沿着胜利的道路，为实现1960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表彰成绩突出、有“特殊贡献”、有“创造发明”的46个先进集体和153名先进个人。大会为他们颁发了光荣匾和自行车、插秧机、打稻机、金笔、绒衣等奖品。

　　三、工业“大跃进”

　　工业“大跃进”首先是从大炼钢铁开始的。1958年9月4日起，县委动员全县人民贯彻工业 “以钢为纲”的方针，采取小型、土法和群众性三结合(即“小土群”)的办法，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并提出“年产万吨铁，2000吨钢，处处办工厂，人人造化肥”的口号。在境内铁矿石、煤炭缺乏，资金、技术、设备“三无”的条件下，县委建立钢铁生产领导小组，动员城乡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随后，县委又发出“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的号召，组织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等7万多人的“专业”队伍，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全县分设河洑、铁山、莫家铺3个工区，建起土高炉204座，新建厂房145栋，历时四个多月，生产土钢铁2800吨，其中绝大部分是废品。在大炼钢铁中，因烧木炭和建工棚，许多地方的树林被砍光。同时，调出大批农业劳力炼钢铁，导致田里成熟的粮食没有细打细收，浪费相当严重。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大办工业。县、公社和大队兴建工矿企业744家。由于技术落后，设备简陋，资金原料缺乏，大多数企业兴办不久便被迫下马，到1965年，县办工厂只剩5个。在工业“大跃进”中，还大办社队工业。全县先后办起农产品加工、酿酒、纺织、缝纫、造纸、印刷、土农药、土化肥、炼铁、农业机械、建材、采矿等工业企业389家，从业人员1.8万人，生产50余种工业产品。一哄而起后一哄而散，到1962年，全县的社队工业企业只有12家。

　　四、文化、教育等事业“大跃进”

　　1958年4月5日，为适应各项工作“大跃进”的需要，县委常委研究，成立农村、工交、政法、文教、财经五个党组，分五大战线，领导所属单位的政治工作，组织“大跃进”，并明确由县委常委任各战线党组书记。

　　教育“大跃进”从幼儿教育开始。为适应全面大跃进，大量家庭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58年全县幼儿园猛增到1522所，1717个班，入园幼儿6.2万人，教养员1640人。幼儿园设备简陋，教养员大多数是农村老年妇女，只能看管幼儿。1961年除县直机关幼儿园外，其余全部解散。1958年，小学教育开展“大跃进”，全县小学学校增加到732所，小学学生8.8万人。在“大跃进”中，小学师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组织师生开展送肥下乡、插秧、双抢等活动，削弱了文化课教学，教育质量下降，加上生活困难，至1962年小学生辍学率达到60%以上。1958年有在校高中生95人，初中生2638人，从10月份起，全县各中学停课1个月，开展以生产劳动为内容的教育革命。从此，强调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忽视文化课教学，教育质量下降。全县教育系统开展勤工俭学，办起校办工厂(车间)305家，学工人数3472人，主要生产教学用具及模型。这些工厂(车间)到1961年全部停办，但仍然强调师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在文化战线上开展“大跃进”时，无论专业文艺还是群众文化活动，均号召“唱中心、演中心、写中心、画中心”，开展赛诗、赛歌、赛画，送戏、送歌、送画到农村等活动，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由于受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影响，一些作品内容脱离实际，文艺作品成为为政治运动服务的应景之作。

　　在“大跃进”中，各级党政领导带领干部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商业部门组织货郎担下乡送货上门；卫生部门组织医护人员送医送药到田头地边。各行各业以多种形式，拥护“三面红旗”。

　　第二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试办常德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从此，全县开展 “三面红旗”的大宣传。“三面红旗”家喻户晓，广大干部群众寄予很大热忱和希望。同月，地委副书记王敬带领工作组来县进行组建人民公社试点。半个月时间，将河洑区所辖4个乡镇组成常德县红旗人民公社(后改为全美公社)，下设15个大队，137个生产队，549个作业组，共13732户，77567人，13.87万亩耕地。9月8日，召开成立大会。这是常德地区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

　　9月3日至4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召开14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部署组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采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开展讨论，提高与会人员对建立人民公社的认识，明确作法。会议结束时，各乡、社立下保证，开展挑战竞赛，做好宣传发动，迎接人民公社的建立。到10月份，全县由36个乡、5个镇合并建成红旗、上游、洞庭、英湖、冲天、东风、金刚、金霞、金星、跃进10个人民公社。1959年由冲天公社析置太阳公社，共11个人民公社，所辖311个大队、5194个生产队。

　　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大搞 “一平二调”。公社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以公社为经济统一核算单位，除生产资料公有化外，社员部分家庭副业和生活资料也实行公有化，无偿平调。依靠行政力量，无偿调拨原农业社资金、设备，兴办家具厂、肥料厂、农药厂、农副产品加工厂、建材厂等社队企业。1959年4月，县委对公社管理体制调整，公社的生产、财产所有、经营管理和收入分配权下放到大队，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生产、财务收支、劳力使用、农田水利建设等计划，概由大队统一制订，统一组织实施，生产队组织生产，完成大队分配的任务。1961年3月7日，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调整公社规模，将全县11个人民公社调整为33个人民公社和1个县属镇；151个大队调整为772个大队，1451个生产队调整为7092个生产队。1962年，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把集体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核算分配权落实到生产队。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四固定”，生产队在大队领导下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

　　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业合作化以来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被否定，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被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全县粮棉产量急剧下降，公社化后3年平均每年粮食总产只19933万公斤，比公社化前3年平均总产减产5799万公斤，减少29.1%，棉花减产35.2%。

　　人民公社是通过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然而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了一、两个月后就暴露出许多问题。原来宣传的供给制的许多优越性并不优越，公有制并不是越公越好。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除在大规模调动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发展交通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外，从总体看来，是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也和“大跃进”一样，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又一次失误。

　　二、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与撤销

　　“大跃进”时，新闻舆论媒体对人民公社作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宣传：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通向天堂路一条，人民公社是金桥”；宣传“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行吃饭不付钱的伙食供给制，社员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全包起来”等等。在这种舆论的引导下，各级领导干部认为办公共食堂可以将劳动力更多的集中在集体生产上，有利于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有利于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多农民以为可以吃饭不要钱，摆脱一日三餐的操劳，一心一意只顾出集体工劳动等等。于是一呼百应，一哄而起，到1958年11月13日，全县农村所有生产队，都以队办起了公共食堂，人人在食堂吃饭不要钱。两个月过去后，由于粮食产量的浮夸虚报，人们敞开肚皮吃饭，各家各户带进食堂的油、肉、菜吃完了，生产队的粮食也不多了。于是实行粮食指标到户到人，由食堂统一掌握蒸钵钵饭。不久，不少食堂的菜供不应求，甚至没有菜吃，就只能喝汤或者盐水了；食堂每日人均供应粮食指标降到1斤，再降到8两，又再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提出“下定决心过苦日子，实行双蒸饭”(即将饭蒸两次)，“小菜半边粮，以菜代粮”等办法，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有的地方便提出“办无粮食堂”，派劳动力寻找野菜糊口度日。于是，农村出现了劳动力外流、偷谷、偷蚕豆、因营养不良导致的各种疾病大流行，甚至饿死人等严重问题。1959年冬修水利时，有的工地发生死人的情况，但不敢说是饿死的，因为这是个禁区，怕说是攻击“三面红旗”，只说是劳累过度所致。在公共食堂时，农民常年累月劳动，很难吃到鱼和肉，有的人过着饥饿半饥饿的生活。干部与农民群众如果在自己家里搞了小锅小灶，不到食堂就餐，晚上就要挨批判、斗争；哪个干部如果讲了公共食堂和“三面红旗”的“不”字，就要受到批判、撤职。湖平区的许多树木被砍掉，有的木房撤毁被公共食堂烧掉，有的几户人家挤在一栋狭窄的房屋里，卫生环境差。

　　1961年3月下旬，县委派出工作人员在南坪公社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试点时，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晚上在南坪大队以生产队召开社员会，要求社员针对公共食堂办不办?怎么办?讲真心话，并重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社员有充分的发言权。工作队个别走访和组织连续讨论三个晚上后，县委主要领导到南坪公社听取汇报： “走访南坪大队10个生产队的32户社员，有31户不同意办食堂，1户同意办”。1户同意办食堂的是个40多岁的单身汉，认为上食堂省事些。县委主要领导当即表扬了工作队负责人“难能可贵的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工作队汇报后只有三、四天，南坪大队的公共食堂全部撤销了。

　　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回县后，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当讲到公共食堂时，重点介绍了南坪大队办点的情况。县三级干部会后，各公社又及时贯彻，到5月上旬，历时2年半的全县农村公共食堂全部解散，并取消了农村的部分供给制。

　　三、实行劳动组织军事化

　　1958年6月中旬完成民兵与预备役合编后，组织民兵开展生产竞赛。到9月2日，全县36个乡，据27个乡统计，623个中队、3943个小队中，已发起生产竞赛的中队595个、小队3082个。成立民兵突击队1205个，突击组3055个，参加的民兵25411人。还有29668名民兵插试验田3.14万亩，6671名民兵种试验地5266亩，有6703个民兵建立898个丰产作业区。有4012名民兵建民兵工厂330个。在生产竞赛中，先后提出了“拼命干，不驾卫星不收兵”、“创天大奇迹，赛世界英雄”、“乘火箭，驾卫星，高额丰产上北京”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人民公社建立后，推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和生产战斗化。因此，出现了生产劳动组织的军事化，提出了全民皆兵的口号。全县在城乡、厂矿、机关、学校中，能拿武器者都编入民兵组织。1958年11月，以县组建民兵师、公社组建民兵团、大队为民兵营、生产队为民兵排。县民兵师辖12个民兵团、181个营、共有民兵295934人、占到全县总人口的48%。农村劳动组合按军事建制，农业生产搞“大兵团作战”。

　　1958年11月8日，县委向地委呈交《“卫星周”里发射“卫星”的报告》。11月2日～8日全县每天出动30万劳动大军，组织十大兵团苦战七昼夜，完成抢收、抢种、深耕和制造水利工程等四大任务。共放出大小“卫星”230739个，其中抢收卫星118138个、抢种卫星48388个，深耕卫星47774个，水利工具卫星16439个。

　　深耕方面，各公社党委、大队党总支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于 11月6日这一天，全县出动26396头耕牛，犁田日工效1.56亩，有85%的农田深耕一尺以上。

　　1960年6月4日，根据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民兵工作的决议，县委决定将县民兵师改称县民兵指挥部，由县长张彩任指挥长，县委书记李新革任政治委员。11个人民公社、西洞庭农场、农园牧民兵团改称民兵师，设师长、政治委员各1人，副师长、副政治委员各5至7人，六○一矿、县农业机械厂、海英运输社民兵营改称民兵团，设团长、政治委员各1人，副团长、副政治委员各3人。

　　四、“五风”的形成与纠正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全国各大报刊先后登载“超英、赶美”的文章。“拼命干，死了算”、“少活十年，为子造福”的口号传遍城乡。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召集各乡镇党委书记会议，动员和部署以积肥为中心的生产“大跃进”。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中共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乘吉普车到石板滩乡转了一圈，看到因为天气冷，出集体工的劳动力寥寥无几，便大为恼火，写了一张纸条交给县委，指出有“劳力多，出工少；板田多，肥料(绿肥)少；草皮多，锄得少”等问题。虽然批评的是石板滩乡，但县委认为是自身没有做好工作，脸上无光。接着，县委将正在会议分组讨论的乡党委书记和县直各部门负责人集中到大会议室开会。会上，县委书记极其严肃地宣读了孙云英写的纸条，声色俱厉地批评石板滩乡党委书记刘长清，并要其当众作检查。同时，发动与会人员对其进行批判。在批判时，有的拍桌子，有的破口骂人。刘长清只好站在一旁含泪作检查。会议进行了两、三个小时。上行下效，从乡党委到高级社党支部也跟着学，并逐渐升级，强迫命令风以及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开来。

　　接着，县里搞生产评比，给名次被评在后面的几个乡，各送了一个用黑纸扎的近两平方米大的乌龟，并责令其乡党委书记亲自背回乡里。其中，镇德桥办事处就背回3个乌龟。1958年春节前，县委召开干部大会明确：只有除夕放一天假。镇德桥办事处则决定利用除夕晚上，在白鹤山中学的操坪上召开脱产干部和农业高级社党支部书记会议。会上，办事处工委书记作报告后，由各乡党委书记、干部代表和高级社党支书表态。有一位乡党委书记表态时，右手拿一把菜刀，左手提一只公鸡，一刀将鸡头砍掉后说：“积肥再搞不起来，以此为例”。还有的写血书保证实现农业产量指标，一时气氛紧张。尽管寒风刺骨，参会人员冻得发抖，却不敢吭声。初一这天，镇德桥办事处有的乡将茅屋的茅草(稻草)掀了，挑到田里作肥料；将土灶撤了，挖灶土挑到田里作肥料。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期间，在各种“大办”中，批判、辩论、斗争甚至打骂群众，一度是部分干部开展工作的主要手段。1959年春耕生产时，县委组织检查评比，全美公社打了黑旗，受到批判。散会后，该公社书记回社谩骂公社干部没把工作干好，深夜要办公室通知各大队总支书翌日清晨7点前率生产作业组长以上干部赶到高峰大队开紧急“整风”会。在会上对25个农业生产搞得差的生产队(组)干部进行批斗。还斗争了15名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人个个挨了打。

　　在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食堂中，有部分地方将社员的铁器工具搜光，果树风景林木砍光，森林遭到毁坏。全县毁林20余万立方米、毁楠竹200多万根，林木蓄积量减少。大办猪场时，号召公社办万头猪场，大队办千头猪场，生产队办百头猪场，将农民饲养的牲猪无偿平调，将社员的房屋拆掉修建猪场或作学校和社队的公房。

　　1960年12月反“五风”时，县委又在红旗公社前进大队办反“五风”的点，抽调县直机关43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要求工作队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吃肉、鱼、鸡、鸭、蛋，发动群众揭露“五风”问题。被干部打过几次的社员痛哭流涕，揭发检举。工作队发动干部放包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点上揭露出的“五风”的表现主要是：“共产风”所刮财物大至房屋家具，小至碗筷杯碟，干部想拿就拿。 “命令风”主要是辩论斗争、打人罚跪、扣粮扣饭；有的干部早晨打了六、七个社员才吃早饭，社员出工提心吊胆，没有人格尊严。“浮夸风”就是吹牛皮、讲大话、搞生产报产量敢吹的受表扬，讲实话的挨批挨斗。“瞎指挥风”就是搞“大兵团”收割，有的只割稻不打谷，收黄豆不等晒干就堆成大堆，收红薯用犁耕，造成严重浪费。 “特殊化风”主要是生产队(组)干部吃夹钵饭，参加劳动少，社员吃不到标准的粮食。对这些问题，工作队带领干部向被打对象上门作检查，赔礼道歉；平调的物品，有物的退物，无物的折价赔偿；对打人多、民愤大的干部，召开大会进行批判斗争。

　　“五风”的盛行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了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和资源的极大破坏。据统计，1958年10月至1960年12月，全县农村受“左”的错误而导致非正常死亡820人。1961年春，县委和县人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解散公共食堂，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坚决纠正“五风”错误，到年底，“五风”问题基本纠正。

　　第三节 县第二次党代会和反“右倾”运动

　　一、中共常德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7年开展整风，党员发展速度放慢。当年全县发展410名新党员。1958年至1959年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党员发展忽视质量，追求数量，争放“卫星”。两年内，发展党员3893名。1959年，全县有党员10026名，实现了村村大队有党员。全县有党委14个，党总支326个，党支部1240个。1960年经过整风，在工交、财贸、文教等战线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全县党员总数为11901名。

　　中国共产党常德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59年3月2日至4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357人，代表全县10026名党员。列席会议人员274人。

　　这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县委《看形势、看任务、加干劲、加措施，为实现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大会肯定了县第一次党代会以来所取得的成绩，1958年，全县工农业产值由1955年6564万元增加到8213万元，财政总收入由998.7万元增加到1352.6万元。经历了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面临着各种困难。会议审议和通过了有关决议。会议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要求动员全县人民用“愚公移山”精神，苦干、实干加巧干，实现1959年跃进规划。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7名委员、6名侯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常德县第二届委员会。在县委二届一次全会上，选举李新革、孙怀珍、魏呈贵、雷恭政、尹文华、李鹤德、程增森、阮泽安为县委常委，李新革为第一书记，孙怀珍(兼常德市委第一书记)、魏呈贵、雷恭政、尹文华、李鹤德为书记。1960年1月增补张彩、赵振声、苏延年为县委书记。

　　县第二次党代会后，县委主要抓了两件事情：一是将生产管理和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3月24日至28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县、区、公社、大队干部4500人。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委会议精神，指出了人民公社工作中的缺点，解决人民公社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权力下放的体制问题，对农业生产作出了安排。二是改进干部作风。县委针对有些公社和单位滋长铺张浪费、浮夸不实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不经批准购买非生产性物资等问题，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各单位坚持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教育干部爱护公共财产，反对贪污和铺张浪费、讲排场和浮夸不实等行为。

　　二、反“右倾”运动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某些作法，在干部乃至领导成员中产生不同认识和看法，本来属于正常现象，难免流露出来。但在当时，这是对“新生事物”泼冷水的“右倾”思想。

　　1959年8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县委在全县组织了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反右倾”运动以保卫 “三面红旗”为目标，以揭发批判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党员、干部为重点，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上后下、上下内外结合的办法进行。以党政机关为重点，遍及工、农、商、文、教、卫等各条战线。

　　是年9月22日至10月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两个决议以及湖南省委关于反右倾斗争的指示，部署在全县开展整风反右倾运动。提出“反右倾，鼓干劲，誓夺全面大跃进”的口号。从10月6日到次年1月，全县分三批开展整风反右倾运动。县直机关有52个单位，1261人参加“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实行“交心、辩论、斗争”三结合，制定红专跃进规划，清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思想毒素，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些党员干部曾经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讲过看法，如：“公社办早了，不如高级社”；要“用定产、定购、定销到生产队的办法来办公社”、提倡“食堂下放”、“大跃进是吹起来的”等。县委扩大会议上把这些言论进行点名批评，甚至大会批判斗争。后来，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反对党的总路线、污蔑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其公共食堂，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群众运动等罪名，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帽子或定为严重右倾错误，受到重点批判。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中，全县的重点对象有65名干部，其中县直机关干部27名，公社干部38名。到1960年2月8日，开除党籍的7人，留党察看的5人，撤销党内职务的5人，严重警告和警告的15人，行政撤职的4人，取销预备党员资格的2人，专案处理的1人，免予处分调离工作的26人。1961年初，中央发出《关于对右倾反党人员进行甄别平反的通知》后，县委对这批受处理的干部给予平反，恢复了名誉。

　　常德县的“反右倾”运动，是县委盲目执行上级政策的一大失误。其结果：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受严重损害，组织上助长了个人专断作风的蔓延，经济工作上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共产风”更加泛滥。“左”的错误，通过反“右”，而更“左”，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县出现了解放以来连续三年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第八章调整国民经济与部分纠“左”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八章 调整国民经济与部分纠“左”

　　“大跃进”三年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个严重后果，引起了全党的重视。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要求纠正“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

　　县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开始调整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开展生产自救。采取部分纠“左”措施，贯彻“农业六十条”，大办农业，有效地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经济困难与生产自救

　　一、三年经济困难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使全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人祸加上天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农副产品产量急剧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全县粮食供应紧缺，农村普遍发生饥荒，有的靠吃野菜糊口度日。

　　1959年6月中旬至9月20日，全县大旱，出现水库见底，溪港断流。8月10日，全县受旱水稻80.1万亩，占水稻面积的74%。10月，县委号召城镇居民“过苦日子”，要低标准，“瓜菜代”，每月少吃2斤米，支援国家建设。

　　1960年7月中旬至10月底，全县110多天中只降雨112.6毫米，遭受80多天秋旱，受旱水稻17.1万亩，其中过白的2万多亩。是年，全县人均口粮只有351斤稻谷，普遍吃不到饱饭，有30%以上的劳动力患水肿病。1960年与1957年比较，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下降0.8%，粮食总产减产14%，棉花减产35%，食油产量和生猪饲养分别减少41%。不少人以蔬菜、稻草淀粉、糠饼充饥，因营养很差，致使全县各地发生患水肿病，妇科病和小儿干瘦病。全县劳动力外流1.2万人。

　　1961年6月起，全县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受旱农田53万余亩，其中失收6万多亩。7月30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派飞机一架，到常德县城周围农村上空实行人工降雨，旱情有所缓解。是年，全县粮食总产只有15932万公斤，为解放后历年的最低谷。城镇居民日常生活用的棉布、红糖、糕点、胶鞋等均实行定量凭票供应。1962年职工年平均工资降到359元，居民人平储蓄存款余额减至8.90元。三年内全县总人口逐年减少。其中1960年比1959年减少8686人。

　　二、划拨自留地，放开集市贸易

　　在严重困难面前，县委开始逐步放开农村政策。1959年6月27日，经县委常委研究，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布告》，向全县干部群众宣布四条政策：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出卖的价款收入，归社员私人所得。第二，为了妥善解决家畜家禽饲养和社员自食蔬菜，决定恢复自留地制度。第三，鼓励社员在集体劳动的空余时间，把凡属生产队或作业组未安排在种植计划之内的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等少数零星的荒地耕种利用，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第四，为绿化农村，大力发展经济林木，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土地栽种竹子、树木和果树，谁种谁有。这个《布告》宣布后，由于受“左”的影响，实施《布告》的力度不大，甚至把《布告》允许的、鼓励的行为，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和制止。但农村开始划拨自留地，社员喂养家禽家畜，利用自留地和零星荒地开展种植。到1961年3月 “农业六十条”颁布后，全县农业内部结构开始得到调整，多种经营有所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逐步增长。

　　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个体商业，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退出个体商业户153户，斗姆湖、灌溪等部分地方开放猪、牛集市。1962年，集市贸易全面放开，个体商业增加到422户，拥有资金26950元。同时，对私商人员进行清理调整，恢复合作商店(小组)144个，安排从业人员1475人，资金262510元。1963年，合作商店(小组)发展到172个，从业人员1732人。全县商业网点由1958年的101个增加到874个，从业人员3375人，市场供应排队抢购的现象有所缓解。

　　三、大力防治“三病”

　　“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处于困境，年人均口粮只有150多公斤稻谷。由于严重缺乏营养，1960年8月全县有4万多劳动力患水肿病，还有妇科病，小儿疳积等疾病在各地发生，部分患者因无钱医治被夺去了生命。金星公社枫梓洞大队晒谷坪生产队1960年人均口粮只有110公斤稻谷，有的常年吃枯饼野菜，患水肿病、肠阻塞病的男女劳动力139人，占全队劳力总数的48%，有38人因此而死亡。

　　1961年1月20日，县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抓紧治好农村水肿病、妇科病和小儿疳积病。决定对这三种病患者，增加部分口粮、黄豆、食油、红糖等食品。号召农民群众大种蔬菜，并对“三病”患者实行“营养、休息、药物”三结合的办法，积极治疗。全县组织391名医务人员在农村普查妇科病，共查出患子宫脱垂、闭经和其他妇科病人4万多例，设立治疗点254处，免费治疗。机关干部也组织起来，借地开荒，借田种菜，种植粮油作物，增加食品，治疗“三病”，艰辛地共度了难关。

　　第二节 调整国民经济

　　一、贯彻“农业六十条”

　　1961年4月10日，县委为贯彻“农业六十条”，再次组织工作组到南坪公社周家巷大队和南坪大队进行试点。就实行“三包一奖”、“三基本(劳动日、工分、口粮)”、工资和供给的比例、“按劳分配”、“划分经营范围和管理权限”、“民主管理”等事项，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征求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工作组整理出8份调查材料，为全县贯彻“农业六十条”提供参考。5月1日至5日，县委召开贯彻“农业六十条”三级干部会议，就干部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12个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县委在工作报告中对前段出现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使到会同志解除了顾虑。同时，县委决定：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生产队的规模缩小到20至30户。农村劳力、土地、耕牛、农具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都属生产队。可以借田生产，即集体的土地借给每人4分左右种粮度荒。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人民公社化后生产关系上的重大调整，使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得到较好的解决，调动了生产队和社员搞好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局面好转，农村经济开始复苏。

　　为了全面发展生产，县委号召全县人民除了经营好集体生产外，社员每户要种好一园菜，养好一栏猪、一群羊、一群鸡鸭，栽好一个果园，修好一幢房子。在开展“六个一”的活动中，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鼓励“发红财”，表彰推广了一批“发红财”的典型。

　　二、加强农业第一线

　　1961年6月20日至25日，县委召开县属厂矿和公社党委书记及公社所属财贸、工交、文教、卫生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地委关于进一步压缩城镇、工矿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精神，提出压缩城镇人口的初步方案。

　　会后，各有关单位召开会议，认真讨论压缩城镇人口的意义和政策；发动城镇群众自动报名申请；对照政策，审查批准，公布被压缩人员名单。到7月25日，全县精简压缩城镇、工矿人员共12268人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占全县吃国家统销粮和社办自筹粮总人数41931人的29.25%，此数字不包括7月30日又从县析出常德市下放人口数。其中：省、专属厂矿1056人，县属厂矿1011人，社办工业、手工业1466人，社办运输业420人，社办邮电业18人，社办副业2637人，文教1661人，公社卫生院269人，县卫校104人，财贸203人，农林水161人，公社、镇、片的工勤人员24人，集镇居民1741人，“干工教医”家属1497人。通过精简压缩，为农业生产增加了劳动力量，减少了吃国家统销粮和拿工资的人数，一年可减少统销粮429万斤，减少工资开支120万元。

　　三、实施“八字”方针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县委认为，这是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为纠正“左”的偏差的正确决策。6月，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根据党的“八字”方针，贯彻“工业七十条”，调整工业布局，缩短工业战线。对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劣，技术力量薄弱，原材料缺乏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将744家县、社工业企业调整为85家，动员1780名县属工矿企业人员和2684名手工业者回乡务农。县属工业停办了氮肥厂、金矿、水泥厂等5个企业，合并了临沅电厂、人民纺织厂、先锋船厂等企业。在企业管理上以增产节约为中心，新湘烟厂“德山”烟的单箱成本由上年147元下降到144元，全厂节约烟页4032公斤。昌明锅厂上半年节约生铁44吨、节约焦煤59.5吨，上半年完成全年利润计划的90%。在产品调整上贯彻“农、轻、重”的方针，狠抓支农产品和生活用品生产。重点维修农排机械和生产水泵、水管和小农具，恢复生产西式家俱等传统日用品。

　　在调整工业的同时，对其它行业进行全面调整。1962年1月，贯彻“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文艺八条”。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加强财政管理，压缩财政开支。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稳定市场。县委还召开全县林业生产会议，宣传林业政策，踩山划界，确定林权；三包到队，管理到户；发动群众育苗造林。要求有山林的8个区、24个公社除各确定一名党委副书记或区长和公社管委会主任分管林业外，还固定一名专职干部长期抓林业工作。

　　第三节 调整政治关系

　　一、新“三反”运动与备战

　　1960年6月12日至19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部署在全县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又称新“三反”)。6月24日，县委常委带领314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帮助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分别集中搞好学习。然后，一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面立案查处大要案。经过开展新“三反”运动，查出犯有贪污和严重强迫命令错误的党员干部545人，均分别作出了处理。

　　在新“三反”运动中，为改进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县委作出《关于县、公社实行“二五制”和生产大队实行“一五一制”的规定》，规定在一周内县和公社干部以2天开会、办公和学习，以五天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并领导生产；大队干部每周一天工作，五天劳动，一天学习。6月21日，县委又制订《改进领导方法和改进干部作风十条制度》。并以县委文件将规定和制度发给各单位党组织。

　　1962年6月15日，县委建立县备战指挥部，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彩，县人武部部长陈化东任指挥，县委第一书记范志德、第二书记张宜林任政治委员，下设办公室。备战指挥部任务：负责统一指挥县人武部(含县民警队)和全县各单位机动民兵；防(平息)暴乱、反空降、巩固后方社会秩序，保护交通桥梁；负责人民防空工作。各公社亦建立备战指挥所，下设办公室，确定2名专干，其职责与县对口。

　　二、整风整社被列为省委的重点县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除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适当放宽党在农村的政策外，还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整风整社。11月1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由于“五风”问题比较严重，1960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将常德县列为“整风整社”的重点县。省委、地委均派工作队来县，帮助开展以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纠正1958年以来的“五风”错误。12月，县委首先在公社书记、科局长以上干部中开展整风。把100多名公社以上党委成员和800多名基层干部列为三、四类干部，集中在县城杨家牌坊仓库集训，实行武装看守。集训期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天进行检查反省、批判斗争，有40多名干部批斗后被捕，有300多名干部批斗后集中到贺家山农场劳动改造，大部分干部受到处理。接着，县委派出10个工作队在全县铺开，到1961年3月下旬结束。对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进行批判斗争。整风采取“左”的作法，集训干部，过火斗争，过分追究基层干部个人责任，再次挫伤了部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有部分干部甚至产生悲观情绪。1960年12月27日，县委第一书记李新革于反“五风”中被组织宣布停职反省，在县委机关院内用手枪自杀。当时认定为自绝于党，系叛党行为，被开除党籍(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他在任职期间领导全县人民兴修水利，较大地改变生产条件，受到全县人民的尊敬和怀念。)1960年12月28日，中共常德地委决定：由地委副书记范志德兼任常德县委第一书记，张宜林为县委第二书记，孙怀珍、雷恭政、张彩为副书记。

　　为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县委于1961年1月30日决定拨出19.8万元，连同地委拨给的共35.4万元，退赔给曾经被县里平调过款物的公社。2月24日，省委批转常德地委关于常德县县直机关以破产还债的决心，坚决清理退赔原物、实物的《通报》，表扬常德县对“一平二调”的退赔兑现工作。1962年7月，县委对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进行再次清理和退赔。经清理：县以上部门共刮农民土地1.7万亩，山林1100亩，房屋105幢，劳力213个，还有耕牛33头，农具104件，其它家具1700件。县以下单位的大集体刮小集体、集体刮个人的，共刮土地3189亩，房屋1029间，劳力2890个，粮食13.8万斤，食油2240斤，现金5.3万元，各种家具、农具2270件。对此，县委层层召开兑现大会，采取退回原物或折价赔偿，发动群众搞鸣放，领导作检讨。然后敲锣打鼓，送物上门，登门道歉。全县共退赔“一平二调”物资折款961.4万元。

　　为进一步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五风”问题，1962年2月，县委印发“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规范党政干部行为的准则。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

　　是年秋，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对1960年冬至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中，参加集训受到各种处理的900多名干部作了甄别平反。

　　三、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

　　1962年2月，县委贯彻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精神，初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干部群众受到鼓舞，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县委第一书记范志德、副书记雷恭政参加了中央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后，县委决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第一线。同时，安排好群众生活。规定生产队有因地种植权、制定技术措施权、安排各种农活权(简称“三权”)，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固定到生产队(简称“四固定”)，恢复和修订合作化时期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到恢复和保护，调动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全县经济困难局面开始得到扭转。1962年全县粮食总产24106万公斤，比1961年增产8175万公斤，增长51.3%，产棉3万担，比1961年增20%，油料2.62万担，比1961年增10%，牲猪存栏8.7万头，比1961年增加47%，社员收入增加41%，群众中的水肿病逐渐消失。对国家交售粮食比1961年增加2200万公斤，粮食销售减少370万公斤。

　　经过1961年到1965年的调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有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9437万元，比1960年增长25%，年递增4.6%，其中农业总产值8391万元，增长36.8%；工业总产值1046万元，下降26%，工农业总产值每增长百分之一的绝对值含量为75.3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672万元，增长8.5%，年递增1.6%，农副产品收购总值4098万元，增长4.6%，年递增0.9%。粮食总产27763万公斤，增长30.6%，棉花总产491.2万公斤，增长2.48倍，食油总产304.2万公斤，增长1.39倍，牲猪饲养27.56万头，增长2.04倍。第九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十年建设成就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九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十年建设成就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后，县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观察分析，和照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强调阶级斗争，开展反“十股黑风”的运动。接着，常德县又成为省委、地委的“社教”试点，搞社教“大兵团”作战，地委组织常德地区及其各县共1万多名干部来县打“歼灭战”，在农村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和斗争，进行反“修”防“修”教育等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的“左”的干扰始终存在，但常德县委尽力排除困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

　　第一节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从而使“左”的错误再度延伸。

　　1962年9月下旬，县委作出决定，要求各公社党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联系家史村史忆苦思甜、自我教育、互相提高等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1月12日至26日，县委召开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大会，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会议针对部分干部整风整社后存在的干部“吃亏、划不来”等思想情绪，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县委承担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责任。会议期间，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张平化、官健平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干部听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鼓足干劲夺取农业大丰收。

　　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县委把农村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包括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党员、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全县各级党的组织把抓阶级斗争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把不断地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收集和整理阶级斗争的表现，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研究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方法和措施；部署抓阶级斗争当作工作的主要任务和重点。

　　1963年1月14日至21日，县委召开县、区、社党员骨干会，主要开展反对请客送礼、铺张浪费、信神信鬼、投机倒把、贪污多占、赌博嫖娼、偷窃破坏、乱砍滥伐、雇工放债、地富反坏反攻倒算等“十股黑风”。会后，全县的“十股黑风”逐步收敛。

　　在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全县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及时得到了处理；干部作风有所转变，经济上调整和恢复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能够按计划继续进行。同年4月7日，县委召开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要求各级干部参加劳动，联系群众领导生产。会后，县委建立健全了干部劳动手册和评比、检查等责任制度。以后，又制订了党内活动日、组织生活会、政治理论学习和插红旗、树标兵等四项制度，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加强，干部参加劳动形成风气。

　　二、 “社教”列为地委的试点县

　　1963年6月，县委根据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和以后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决定分三批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第一批试点：1963年6月18日至9月16日，中共常德地委抽调地直机关干部136人，与县委抽调的干部一起，组成近300人的社教工作队，在省委副书记兼常德地委第一书记万达带领下，到常德县南坪公社试点。开展“清账目、清仓库、清实物、清工分”的“四清”工作。通过清理评估全公社20个大队，好的大队有6个，比较好的12个，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2个，。222个生产队，问题较严重的30个，不像开始对运动估计的“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全公社清出了3个“十多万”，即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金10多万元，贪污粮食和粮食指标10多万斤，多补贴劳动工分10多万分。社教试点中按照党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要求，对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背靠背，面对面”的办法，发动群众，帮助其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对个别蜕化变质分子以小会进行批判。在试点时，有个大队的一名生产队会计在清账中因害怕而自杀，有3个生产队对几名四类分子进行了罚跪吊打。也有一些队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基层干部在批评上“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在处理退赔上有些过分，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这些情况发生后，工作队及时纠正处理，做好善后工作。社教工作队入队后，坚持半天工作半天劳动。年龄最大的是地委副书记崔济民，每天早晨不是收猪粪、牛粪，就是铲草皮、积肥。试点工作队坚持社教和生产“两手抓”，强调“四清”从生产入手，最后落实到生产上。

　　第二批试点：同年10月至次年3月，由省邮电局副局长肖杭带领省委和县委357名队员组成的工作队和军分区政委李鸣轲带领地委和县委310名队员组成的工作队，分别在石板滩、丹洲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三批试点：1964年4月5日至7月，由地委、县委联合组成4个工作队，分别在草坪、谢家铺、芦荻山、镇德桥公社开展社教，扩大试点。全县三批试点，共铺开7个公社、152个大队、1555个生产队，在这些地方贯彻党中央后“十条”，开展“四清”，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教育干部主动交待、检讨问题，洁身自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走社会主义道路。后两批试点的步骤、作法，与第一批相似，不同的是抓阶级斗争逐步升温，开始强调狠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

　　1963年9月21日至10月7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力量帮助县委揭盖子，放包袱，轻装上阵，带动区社干部“洗手洗澡”，自觉革命。同年11月21日至1964年3月，湖南省委财贸部副部长艾群、常德行署副专员王迎之和副县长宋福申带领省、地、县工作队60名队员，在河洑区基层财贸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进行阶级教育，揭盖子，放包袱，教育干部职工“洗手洗澡”，全面开展“四清”，组织经济退赔；再开展“两反”，与严重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1964年3月，中共常德地委对常德县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雷恭政任县委书记，张彩、梁桂修、魏子文、陈绪阶任副书记。

　　三、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社教运动

　　1965年5月25日至7月31日，县委部署在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开展社教运动，又称城市社教。县直机关参加运动的单位47个，干部581人，其中党员274人。运动的主要作法一是工作队深入“三同”，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了解情况；二是集中力量解决县委常委的问题，召开县三级干部会议，帮助县委“四清”；三是解决科局级骨干问题；四是民主生活、干部鉴定、党员登记，清理敌人，纯洁队伍；五是进行思想、组织建设。重点把握了六条：一是重点解决县委常委和科局级骨干中思想上“四不清”的问题。二是用社教“十条”、“二十三条”为武器，严肃、积极、热情地教育干部。在一千多人参加的全县三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上，与会人员背靠背的提意见，作批评。县委常委真正听到了贫下中农的呼声，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三是边解放、边依靠，逐步实现“三结合”。四是掌握政策策略，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先小组批判后大会斗争，组织宽严政策兑现。五是实事求是，划清界限。对前几年搞借田生产、社员开荒、发展家庭副业等问题，由地委负责同志担担子承担了责任。六是运动和工作紧密结合，半天搞运动，半天搞工作，以运动促进工作。

　　运动后期的组织处理上，有13名干部分别受到法办、戴“帽子”、开除公职和党籍、留党察看与撤职等处分。清出有经济问题的82人，共2万多元，其中贪污千元以上的3人。

　　是年6月中旬，县属企事业44个单位开展社教运动。7月中下旬，县委先后3次召开县属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会议，组织开展“四清”和对“敌”斗争。共揭发出经济问题案值现金119355元，粮食15132公斤，布票10096尺，棉花421公斤，还有隐瞒家庭出身和个人政历等问题。运动后期对有重大问题的人作出处理，并普遍建立了职工代表会。

　　四、开展农村社教“歼灭战”

　　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南省委及常德地委对常德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度重视，层层派驻领导和工作队办试点。意欲从常德县试点上总结出成功经验以便推广。1964年9月11日至1965年3月，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王首道(化名方林)带领中南局和湖南省委机关50名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郭家铺公社红云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1964年9月30日，中共常德地委发出关于《彻底搞好四清，狠抓三大革命，为把常德县建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县而奋斗》的文件，决定从全地区(各县)集中干部力量在常德县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通过社教，在1965年把常德县建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县。还就奋斗目标、建设方针、建设旱涝保收农田、实现高产的措施、开展多种经营、造林绿化、开发丘陵山区、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改革工具、提高劳动效率、大搞科学试验、普及文化、搞好卫生、树立新的社会风尚等方面，对常德县提出了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

　　1964年10月10日，地委根据省委统一部署，从各县和地直机关抽调工作队员11500余人，集中力量在常德县开展高标准社教运动，打“歼灭战”。入队前，地委为开展好常德县的社教运动，组织省、地、县的社教工作队员1万多人在9月10日至10月10日进行整训，先搞好工作队本身的“四清”，放下“四不清”的包袱，引火烧身，进行整改，然后轻装上阵，组织和领导社教运动。

　　常德县的社教运动由地委书记孙云英(化名严清)领导，并亲自在牛鼻滩公社芷湾大队蹲点。由地委书记孙云英、副书记崔济民、张文光、范志德等人组成的地委常德县社教总团设在牛鼻滩区公所。各分团的团长由各县(市)委书记担任，一般一个县(市)负责一个区，工作组长都是县(市)直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担任。常德县委组织的社教工作队只负责韩公渡公社，县委书记雷恭政(化名傅组长)在朱洛铺大队蹲点。全县共铺开8个区、26个公社和西洞庭、贺家山农场，共507个大队，4959个生产队。社教运动的“四清”内容扩大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中，全县30300名基层干部被认为87%的人经济不清，定案现金303万元、粮食6283万斤，到1965年6月，现金退赔76%，粮食退赔81%。

　　地委还从地直财贸企事业单位抽人组成财贸社教分团，由地委财贸部部长徐明魁任团长，分团设在牛鼻滩区粮管站，负责开展常德全县财贸单位(不含黄土店、港二口区)的社教运动。农村以区为社教分团，以公社为社教工作队，大队为社教工作组，改变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为发动群众，全面“四清”和处理公私关系；第二步清理阶级队伍，建立阶级档案，开展对“敌”斗争；第三步整顿党的组织和其他群团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制订生产规划。农村和财贸单位的社教于1965年6月结束。

　　1965年9月，县委在黄土店、港二口两个区的财贸企事业单位开展社教。同时，对南坪、谢家铺等公社低标准社教进行补课，均于1966年8月结束。

　　城乡的社教运动对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干部作风和促进工农业生产都起了一定作用。全县发展新党员6458名，其中妇女党员784名。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错把运动的性质认定为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把运动的重点放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归结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抓阶级斗争继续升温，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社教运动中对所谓专政对象又进行了全面清理，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的58户。全县有437名党员因“四不清”错误受到党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205人、留党察看103人，撤销党内职务31人，严重警告和警告37人。部分干部受到错误处理。县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解基武在韩公渡公社社教工作队期间，因有人揭发其在参加社教工作队之前犯有某些错误，经领导谈话后， 1965年1月的一个傍晚在韩公渡公社的住房内开枪自杀。社教中把“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经营制度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批判，违背了广大群众的心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社教运动结束。

　　1966年1月，中共常德地委对常德县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魏呈贵为县委书记，梁桂修、赵树立、陈绪阶、魏子文为副书记，3月，增补廖启桂为副书记。

　　第二节 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

　　一、开展反“修”防“修”教育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7年10月14日，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地结合普遍开展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运用各种形式，隆重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周年，广泛深入地对干部群众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主席向中全党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后，县级领导成员认真读了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以后，县委又对农村和机关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作出了具体安排。

　　苏共二十二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和苏联报刊连续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1963年12月19日至31日，县委召开有区、社和重点大队干部参加和部分贫农代表的三级干部大会。会上由县委第一书记范志德作《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分组学习讨论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当前的主要矛盾与公私关系等内容。会后，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团员、青年以及中、小学学生学习中央报刊发表的9篇对苏共的评论文章，进行反“修”防“修”教育。

　　“九评”以后，县委抓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与斗争，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和反和平演变这个主题，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反“修”防“修”的宣传教育活动。并结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把和平演变的过程概括为“懒、馋、占、贪、变”，教育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反和平演变，筑起反“修”防“修”的思想“长城”。 1964年11月12日至26日，县委召开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干部大会，提高对“三面红旗”和当前形势的认识，进行反“修”防“修”教育。会上开展“六比六算”，解放前后对比，算政治经济翻身帐；合作化前后对比，算集体生产的优越帐；大跃进前后对比，算三面红旗威力帐；今年和去年对比，算形势好转账；整风整社前后对比，算两年变化帐；干部和社员对比，算干部收入账。1966年初，县委在县招待所、南坪和白鹤山等地先后分4期培训基层党员干部共500多人，每期1个月，学习《党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继续进行反“修”防“修”教育。

　　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

　　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九评”之一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亲自写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此，县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把选拔和培养新生力量放在领导班子建设的首位。

　　首先，县委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开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逐步实行“老中青”三结合。1964年至1965年，县委先后四次从农村选拨一批具有高中、初中文化、成份好、立场坚定、思想品质好、工作积极的优秀青年(即“政治学员”)参加农村和财贸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之得到锻炼。社教结束后，这批出生在解放前而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被输送到全县各级行政和财贸工交等企事业单位，经过组织培养和实践煅炼，大部分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第二，按照党员条件，培养优秀青年加入党的组织。1965年，县委从“三大革命”运动和战略需要出发，在工人、贫下中农、营业员和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 1966年，全县党员人数从1964年11513名增加到17971名，其中女党员从1380名增加到2164名，高中文化以上的由237名增加到389名，初中文化的由1086名增加到1972名；年龄25岁以下的由531名增加到3155名，26岁至35岁的由3597名增加到4186名。党员队伍的年龄和文化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时，全县各级党组织还建立健全了政治学习制度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制度。

　　第三，发展共青团员，加强团组织建设。1965年，全县的基层团组织由1957年20个增加到964个，共青团员由2365名增加到30332名，增加11.8倍。各级党、团组织坚持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教育广大团员和青少年，使其树立远大的理想，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

　　三、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县内广泛开展了向雷锋学习的群众运动。学雷锋、树新风、见行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县委及时表彰了“学雷锋、树新风”中的好人好事。

　　在学雷锋活动中，1964年7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开展学习刘玉清同志的指示。刘玉清是芦荻山公社李白溪大队人，27岁，五好社员，基干民兵。6月27日下午，为抢救落水青年，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县委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向刘玉清同志学习。学习他舍己救人、奋不顾身的高尚共产主义风格。到1965年，以宣传雷锋事迹和弘扬雷锋精神为重点，全县有10多万团员青年参加了学雷锋、送温暖活动。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等建立送温暖服务队1500多个、优质服务窗口120多个。

　　县委还发动共产党员和干部职工学习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油田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等先进典型。全县人民在一批先进典型的引导和鼓舞下，公而忘私、奋发向上。1966年6月1日，灌溪公社汤家坪小学学生铁小妹拾到501.6克黄金后，无偿交给了国家。县委发出通报表扬，号召全县人民学习铁小妹拾金不昧、热爱祖国的雷锋精神。全县各级党团组织和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共同培养了一批有文化、讲道德的一代新人，为以后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人才基础。全县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四、兴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1963年1月，县委规定县直机关单位干部职工每周二、五下午为集体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4年1月《解放军报》开始出版由林彪题词的《毛主席语录》单行本，当时提倡全国学解放军。《语录》本开始推向全国，县委强调学习雷打不动。各机关单位和农村大队办起政治夜校，配备理论辅, 导员，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及《毛选》第四卷和毛主席关于阶, 级斗争的论述。还在黄土店、蔡家岗公社和郭家铺公社红云大队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试点，并挑选学习标兵、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团，到各地巡回报告。3月27日，县委批转黄土店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3月30日，又批转唐家铺公社党委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和经验，要求各级党委把学习运动推向广泛深入持久的新阶段。4月13日县委作出《组织全县干部群众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决定》，要求系统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四篇著作。此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南省委分别作出的《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在各级干部中开展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大辩论；党委宣传部门组织宣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等专题报告。全县各行各业、各个单位普遍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

　　1966年2月28日，县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具体安排意见》后，在全县干部群众中掀起了新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从此，批判“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生产是硬任务，政治是软任务”等观点。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突出政治”、“政治统帅一切”、“政治可以冲击一切”。10月，贯彻林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大讲“老三篇”，大学“老三篇”，大用“老三篇”的热潮。从城镇到乡村，从工厂到学校、机关，从水利工地到田头地边，从各级领导到广大社员和工人，到处开展大学习、大宣传。是年12月，县委召开全县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个人代表1030人，26个单位和个人总结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表彰先进，并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倡议书》。会后，各地、各单位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全县有40多万名男女老少重点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和毛泽东语录。并结合学习焦裕禄、吕玉兰等先进模范事迹。从上到下进行大学习、大讲用、大参观。全省各地组织人员到黄土店公社新田大队和钱家坪公社陡水坡大队参观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两地来往的人们络绎不绝，人山人海。县内各区和公社先后组织到红云、芷湾、肖家湾、聚宝、新田、陡水坡等大队参观的共5.1万多人(次)，白天听学习经验介绍，晚上参加其活学活用讲用会。

　　在这次学习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真诚的，凭着“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和感情，把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的每个观点、每句话当作至高无上的指示，付诸自己的行动。因而社会风气好，好人好事多。但是，在学习中存有断章取义、各取所需问题，带来学习上的实用主义，最后又带来形式主义。学习运动走偏方向是林彪错误引导大搞个人崇拜造成的。

　　第三节 十年探索的成就

　　一、经济建设成就

　　从1956年至1966年，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中，与全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因为“左”倾错误，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确实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尽管一次又一次遭受到严重挫折，但是县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力仍然放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上。常德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水库、六十年代建机埠”，农业的水利基本建设和生产技术改造全面展开。

　　1966年，全县粮食总产32957万公斤，比1956年增产8459万公斤；皮棉总产10.2万担，比1956年增产5.2万担；食油总产60382担，比1956年增产18801担。工业经过1961年调整后，保留县办工厂5家，部门办工厂9家。商业网点增多，商品零售额比1956年增加一倍。

　　1958年夏天，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治理渐水和枉水，根除水旱灾害，县委第一书记李新革带领赵芸圃、刘作镛等水利技术人员，几次走遍全县溪谷，翻越10余座山岭，实地查看地形和水源，走访群众和基层干部。历时30多天，制定出治理规划：前河在枉水上游修建超美、五溪、跃进、沧山等中型水库，拦洪蓄水；下游开挖长5公里的二里岗河和长3.5公里的金刚河撇洪。后河在渐水上游宝林寺修建五里溪水库，下游于灵泉寺筑堤截断老河，再沿老河西岸山麓开长17.3公里的新河，撇渐水至河洑镇入沅水，并在河洑镇建闸，以泄洪、蓄水和拦截沅水高洪。10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治理渐、枉两水的决定。11月1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的总动员令，并成立县水利工程指挥部，由县委书记李新革任政委、县委副书记尹文华任指挥，调集18万民工、干部组成10个兵团，会战“两水”。经过近5个月的艰苦奋战，完成第一期工程。1959年冬，全县集中15.6万民工继续施工。两年间共移动土石方4000余万立方米，完成筑堤开河，修建5座中型水库和89座小型水库工程任务，开撇洪河3条，完成枉水和渐水改道工程，共移民10755人，这是当时常德地区的首例大型撇洪工程。这些工程完工后，极大的改善了山丘区的水利条件。全县的水库总蓄水量由1957年的1503万立方米增加到11600万立方米，增加6.7倍。使30余万亩农田解除洪、旱灾害。1959年，常德县枉水治理工程获得国务院的嘉奖。

　　1958年，在八官垸的芷湾建成全县第一座中型电力排灌站，该站装机8台，每台75千瓦。1964年至1965年，先后在县境樟木桥和断港头分别建成22万伏变电站。1963年至1966年间进行了以湖区为重点的电力排灌工程建设，相继建成电力排灌站66处，装机11835千瓦，机电排灌面积达49.5万亩。1956年，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把发展交通摆上战略地位，发动群众修建公路。1958年，常德至安化的公路建成通车。1960年5月1日，德山大桥建成通车。到1965年，全县修筑公路33条，长254.9公里，区公所所在地都通了客车。1964至1965年推行农业机械化建设，先后建立5个国营拖拉机站，引进动力碾米机、饲料加工机、榨油机、磨粉机等，比较广泛地使用人力喷雾器、人力打稻机、人力轧花机等半机械化农具。到1965年，全县拥有动力机械581台，2.1万千瓦，其中拖拉机40台，加工机械380台，被列为湖南省农业机械化重点县。郭家铺公社被评为全国推广半机械化农具的先进单位，受到国务院和农业部的嘉奖。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改良粮食、棉花、油菜等农作物品种，提高复种指数，推行三熟制，农业获得较大发展。

　　1959年12月组织施工队伍参加斗姆湖飞机场建设。1960年7月基本建成三级机场。1964年完善机场附属设施，1965年5月1日，中国民用航空常德航空站至长沙首次通航。

　　二、社会事业发展成就

　　这10年中，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发动群众，大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1966年全县小学由1956年641所增加到671所，中学由1956年的1所初级中学增加到5所初级中学、2所完全中学，同时兴办农业中学47所，中、小学在校学生增加了两倍。电影由1956年4个农村电影队发展到一座电影院、13个农村电影队。在公社和县属农林场兴办卫生院46所，有病床630张，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员3758名。公社建有卫生院，大队普遍建立卫生室。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状况有所改善。

　　计划生育工作在这个时期有了好的起步。1956年，县委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在河洑乡聚宝农业社进行节育工作试点，做绝育手术147例。经过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人民生活开始好转，人口出生率由上年的31.3‰猛增到49.4‰。1963年，县成立节制生育委员会， 1964年更名为县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在全县展开。是年春节，沧山公社党委书记黑有福登场演出地方戏“桂妹子回娘家”，宣传儿多母苦和少生孩子的好处。县委常委、副县长程培森等15名干部带头结扎。1965年4月，省、地、县三级组成联合工作组，在黄土店公社竹巷口大队开展计划生育试点工作。8月，中共湖南省委在常德县召开全省计划生育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黄土店公社的经验。1966年县委继续推广黄土店公社的节育经验，全县做节育手术5454例，人口出生率由上年的44.2‰下降到24.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干扰。

　　三、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培养

　　在这十年特别是开展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中，全县党员队伍和各行各业的人才队伍有较大发展。在探索建设道路上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1960年以后，在工人、贫下中农、营业员和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1965年从“三大革命”运动和战略需要出发，加快党员发展。1966年，全县党员达17971名，共设有党委57个，党总支4个，党支部907个。1958年，国务院授予常德县血防站检验士陈孟伦为全国农业系统职工劳动模范称号。1959年10月，金刚公社民族大队维吾尔族代表李正保，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邀请，赴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县商业局自办石灰厂副厂长龚学仁，作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10月25日至11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交、财贸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1958年，全县有工程、农业、卫生系列科技人员186人。这支新型的人才队伍，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 三 编

　　中共常德县地方组织的创建

　　(1966年5月～1978年11月)

　　第 十 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十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由于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和走资派，要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左”的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果，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广大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十年中常德县人民蒙受了“文革”灾难。“文化大革命”在全县兴起，红卫兵“造反”与破“四旧”，出现派性夺权与派性泛滥。党组织陷于瘫痪后，实行“三支两军”，建立县各级革命委员会。但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县人民排除“内乱”的干扰，在应酬“政治”运动的同时，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事业。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一、红卫兵造反与破“四旧”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公开发表，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为了贯彻中央“5.16”通知，县委召开干部大会，开展对中央报刊点名批判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称之为“三家村”)所谓的大批判。首先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进而批判“三家村”。5月下旬，县委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中央“5.16”通知，发动群众开展文化革命。县委派出7个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县属7所中学，意图掌握“运动的主动权”。县内的中学生受《人民日报》鼓动而造反，停课搞“文化大革命”。从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到县属中学学校的“三家村”。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干部、教师被打成 “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受到揪斗。广大教师受到大字报围攻，领导干部“靠边站”，学校陷入瘫痪。7月份工作组从学校撤回。其他单位出现把社教运动处理了的人和事又搬出来，上串下联，进行了批判斗争。

　　8月8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要依靠群众自己搞，反对派工作组。县委立即组织干部群众上街游行，欢呼“十六条”的发表。从此，县文化大革命小组自行撤销，成立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县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行使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这样，脱离本单位的党政领导，冲向社会“造反”的人迅猛增加。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成立“红卫兵”之类的“造反”组织。县内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遍及城乡，大破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新习惯)。一些文化古迹被抄被毁，许多古文物、古建筑、等被当作“封、资、修”黑货，加以破坏。县委机关被贴上“炮打常德县委司令部”等横幅标语。文化革命的矛头由批判所谓“黑帮”转向“炮轰”党内“走资派”，开始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许多党政领导干部经常遭批斗、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有的被打伤打残。

　　毛泽东从8月18日起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先后八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和群众，鼓动人们造所谓“走资派”、“黑帮分子”的反。县内学校、机关、工厂的大字报更加铺天盖地。全县一度出现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城乡遍布“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标语，开展所谓“造反”运动。许多青年学生头戴绿军帽，臂佩红袖章，走上社会，把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当作“牛鬼蛇神”揪斗、批判。部分造反师生冲进县委会、县人委会机关，向领导干部要“文化革命”经费，出现“炮打九级司令部”的混乱局面。“红卫兵”上街游行示威，声援长沙湖南大学师生的造反行动。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许多领导干部、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和人权保障，任意受到“造反派”挂上黑牌子批斗和戴上“高帽子”游街、游乡批斗等惩罚。“红卫兵”组织1000多人在县影剧院召开的批判大会上，首先责令县委书记魏呈贵背诵“老三篇”，魏呈贵背了一段后背不出来了，造反派就声讨批判“走资派”魏呈贵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并给魏呈贵戴上高帽子和黑牌子在台上跪着被批斗了半天。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文化革命”的大串联时，县委建立多处“红卫兵”接待站，先后无偿安排上万名过境的“革命小将”、“红卫兵”的食宿。从此，县内转入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地方有“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高潮，并把不赞成批判刘少奇的人都当成“保皇派”，进行批判斗争。

　　9月，北京、长沙等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来常，带来许多批判刘少奇的传单。县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进行“造反”，形式更加混乱。县委为了稳定局势，先后召开区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强调“炮打司令部”不打农村区、公社、大队等基层领导干部。但是各学校的“红卫兵”继续“造反”，该毕业的学生不毕业，留校“闹革命”。县属各中学奉命废除了中学招生考试制度，实行“推荐与选拔”的办法招收新生。下旬，县委召开会议传达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简称“9.24”报告)，准备对煽动改组罢官的人作为“右派”抓，对此，社会反响不一，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大辩论。省委负责人声明“9.24”报告作废。但各级传达“9.24”报告的领导人被造反派批判斗争。从此，中学连续两年未招考新生。有些老地名、老街名和老牌商店等，被改为“红旗”、“红卫”、“长征”、“立新”、“工农兵”等时兴的名称，许多历史文物再次被查被抄被毁，造成了严重的文化破坏。

　　10月初，党中央在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事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文革”运动的规定。此后常德县建立生产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县工农业生产。各中、小学校学生继续搞“大串联”、“停课闹革命”，继续进行所谓“新长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造反活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部分人员争当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县内各级党政组织及其领导干部再次受到冲击。各学校、各单位成立“文革小组”，查抄“黑材料”。

　　11月，外地学生仍然来县串联造反，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根据中央《关于组织大中学校师生去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县委组织全县400多名师生作为“红卫兵”代表赴京参观。这批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

　　12月，全县城乡各部门、各单位普遍成立造反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再度陷入瘫痪和半瘫痪。

　　二、派性夺权与派性泛滥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到常德县后，由造反派成立县大批判指挥部，相继召开“批判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大会”，开展“夺权斗争”，大批领导干部“靠边站”。各造反派组织围绕结合谁，打倒谁，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县内局势日趋混乱。县委为稳住局势，是月在白鹤山召开有生产队长或贫协组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动员各级干部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坚持生产与工作，力争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但在“一月风暴”冲击下，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战，县内造反派向各级党政领导进行“全面夺权”，很多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受到批判和斗争，党政机关工作严重瘫痪，党的活动被迫停止。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旗帜》的社论后，县造反派继续召开声讨大会，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批判刘少奇，批判“黑修养”(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高潮。“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公、检、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横幅标语，铺天盖地。从此，群众造反组织逐渐因为造反“观点”对立而分别联合成“红联派”和“工联派”，常德地、县、市直单位部分人员和学校学生按照两派而横向混合，两派互相斗争。

　　在江青一伙提出“文攻武卫”后，县内两派群众组织由动口不动手争“观点”的“文斗”，逐步转向真枪实弹的“武斗”。

　　7月4日，“红联”与“工联”两派为“抓人”与要求“放人”的问题，在常德市东风(天声)剧院互掷砖头瓦渣，持续两天，武斗升级。从此，两派各自收集准备武斗的工具。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后，居民不敢出门，商店不敢营业。两派组织相互要抓对方群众组织的头头，并争相揪斗县委和县人武部的领导成员，施以罚跪“请罪”，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甚至殴打。8月5日，有的派性组织违反中央《决定》精神，各自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枪战，不少干部和居民到乡下避难一、两个月。由于党政组织瘫痪，各级领导干部受批斗，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双方人员都有伤亡。1967年常德县、市城区“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增多。

　　三、“文革”中的学习活动

　　1968年9月13日，成立县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发行毛主席著作领导小组，由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关杰(县武装部部长、军代表)任组长，副主任魏呈贵任副组长。12月17日，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华国锋来县视察工作，在县委会议室召开有部分县、区、公社、大队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其他事项作了指示，还到钱家坪公社陡水坡大队、黄土店公社新田大队以及县氮肥厂等地调查研究，指导工作。1969年元月中下旬，全省各县、市来黄土店、蔡家岗公社参观学习的每天都有一、两千人之多。2月下旬，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先后将其经验汇编成《红花朵朵向阳开》、《朵朵忠花向阳开》两本小册子。3月27日，蔡家岗公社、钱家坪陡水坡大队、新田大队和黄土店公社白岩冲大队贫农社员莫国良分别被省革命委员会评为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这些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至此，全县迎回和发行《毛泽东选集》13.64万套(每套4本)、《毛主席语录》(总政本)78.6万册，《老三篇》、《新五篇》等单行本103.86万册，毛主席单张语录232.1万张，毛主席画像293万张，家家贴满毛主席画象，户户有红宝书和宝书台，人人胸前挂满毛主席像章，身背宝书袋。5月上旬，全县各地举办各类学习班和夜校，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神，学习毛主席著作，涌现了一批像陡水坡和新田大队由“一对红”发展到“一片红”的典型。是年6月，根据党中央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的要求，学习中的形式主义开始减少。

　　1970年，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急学紧跟，组织了六次学习高潮。全县举办了有171.5万人次参加的各类学习班。县委组织381人的讲用团到城镇、乡村巡回讲用，涌现出65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典型。县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突出了“四个狠抓”：即狠抓干群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狠抓领导带头学，带头用；狠抓骨干队伍的培训；狠抓典型，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县各机关坚持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制度；农村开展“出工时学一学，劳动中想一想，休息时论一论”的学习活动。

　　1971年1月5日至12日县委召开县第三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表彰16个先进集体和16名先进个人标兵。会后继续开展学习活动，城乡各单位在每天上午8时至9时或晚上7时至9时为“天天读”的学习时间。后来，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县委培训辅导骨干3万多人，广泛组织学习宣传活动。全县党员和干部群众购买《毛选》第五卷13.4万册。各公社办了政治学校，大队办了读书班，生产队有政治夜校，各级举办学习班共1500多期，有的人通读了《毛选》一至五卷。

　　第二节 “三支两军”与建立革命委员会

　　一、“三支两军”

　　1967年4月，为了控制混乱状况，县人民武装部奉命实行“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成立由军队与地方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三结合的“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取代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职权。8月5日，造反派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当天，造反组织砸开常德军分区的大门，冲进院内，将800多支枪和50万发子弹抢劫一空，常德流血事件从此日益增多。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6961部队奉命进驻常德制止武斗，时称“支左”，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协同军分区实行军事管制，接管行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职能。当时造反派两大派分别在常德大饭店和南坪公社设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武装对峙，枪声不断。“支左”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各武斗据点，制止武斗。

　　9月17日，支左部队根据中央“九·五”命令，要求两派群众向军队交还枪支弹药。并在常德城区周围划定军事警戒线，将驻在城内与驻郊区的两派隔开，避免接触。是年冬，武斗逐渐被制止、平息。派性武斗虽然被平息，但派性思想延续了较长时间，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小学校虽然强调“复课闹革命”，但教学秩序仍然混乱。在这期间，党中央转发了毛泽东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谈话纪要。毛泽东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更没有理由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还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然而，由于派性干扰，毛泽东的指示在县内并未得到落实。

　　1968年1月，47军支左部队奉命撤离常德。其“三支两军”任务全部由县人民武装部承担。1973年5月，毛泽东对进驻地方党政机关“支左”部队发出指示：“兵归营，权归政”，常德军事管制委员会撤销，恢复县“公、检、法”职能，县人民武装部停止“三支两军”。

　　二、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8年1月24日，成立常德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县革筹小组”)，赵树立任组长，杨植民(军队代表)、曾志明任副组长。县革筹小组设政治部和生产指挥部。政治部下设：办事组、组织组、宣传组、斗批改组、农村文革组、政法组、接待站；生产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农业组、工交组、财贸组、文卫组、计划组。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科、室、委、办均并入两部，其工作由各组分别承担。其他各局改为县革筹小组所属局。

　　县革筹小组建立后，连续举办3期学习班，县直科局负责人和造反组织头头、各区、公社的负责人和大队贫协主席及造反组织头头等参加，主要学习《人民日报》元旦社论，重温毛泽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指示，对造反派进行大联合的教育。从此，全县实行单位归口“闹革命”、学校复课“闹革命”。同时，由县大批判指挥部举办原县委领导成员及知情人员学习班，既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又检举县委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还将其安排到社、队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6月18日，原县委常委、副县长程培森被批斗，后，含冤撞车自杀。

　　1968年2月20日，县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各方协商派定的1500名代表到会。会议由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持，经会议协商和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常德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县革委会由41名委员组成。其中：工厂、农村、学校的造反组织代表29名，驻军代表4名，领导干部代表8名。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13名县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曾伯阳(山东楼霞人)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树立、魏呈贵、陈化东(军代表)、曾志明、孙克福为副主任委员。全会通过了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两个决定。县革委会集全县党、政大权，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设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政治部、人民保卫部四个部(室)。政治部下设：组织组、宣传组、斗批改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下设：秘书组、农村组、工交组、计划组、财贸组；办公室下设：综合组、政工组、行政组、接待组。3月2日，地、县、市在人民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常德地区、常德县、常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委会筹委会负责人华国锋到会讲话。常德县革委会成立后，3月份组织部分区、公社、大队干部分三批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回县后，县革委会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宣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山、战天斗地的精神，动员全县掀起治山治水的热潮。是年9月曾伯阳调离，由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关杰(辽宁人)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至1978年3月，县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前，县革委会组成人员多次变动，均系上级任命。

　　三、厂矿和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8年6月，根据省革命委员会64号文件精神，县所辖10个区公所，相继建立区革命领导小组，设正、副组长。46个公社(镇)管理委员会相继建立党政合一的公社(镇)革命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和委员，分别取代了原区公所和公社、镇党委会与管委会的职能。县属昌明锅厂、新源印刷厂、县机械厂等5家工厂和县属农林场分别建立革命委员会。各中学均成立革命委员会，行使学校管理职能，设政工、教改、后勤3组；各小学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领导。第十一章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发展与粉碎两个反党集团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发展与粉碎两个反党集团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林彪事件发生后，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直到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县内受大气候的影响，紧跟政治朝流，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开展了“斗、批、改”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左的思想继续支配着全体共产党员和群众。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重点均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领域，忽视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停滞不前。但是，好在县内仍有部分清醒的干部和群众在艰难的环境中自觉地抵制“文革”的影响，腾出时间和精力抓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事业。

　　第一节 “斗、批、改”运动

　　一、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运动

　　1968年8月27日，县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决定，派出300人组成的县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县工宣队”)，进驻县直机关、中学、企事业单位，进行“斗、批、改”。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又导致一批干部、教师挨批挨斗。全县仅中小学教师中就有612人被清出教师队伍，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有565人遭批斗。8月，县委党校改名为县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9年1月改称县革委会“五·七”干校)，县直机关600多名干部职工步行到位于斗姆湖茅湾的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参加劳动锻炼，接受系统的“路线教育”。

　　9月至10月，县内大刮“红色台风”，不少干部、教师、群众被“造反派”抄家搜查，查抄财物806件，折款15075元。11月29日至12月8日，召开县、区、社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到会2766人，其中非党列席人员501人。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重要指示、《党章》和中央“两报一刊”《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号召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10月，县直机关部分干部和中学教师，集中在南坪岗公社参加为期三个多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不少干部、教师受到批斗，有的甚至被迫自杀，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到1969年2月23日，全县清理阶级队伍共挖出“阶级敌人”1334人，查清隐瞒“政治历史问题”的有3149人，破获“反革命”案件183起，其中“反革命组织”案件10起、“反革命组织”成员106人，逮捕、拘留“现行反革命分子”66人，斗争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和坏人”4330人。同时，县革委会作出部署，要求层层狠反右倾，再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又有一批所谓阶级敌人，被“群众专政”两、三年后才解脱。

　　1970年5月，按照省革委会部署，全县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即“一打三反”运动。1972年2月，县委组织2065名脱产干部下队，办62个点，结合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继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在整个“一打三反”运动中，查清了738个“敌特组织”和4735名“反动骨干”的下落，深挖出366个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同时，贯彻“公安六条”，处理了一批杀人、放火、打砸抢抄的坏分子，有128人被判刑。 还揭露出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也错误处理了一些好人。

　　二、开展农村“斗、批、改”

　　1969年2月27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根据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部署农村“斗、批、改”。6月中旬，县革委会安排第一批农村“斗、批、改”，组织896名由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13个公社196个大队和23个县直单位。经过五个多月“斗、批、改”，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促进战备和民兵工作“三落实”，挖出了700多名所谓阶级敌人，批判了1590多名所谓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第二批农村“斗、批、改”时，组织1530名宣传队员，于是年12月中旬进驻32个公社的200个大队，并带动剩下的236个大队和县属工交、财贸、文卫单位开展“斗、批、改”。运动第一步，抓战备教育，清理阶级队伍；第二步，整党建党，结合整顿共青团、民兵、妇女、贫协、大队革委会、生产队队委会等组织；第三步，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到次年3月结束。接着，又派出宣传队到农村组织开展了第三批“斗、批、改”。

　　1969年9月26日，成立县农村斗、批、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农村“斗、批、改”。组织干部群众批判刘少奇及其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黑六论”，进行战备教育、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清理阶级队伍。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采取“抓认识、抓紧跟、抓典型、抓后进、抓整训”的办法，提高对搞好干部“斗、批、改”运动的认识。又组织两批共1570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进驻到566个基层单位，处理点与面，斗批改与“一打三反”的关系，以革命大批判开路，进行“斗、批、改”。全县召开各种批判会2.5万余次，批斗“活靶子”3800多个。还开展了一人一事的小评论，一人一事的路线分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活动。其中进驻的191个“老、大、难”单位，有63个被评为四好单位。同时，团结教育5300多名犯“严重错误”的人。

　　11月7日，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县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指示》，批判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安排在11、12两个月打好三个战役：一是批判苏修的侵略本性，结合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是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是批判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一步开展除“六害”，克服资产阶级派性。

　　常德县的这次“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矛盾，伤害了许多干部、教师和群众，进一步耽误了经济建设。

　　三、开展“除六害”

　　1969年8月4日至14日，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县革委常委学习中央“七·二三”布告，开展斗私批修和除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义等“六害”，解决领导班子的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县革委会列举了自身“六害”的十二种表现：个别人打人骂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搞小动作；骄傲自满，听不得批评；工作方法简单，喜欢训人；信口开河，随便表态；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自己搞派性，还说“一碗水没端平”；生活散漫，纪律松弛；不顾大局，不顾整体；作风飘浮，不参加劳动；不安心工作，不坚持原则；粗枝大叶，工作不过细。这些作风，害党、害国、害民、害自己。通过学习，县革委会逐步消除派性隔阂，增强了革命团结。

　　8月18日至28日，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举办各级革委会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共1100人，学习班主要是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围歼资产阶级派性，开展“除六害”。学习班上，与会人员联系各级革委会内部的问题，揭“六害”的盖子，批“六害”的危害,摆出了“六害”的五种表现：一是搞资产阶级派性，掩护敌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破坏革命团结，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压制贫下中农；二是搞无政府主义，各自为政，无组织纪律，命令不服从；三是搞反动的多中心，以我为中心，个人说了算；四是搞资本主义，支持私人养蜂养鸭；五是搞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不安心工作，私自增加工资，腐化堕落，贪污挪用公款。在此基础上，教育和帮助参加学习人员找到教训，引以为戒，划清界限，明辨是非，制订措施，搞好工作。

　　四、开展备战备荒活动

　　1969年3月上旬，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 “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的精神，在全县开展人人讲战备，处处为战备，事事想战备，层层抓战备的群众性战备工作。珍宝岛事件后，全县各级革委会举办各种学习班，组织各种宣传队，学习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号召，要求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12月4日至8日，县革委会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任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打仗抢速度，掀起冬季生产高潮。

　　1970年1月16日，县委遵照毛主席“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的教导，在县属工厂、机关及大队等共795个单位，对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仇视、鄙视、蔑视苏修”的教育，通过教育，人们的战备观念增强，促进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同时，继续贯彻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在全县开展饭前节约“一把米”的活动，并加强了民兵独立营、团的建设。是年，全县各公社、工厂、机关挖防空洞(又名战备洞)，并进行防空演习。1971年5月20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正义斗争”的“五·二○”声明，当晚，县委组织县直机关干部职工上街集会游行，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声明，声援越南人民。7月，贯彻全国第二次人防会议精神后，全县城乡又出动数万名劳力，动员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生产队(山丘区)修建了一批“防原子、防化学、防水、防倒塌”的战备洞。

　　1972年，在全县实行“国代民储”，完善储粮制度，农村自储粮食1200万公斤，国代民储粮食637万公斤。粮食部门在帮助生产队审定粮食分配方案时，贯彻“丰年多储，平年少储，年年储备，逐年增多”的储粮方针，农村自储2372万公斤。1972年冬，县粮食局局长谈法柏参加国家粮食部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仓储研讨会议。会后，全县进一步开展了大办农业，广积粮食的工作。

　　因战备需要，国家部分军工、纺织和工程机械等工厂从沿海迁到常德县时，县委顾全大局，从人力、物力以及征地、撤迁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国家兵器工业部的红光仪器厂、浦沅工程机械厂、常德纺织机械厂都是国家大三线建设时分别从上海、天津等地搬迁到常德县石门桥、灌溪等公社的，在搬迁来时，各方面都得到了常德县的援助支持。1966年，上海以及天津、沈阳、郑州的部分纺织厂家迁至德山组建常德纺织机械厂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地域受到局限。1972年7月，县辖石门桥公社的龙甲山大队划归原常德市管辖，用作常德纺织机械厂的厂地建设，建筑面积达25.6万平方米。

　　五、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

　　1968年8月27日，县革委会第四次会议作出决议：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并决定成立县“四个面向”办公室(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后改名为县知识青年上出下乡办公室(简称“县知青办”)。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12月22日，县革委发出《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作好上山下乡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下放对象主要是知识青年以及部分干部、医务人员、教员、文艺工作者、城镇闲散人员；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求从12月26日开始，半个月基本下放完，城镇人员至少下放25%以上。同时，把集镇的“五类分子”强迫轰到指定的生产队去落户，接受群众监督劳动。

　　1969年1月起，县革委会按照省、地革委会的指示，接收安排常德市部分党政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工人、居民到常德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县农村先后接收安置本县及常德市、长沙等县外知青和其他上山下乡的人员共19944人，其中：下放干部职工3344人。 1969年10月21日，经评选推荐，政审体检等程序，从下乡知青中招收707人当工人。1974年1月10日至13日，县委召开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下乡上山的指示，表扬先进，交流经验，扎根农村。从此以后，实行厂社挂钩，集中安置。直到1980年前，每年都有城镇知青下放农村。

　　动员和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前，让知青到农村锻炼和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作为改造对象，特别是把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父母有历史问题的知青作为重点改造对象，是不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的呼声越来越多，县委根据上级要求，继续在招生、招工、提干、征兵和处理其他特殊情况的过程中，安排知青返城就业。到1978年，全县共动员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3619人，接受长沙市等外地城镇知识青年7016人，共建“知青点”107个。到1980年底，全县下放“知青”10635人全部安置完毕。

　　县委及其县“四个面向”办公室在知青和其他人员的接收、安置上作了大量工作。各公社建立了领导干部、贫下中农、知青代表组成的“三结合”再教育小组，对知识青年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为知青解决住房，进行慰问等。许多知青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1980年8月，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撤销。

　　六、教育、卫生改革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卫生改革从1968年10月开始。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即“六·二六”指示)发表后，县革命委员会印发毛主席“六·二六”指示1万份，发到全县各生产队。各公社举办学习班，组织干部和贫下中农学习“六·二六”指示。于是，卫生“改革”在全县展开。全县农村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卫生网逐步建立健全起来，普遍推行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改称为“赤脚医生”。全县有国家扶持装备的农村保健箱402个。1969年1月，全县推广唐家铺公社合作医疗的经验。到1970年，全县648个生产大队相继建立合作医疗站，国家扶持装备的小型手术刀包667个。1969年，蔡家岗公社把“自负盈亏”的卫生院改为社办，合作医疗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分级管理和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新体制，基本上做到小伤小病、一般常见病不出大队。1970年3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常德县召开全省合作医疗现场会，推广蔡家岗公社的经验。到1979年，全县有“赤脚医生”1460名，经省卫生厅考试考核合格发给乡村医生证书的有126名，试用证书的112名。

　　由于片面强调“实现合作医疗一片红”，一哄而起，部分大队合作医疗站有名无实，片面追求社员看病吃药不要钱，使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公社、大队、生产队负担不起。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合作医疗资金、乡村医生报酬得不到集体经济支持，合作医疗站纷纷解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事业首当其冲。1966年，全县小学入学人数比上年下降60%以上。1968年盲目发展学校，部分大队办初中，公社普遍办高中，全县增加“赤脚老师”1950人；757所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管理；学制改为5年，各种形式的耕读小学和全日制初级小学全部改成“五年一贯制”；课程增开科学常识、革命文艺和军事体育。1969年由秋季始招生改为春季招生。1970年实行“开门办学”，师生进工厂、下生产队劳动，文化基础课的教学有所削弱。1972年贫下中农代表进驻，管理学校。1974年，小学恢复秋季招生，部分完全小学“带帽”办初中班，小学骨干教师调到初中任教，小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同时，学习推广汉寿县石板滩中学的“十条经验”，即主动接受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坚持工农兵上讲台，协助社队培训理论骨干。建立阶级教育基点，多种形式设班、废除不必要的课程，实行开卷考试。校办工厂大力支农，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开展学农科研，教师参加劳动锻炼。全县继续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用简单的生产知识代替系统的教材，取消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实际上是德育被歪曲，智育被削弱，体育被忽视，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全县各中学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继停课，连续两年未招新生，把部分老教师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进行批判。1968年起实行推荐选拔的招生制度，由基层推荐，分级审批入学。1969年，中学学制缩短为4年(高、初中各2年)，绝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工厂和农村锻炼，工人、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学校参加管理。各中学用“斗、批、改”的办法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对教材“砍、补、换、合”，以柴油机、拖拉机、水泵、农药、化肥等为教材，请工人、农民为教师，在田头、地边、车间上课，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低劣。1974年恢复秋季招生，盲目发展普通中学。至1977年，全县中学猛增到502所，在校高中生24068人，初中生54471人。大多数缺乏办学条件，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群众称这个时期的中学生是“中学的文凭，小学的程度”。

　　七、推行计划生育，获得联合国奖励

　　1973年春节前，县委常委先后两次开会，研究部署计划生育工作，召开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会，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并给与会负责人发放避孕药具，要求干部上门将其送到育龄夫妇手中。随后，县里运用广播、幻灯、渔鼓、墙报等形式，大力宣传计划生育工作。按照“晚(晚婚，男25岁，女23岁)、稀(生孩间隔4年以上)、少(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要求开展工作。1974年，县委组织由一批先进典型组成的报告团在各地巡回报告，现身说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至1978年，县、区、社先后组织报告团(队)772个，参加作报告的先进典型1756人，听众达435万人次。1974年，全县共做计划生育4种手术23489例，人口出生率下降到22‰，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4.3‰。是年，中共湖南省委在常德县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推广常德县“晚、稀、少”的经验。1977年9月，县委派员出席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被安排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是年，全县人口出生率11.6‰，人口自然增长率4.2‰。

　　1978年县级领导分工负责，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工作网和岗位责任制，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号召，在湖南省率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全县有13582对育龄夫妇自愿终身只生一个孩子，并领取独生子女证。省委又在常德县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推广常德县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经验。1979年10月2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率国家计划生育办和卫生部领导一行9人，由省革委会副主任罗秋月陪同来常德县考察计划生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此后，全国各地来常德县考察参观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络绎不绝。县委又奉命派员出席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还参加了广州军区召开的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并介绍经验。是年，联合国奖励常德县一台计划生育宣传车。

　　第二节 恢复瘫痪的党组织

　　一、建立县革委会和区、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党组织陷于瘫痪，党员发展工作曾一度停止。

　　1969年2月24日，报经中共常德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常德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代行县委职权，关杰(军代表)任组长，魏呈贵任副组长。4月，全县10个区均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代行区委职能。

　　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九大提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会后，全县被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九大”散会的当晚，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抬着毛泽东画像，冒雨上街游行庆祝，燃放鞭炮，不断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被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出席党的“九大”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侯补委员。

　　“九大”后，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运用多种形式，传达宣传九大精神，开展群众性的学习活动。5月31日至6月11日，县核心小组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316人。会议主要学习九大文件，学习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多次讲话，把代表的思想统一到九大路线上来。大会推选出席省党代会代表35名。会议对全县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到9月9日，各公社、镇革委会均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1969年11月建立新的县委后，部分公社、镇开始恢复建立党的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陆续取消，到11月，全县有194个农村大队党支部恢复了组织生活。

　　二、中共常德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69 年9月，魏呈贵调常德地区工作，廖启桂任中共常德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1月11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常德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大会的党代表1213人，其中女代表189人，代表全县18405名党员。大会听取刘春樵传达“九大”盛况的报告和廖启桂代表中共常德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作的《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听取了关杰作的《以党的“九大”为光辉榜样，按照新党章建立更加纯洁、坚强、朝气蓬勃的中共常德县委会》的预选动员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加速革命化，实现新飞跃》的决定。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5名委员和4名侯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常德县第三届委员会。在新县委委员中，军队代表4名，地方干部代表12名，不脱产的工人、农民代表9名，女代表5名。在县委三届一次全会上，选举关杰为县委书记，廖启桂为县委副书记，夏丰田(军代表)、潘国忠、万祖钧、李家凯、周碧婵(女)、林敬初为县委常委。常德县委是全国 “文革”中各级党组织瘫痪后最早恢复的县委之一。1971年1月，刘春樵任县委副书记，4月刘珍(军代表)任县委副书记。

　　县委恢复后抓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到1971年12月，全县基层党支部都恢复起来，党员均已基本恢复了组织生活，全县上下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县委和基层党组织恢复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指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从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分别在县委和基层党委的领导下，只履行政府职能。

　　县第三次党代会后，县委组织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完善“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狠抓阶级斗争，开展“斗、批、改”，抓整党建党，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组织工农业生产新飞跃。还组织开展了学新田、学安乡，建设新常德县的活动。12月10日，湖南省革委会政治工作组以省革委文件形式转发了常德县委《着重思想建党，使毛主席建党路线在头脑里扎根》一文，在全省推介常德县建立新县委的经验。1970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县委先后作出《关于开展向刘春樵同志学习的决定》、《关于在全县开展学习蔡家岗公社的决定》和《关于开展学洛塔、学野鸡坪的决定》。

　　三、整党建党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建立后，开展整党建党，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1970年5月，全县继续开展整党建党工作，按照毛泽东“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建党纲领(又称“五十字”建党方针)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在毛泽东“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指引下，开展整党建党，进行“吐故纳新”，突击发展新党员371名，处理102名党员出党，提调348名优秀的党员和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8月10日至13日，县委在断港头公社召开整党建党工作现场会。到12月，全县45个公社(镇)都恢复了党的委员会，918个基层党支部有806个恢复了组织生活。在整顿过程中突出思想整顿，狠抓思想教育，克服部分党员中存在的“当党员不如当社员，当支委不如抓犁尾”、“中心来了找党员，出了问题刮党员，运动来了整党员”等错误思想，对照新党章的要求，自觉上纲上线。同时，县委进行开门整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县、区、社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除各留一人值班外，其余的干部都深入到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但由于整党运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加之派性干扰，在组织整顿进行“吐故纳新”时，一批好党员、好干部和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而少数造反派头头被拉入党内，造成了组织不纯。

　　1973年8月2日，县委作出《关于勤俭节约，不搞特殊招待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领导带头，以身示范。1974年12月12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搞好年终开门整党的意见》，要求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结合年终分配，认真搞好开门整党。要办学习班，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加强党的建设的指示和新党章。运用新旧社会对比、两条路线对比的方法，教育党员干部对照大寨党支部和其他先进单位的先进事迹，抓住方向、路线问题，深入批林批孔。教育党委、党支部成员自觉斗私批修，带头清思想、清经济、清作风，努力加强自身革命化建设。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延续

　　一、批陈整风

　　从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县委组织全县开展批陈(伯达)整风。197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认真学习中央3号文件和省委23号文件，以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为武器，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会后，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作样板，在基层党组织中普遍开展“反骄破满”的自我教育，以推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力争1971年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3月下旬，县委常委和行政18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分两批参加中共常德地委召开的会议。5月至6月，县委分期召开科局长和行政22级以上干部会议，继续学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集中批判陈伯达“天才论”等反党反马列主义的罪行。5月9日至6月12日、6月16日至7月2日，县委分两批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先由县委负责人作开展批陈整风的动员报告，组织与会人员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会上，县委负责同志分别作了批判陈伯达的专题发言，批判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先验论”以及乱军夺权等罪行。因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期间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人们的愤恨，故在开展批陈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扬眉吐气，积极投入了批陈运动。

　　在批陈中，开展“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全县培训2.5万名学习辅导员，发行毛泽东哲学著作8万多册，分期举办了有49万多人参加的学习班，肃清陈伯达的思想影响。“9.13”事件发生后，批陈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惶出逃，在飞经蒙古温都尔汗时机毁人亡。事件发生后，县委首先召开县直机关和区、乡镇党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10月17日至27日，县委分三片召开有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参加的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和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通知》，声讨和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人们封存或销毁林彪的肖像、讲话和题词。12月，县委分前、后河两片召开农村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组织全体与会人员学习中央1971年发出的一系列文件。中央文件一传达，参加学习班的人员都感到极大震惊，对林彪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采取的措施，要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到底。会后又以公社举办党员和生产队干部学习班，培训2.74万名骨干，办点62个，以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把批林运动引向深入。通过批判和清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识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动本质，纷纷表示要肃清其影响，把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972年4月，县委按照中央〔1972〕12号文件转发的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期间的谈话精神，围绕“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简称“三要三不要”和“三个基本原则”)，联系“文革”实际，再次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并决定，采取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方法，对全县各级党组织普遍进行开门整风，镇、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参加开门整风，并请万名基层干部提意见和建议，督促整改，以清除派性，增强团结。8月16日至31日，县委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主要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会议和省委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致江青同志的信》，批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开展批林整风。县委的整风经过县委常委的自我检查和与会人员帮助，基本达到了消除派性，增强团结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县委就新县委成立后，盲目、错误宣传林彪的问题作了检查。县委决心从中吸取教训，肃清其错误影响。县委扩大会后，常委分工负责，明确县委书记抓全盘工作，4名常委抓批林整风，继续在芦山公社芦山大队办点，其余常委抓生产。从县直机关抽出194名党员干部，加上区和公社干部，保证每个大队有1至2名干部，以批林整风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

　　1973年1月，县人武部奉命撤回“三支两军”人员后，中共常德地委对常德县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刘春樵为县委第一书记，雷恭政为县委书记，刘珍、万祖钧、张家仁为县委副书记。随后，县委对县直部分机构也作了调整：县委恢复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同时撤销组织组、宣传组、办事组；县革委会设工交办、财贸办、农村办、计委，同时撤销县生产指挥部；恢复县公安局，撤销县人民保卫部。县直其他行政科局也相继恢复。3月，县委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和县直机关负责人会议，分别传达学习中央12号文件，联系卜占亚在湖南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进一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恶阴谋，正确理解毛主席、党中央对卜占亚宽大处理的意义。

　　“9.13”反革命事件，使许多人震醒，极“左”思潮受到一定抑制。此后，一批自“文革”开始后“靠边站”的干部陆续进入县内各级领导班子。受大气候的影响，虽然“左”的思想仍然泛滥，但由于这批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作为，县内局势基本结束“文革”前期的混乱，各项工作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三、“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党的十大召开，刘春樵出席党的十大，继续当选为中央侯补委员。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

　　1974年1月18日，中央发行江青等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一书，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尽管各级报刊、电台连续刊发和播出批判文章，并天天报道全国“批林批孔”的消息，但在常德县由于县委的认识不一，加上群众的“厌战”情绪，“批林批孔”运动一时未组织和发动起来。直到3月30日，县委才建立批林批孔办公室，开始部署批林批孔运动。县内部分“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大反所谓“复辟、回潮”，围攻各级领导干部，挑起派性斗争。但广大人民群众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不感兴趣，内心的厌倦情绪又不能张扬，怕戴上政治“帽子”，寄希望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4月中旬，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974〕12号文件，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共中央的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之类的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央的这些规定宣布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拥护。“批林批孔”运动“上热下冷”，农村大队没有开展起来。但县内仍有少数中小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师道尊严”，反“复辟”、反“回潮”，否定文化考试，使教育再度陷入混乱。7月下旬，县委组织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部署安排下半年的工作后，广大干部群众投入了工农业生产。

　　9月21日，县委贯彻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宣布“批林批孔”运动停止，撤销“批林批孔”办公室，全县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四、1975年的全面整顿

　　1975年1月，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简称“三项指示”)，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战略举措。县委领导全县各行各业的整顿是从稳定农村、发展农业入手，组织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同时，工业和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的整顿也全面展开。2月上旬，县委召开全县工交会议，组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学习株州田心机车厂的经验，讲党性，批派性，促进安定团结。会后，县委对县属工厂和中学派出10个工作队，帮助其克服派性，维护正常的生产和教育秩序。2月26日，县委分3期举办了全县共青团、工会、妇女工作人员学习班，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帮助其提高搞好本职工作的能力。

　　在机关作风上，县委推行精兵简政，组织干部参加劳动，强调机关为基层服务，干部为群众服务。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180名干部定编到公社，同时，从县、区抽调544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到15个公社，帮助组织农业生产。并要求工作队员每人一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200天以上。县委常委分期分批轮流到农村当农民，到工厂当工人，与农民、工人实行“三同”。县直机关的干部到灌溪公社富贵大队、河洑公社岩桥大队和蔡家岗公社高桥大队等地参加劳动。1975年，县直机关干部平均每人劳动104天。同时，各级领导班子中，县委运用整风的方法，解决部分班子“软、懒、散”的问题。

　　常德县在9月下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后，县委书记雷恭政带领棉区的公社党委负责人到湖北荆州及潜江等地学习棉花高产经验。同时，传达贯彻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进一步组织大办农业，争取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还在全县大力推广杂交稻，并开始连续三年选派500多人到广西、海南制种。

　　通过一年的整顿，各项成效比较显著。全县工农业生产获得了“文革”以来最好的收成。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25789.74万元，比最高的1974年增长13%，其中工业产值比1974年增长34.8%。财政总收入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创全县解放后26年之最高。

　　五、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展全面整顿。由于全面整顿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不能容忍。于是，在1975年11月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乘机千方百计扰民乱国，妄图乱中取利。他们到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弄得全国人民无所适从，人心惶惶。1976年2月，县委根据常德地委的指示，分别召开各种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邓小平提出的各项整顿工作受阻，逐步好转的形势受到影响。

　　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广大工人、农民忙于工、农业生产，开始恶化的局势呈现好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全县的这个运动到9月9日以走过场告终。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因此，县内工农业生产未受大的影响。并且，全国的社队企业还取得较快的发展，黄金生产还取得突破性成绩。1976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到县视察时，对黄金生产给予了肯定，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还陪同柬埔寨副总理英萨利来县到蔡家岗公社参观社队企业。

　　六、干部群众对“文革”的抵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这场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出于纯朴的感情和对毛主席的热爱而积极响应和参加。但从批斗刘少奇后，开始出现思想分歧。部分人认为，刘少奇作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家主席撤职，不按宪法有关程序办理，而是由所谓红卫兵造反打倒刘少奇，这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深处并未通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意会而不能言传。“文革”初期，县供销社有一名干部在办公室仍保留一幅湘绣的刘少奇像造反派发现后，给这名干部挂上写有“保皇派”、“走资派孝子贤孙”的黑牌子、戴上高帽子，多次游街、罚跪批斗。这名干部受到人身侮辱后，仍无怨无悔，积极工作。

　　“武斗”、派性夺权等社会混乱现象的不断发生，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感到更加困惑，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产生冷漠和不满，在剧烈的动乱和灾乱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人们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攻武卫”等口号不再那么感兴趣。广大农民、教师、医生、工人、干部和商店营业员恪守本职，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文化大革命”、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与抗争。县、区、社的许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批斗后，就有党员和群众暗地进行安慰。县委领导成员被押到基层巡回批斗期间，有的干部、群众悄悄地把好菜埋在饭钵里，让其吃饱吃好。这批领导同志和部分受冲击的干部与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地方“劳动改造”时，当地的党员和群众总是在生产、生活上予以关照。常德“武斗”时，地委副书记张文光被县内东江公社驮古堤大队的农民“保护”一个多月。许多教师、医生和其他科技人员即使被下放或遣送到农村“改造”时，依然悄悄钻研业务，利用业余时间，为当地农民传授文化科技知识，医病治伤。广大党员、团员在“文革”中虽然停止了组织生活，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1970年后，全县工农业生产虽然受“左”的干扰，但由于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的抵制，全县国民经济仍取得较大发展。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1.73倍，年递增10.6%。在农村，还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10年完成土石方共1.7亿方，相当于1966年前17年总和的1.2倍。全县蓄、引提水量由1965年2亿3千万立方米增加到1975年3亿4千万立方米。相继建成变电站22处，主变压器35台，电力排灌由68处、1.12万千瓦增加到168处、2.45万千瓦，80%的农田达到一般旱涝保收。1975年全县社社通汽车，大部分大队通了公路。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常德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将会比这更好。

　　七、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976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特别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又与世长辞。下午4时半，常德县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到毛主席逝世的讣告广播后，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县委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县人民一个月内停止一切宴会和娱乐活动，下半旗向毛主席致哀，并要求各级党委、各单位党组织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共中央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开展悼念活动，县委向党中央发了唁电。9月18日，县追悼大会在县影剧院举行，有1500名代表参加县委举行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县委书记陈绪阶主持，收听北京和省会追悼大会实况后，县委副书记万祖钧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干部、群众身着素装，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庄严肃穆。在悼念毛泽东的时候，许多人眼泪双流，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既从内心表达出对毛泽东怀念之情，又饱含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全县同时设210个分会场举行悼念活动，参加悼念活动的干部群众达64万多人，敬献花圈上万个。

　　正当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加紧篡党夺权的时候，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是全国解放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10月21日晚上，县委接到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和省委、地委的部署安排后，立即向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家属传达贯彻。喜讯传来，县直机关单位一片欢腾。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连夜冒雨游行，热烈拥护中共中央10月8日的“决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次日，县直机关和各区、公社都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大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无不兴高采烈。连续几天内，全县上下一片欢腾。

　　接着，县委根据上级的安排，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的程序，及时传达贯彻中央16号文件和“打招呼”会议精神，并组织两万多人的宣传队伍，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使中央的指示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0月24日，常德地、县、市三家联合在体育馆广场举行数万人大会，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庆祝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第十二章在徘徊中前进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十二章 在徘徊中前进

　　1976年10月6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常德县委第一书记刘春樵出席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一大”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大会以后，全县掀起了宣讲、学习党的十一大会议精神的热潮。宣讲中，由于“左”的影响，一是把粉碎“四人帮”理解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二是把华国锋在全党的地位过于夸大，搞新的个人崇拜。这期间，在政治建设上县委组织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与清理整顿，着手恢复各种正常秩序，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经济建设上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和全县学蔡家岗的活动。但由于“左”的思想和政策的延续，仍然局限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导致各项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和清理整顿

　　一、揭批“四人帮”的罪行

　　粉碎“四人帮”后，县委按照上级部署，广泛发动干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罪行。

　　1976年10月至次年3月，全县各级党委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10月下旬，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欢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接着，县委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党中央16号和24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传达了毛泽东生前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县内掀起揭批“四人帮”祸国殃民反革命罪行的高潮。同时，层层培训宣讲队伍，召开大小批判会，写批判文章，列摆罪状，专题批判。县委还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对涉及“四人帮”的影片、戏剧、书刊和图片等提出处理意见，各部门、各单位进行了认真清查处理，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1977年3月至10月，党中央10号文件(“四人帮”的罪行材料之二)下发后，全县各级党委立即进行传达。一个多月时间，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声讨，召开大小批判会7500多场次，集中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罪恶历史，并联系实际，把揭批“四人帮”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结合起来，清理了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对有关人员开展揭发批判。

　　1977年10月，县委根据党中央发布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联系县内实际，揭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肃清其流毒。1978年3月，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后，全县人民以党的十一大文件为武器，在县内清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及犯罪人员，将挤进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派性严重的人清除出领导班子。地委和县委派工作队进驻全县26个公社和县直机关，帮助整党整风，解决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揭批与整顿，“四人帮”在县内的帮派体系被彻底粉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庇护下的坏人，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干部群众的不实之词。全县民心大快，一致表示要坚定地听从党中央的领导，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挽救回来。

　　1977年初在开展对“四人帮”大批判中，县委先后举办区、社党委书记、县直科局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学习班，学习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以整风的精神开展讲“四人帮”的罪恶、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历、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体会等“三大讲”活动。县委常委带头进行“三大讲”，一些受“四人帮”影响犯了错误的人，经过说清问题之后，通过民主评议予以解脱。对少数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学习班结束后，县委抽调干部组成清查办公室进行专门清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清理核查工作，县内“文革”中发生严重事件的底子得以澄清，审查对象的一件件、一桩桩错误及其活动得以查证落实，一部分人依法受到司法机关处理。

　　二、中共常德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1977年9月20日至10月2日，中共常德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招待所召开。参加会议的党代表967人，代表全县29019名党员。大会总结了县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特别是总结了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分析了县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大会提出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大精神，把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搞好整党整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建成高标准大寨县而奋斗。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春荣及常德地区各县、市派代表列席了县第四次党代会。

　　大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举产生了由29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常德县第四届委员会。根据党的十一大通过的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共常德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县委四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刘春樵、雷恭政、刘珍、万祖钧、张家仁、陈绪阶、潘国忠、张丕望、曹时才、李凤敏、林敬初为县委常委，刘春樵为县委第一书记，雷恭政为县委书记，刘珍、万祖钧、张家仁、陈绪阶、潘国忠为县委副书记，潘国忠兼任县委纪委书记。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加强革命化建设的决定》。

　　党代会后，县委贯彻上级有关精神，开始废除“一元化”领导体制。撤销“县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事机构，在“文革”期间派驻党政机关和中小学校的“工宣队”一律撤出，队员回原单位。

　　1978年2月8日至13日，县委常委进行整风学习，主题是高速发展农业生产。期间采取内部整风与开门整风相结合，发动县直科局党组织整风的同时帮助县委提意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县委领导成员围绕思想、斗志、作风等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了1978年全县农业大干快上的规划和措施。会后，13名县委常委除2名主持日常工作外，有11名带领426名县直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到13个公社蹲点劳动，带头组织发展农业生产。

　　三、开展 “一批两打三整顿”

　　1977年6月9日，县委决定，在县直机关、县属工厂共69个单位党组织、1154名党员干部中，陆续开展整党整风。组织党员, 干部、职工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学习华国锋主席关于抓纲治国和, “蔡家岗带全县”的指示，重点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政治上的资本主义；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经济上的化公为私、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组织上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11月中旬，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长、组长会议，部署开展“一批两打”运动。12月8日至12日，县委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部署在建设大寨县的同时，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批两打三整顿”的专项斗争，即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全县城乡共组织2767人参加的工作队(其中地区198人)，进驻13个公社、298个大队、135个社队企业单位和67个县直二级机构及农林场。未进驻工作队的社队也同时开展这个运动。运动中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发动群众开展大检举、大揭发，着眼于教育干部，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

　　县直单位“一批两打三整顿”从1977年12月中旬开始，学习中央48号、50号、52号文件。次年元月25日召开第一次宽严兑现大会，设有57个会场，有1.6万人参加。揭发和破获了一批政治、刑事案件，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312人，有241人退赔赃款41924元。到1978年8月，全县城乡揭露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诈骗金额共155.3万元。但在刹资本主义歪风中受“左”的影响，对一些人和事作了错误的批判。

　　同时，贯彻中央37号、42号文件，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全县清理出农民不合理负担的资金2193万元、粮食1155万斤、工日2287万个、平调的生产队耕地6386亩、山林16063亩。对此，县委认真进行了退赔整改工作，保护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利益，并基本刹住了大吃大喝风和非生产性建设风。在进行思想、组织、作风整顿阶段，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县委根据广大干部职工的要求，拟定全县行政、企事业单位《九项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学习、作息、生活会议、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财政经济、公物管理、公费医疗管理、请销假、御淑堂怎么样用什么洗脸最好补水面膜哪种好产后可以吃减肥药吗环境卫生制度共35条。1978年4月22日，县委批转县委组织部《关于对党员、干部管理教育的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在各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骨干作用，提出明确规定。这些制度与规定的执行，对改进机关、企事业单位思想作风，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

　　1978年3月3日至6日，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刘春樵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雷恭政、万祖钧、张丕望、李毓流、朱凤江、黄德敏为副主任。选举常德县出席省五届人大代表8人。会议提出全县人民团结起来，为在1980年把全县建成高标准大寨县而奋斗，强调继续深入开展“一批两打三整顿”，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深挖“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整顿好领导班子，整顿好企业和社队的经营管理，整顿好社会秩序。1978年3月在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常德县草坪公社青年马本慧(女，回族)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节 初步的拨乱反正

　　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大后，县委在澄清“四人帮”搞乱的是非过程中，开始进行拨乱反正。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党校《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重要文章。县委开始干部政策的落实，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县委组织工作队在石门桥公社办落实政策的试点，并推介了该公社“坚持实事求是，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197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精神，县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开始对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教师和干部进行复查。

　　全县初步的拨乱反正，首先从思想理论上展开。邓小平复出后，否定了教育上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定了解放17年来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县委也相应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常德县17年科教、文化事业取得的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思想理论、科学教育方面的拨乱反正。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县内不再把抓工业生产、抓农业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肯定知识分子为发展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从此，在思想理论和科教文艺战线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然而，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力度小，政策还未全面落实。

　　二、恢复行政机关和健全群团组织

　　文化大革命中，县内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以及群团组织，长期陷入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粉碎“四人帮”后，县委开始恢复工作。

　　1976年10月以后，县委进一步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领导，开展了对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的基层组织的整顿。县委还按照有关规定先后增设了县科学技术协会、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县工商业联合会、县华侨联合会等机构。

　　1977年5月恢复了中共常德县委党校。并先后增设县劳动局、县供销社和县外贸局。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分设为县社队企业局和二轻工业局；县农林局分设为农业局、林业局；县财政税务局分设为财政局、税务局。

　　1978年9月，恢复常德县人民检察院。县委明确要求县人民法院在认真履行审判职能的同时，开始有重点地复查社教、“文革”中的大要案件。调整充实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党委、党组，明确要求公、检、法机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的作法。

　　三、恢复高考制度和发展教育事业

　　1976年10月，学校开始着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1977年7月，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废除大专院校在“文革”中实行的“推荐”招生办法。全县有32人考试合格，被大专院校录取。

　　1978年9月22日至25日，县委召开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鼓舞全县教职员工的士气。会后全面整顿学校的混乱问题，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重视文化学习，加强教学质量检查。县委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各级行政部门不应占用教育事业人员编制，凡抽调借用到非教育工作第一线的人员一律回学校工作；撤销中学“革命委员会”和小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恢复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决定将1975年下放到区、公社(镇)办的中学收回县办；规定各类学校不能随意放假，因特殊情况必须放假的，应报县文教局批准，教育秩序得到全面恢复。同时，全面开展复查落实教育战线历史老案、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广大教师不再为“臭老九”压抑，而是扬眉吐气，精神焕发，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1978年起，全县各小学先后开办学前班，接受5—6岁儿童入学。1980年幼儿教育得到发展，全县有幼儿园308所，在园幼儿9040人，幼师358名。1978年，全县小学恢复文化知识考试制度，使用国家统编的新教材，执行新的教学大纲。组织学生开展“学雷锋，创三好”活动，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教学质量开始提高。1979年起贯彻《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按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开设课程，使用国家统编新教材，改革课堂教学，教学质量开始回升。当年，全县6533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有519人上录取分数线，占报考人数的7.9%。1979年调整小学布局，停办小学带帽初中班。1980年，各小学实行朝会、晚会和升旗制度，加强爱国主义教育。1983年，全县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四二”分段的六年制。1981年继续调整中学布局，全县中学由502所调减为128所。学制由四年制改为六年制度(初、高中各三年)。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专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得到发展。1979年和1981年两次整顿民办教师队伍，辞退文化程度过低的600多人。1980年，创办常德县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在职小学教师，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并开展“为人师表”活动，学校出现了新的校风。

　　第三节 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

　　一、学大寨，建成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始于《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大寨之路》的通讯，介绍大寨同穷山恶水作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号召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县委响应毛泽东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带领全县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提倡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大寨运动前段，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集体经济和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上，大搞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科学种田；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突出了修建堤垸、电力排灌机埠和搞园田化建设等，动员和组织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水利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县革委成立和新县委建立后，先后三次组织部分区、社、大队干部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同时，多次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部署学大寨工作，强调农业学大寨必须“以阶级斗为纲”，大搞行政命令，生搬硬套外地经验。社社队队绘蓝图，男女老少齐动手，治山造林26万亩，开挖渠道近3000公里，完成水利大小项目1万多个。以堤垸为单位，建设大小一致、高低平整、排灌分家的棋盘式农田11万亩。

　　1970年，县委表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提出“远学大寨，近学蔡家岗”以后，全县每年召开一次农业学大寨的经验交流会，表彰学大寨中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按毛泽东提出的“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每年从县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学大寨工作组到大队、生产队，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促进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农业基本建设。1971年6月，县委制订“农业学大寨”近期和长远规划，每年抽调大批机关干部到农业第一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同年冬，常德、汉寿两县共组织6万民工破大、小凡洲，开挖长6.2公里河底宽60米，底高为28米的金石河。以后又连续两次组织民工疏淤，共完成土石方457万立方米。

　　1972年秋，县境遇百日干旱，到9月1日，7座中型水库中有2座干涸，5座只剩死水；130座小(一)(二)型水库，有105座干涸；有661个生产队的人畜无水吃，有71万亩农作物受旱，其中25.6万亩无水源抗救。县委学习大寨战天斗地，不怕困难的精神，提出“斩澧水，抗大旱”。县委书记关杰带领劳力四上澧水引水抗旱，先后在澧水石龟山和蒿子港处破大堤，引澧水经毛里湖入冲天湖和民主阳城垸。9月4日至8日，又调集1万民工在沙河口的澧水洪道上抢堵一道2000米长的拦河大坝，奋战三昼夜，堵河截流，抬高澧水水位0.5—0.8米，引澧水入湖抗旱。山丘区共拦坝8600余座，打井2800余口，引泉水1100处，开渠道950公里，并在超美、五溪、沧山等3座中型水库内架设内燃机39台，提取水库底水抗旱。全县共出动12万人、1124台抽水机械、1万多张水车、3万多担水桶抗旱。省、地属厂矿部门也组织人力、物力无偿支援常德县抗旱。经过县内外团结抗大旱，农业获得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39425万公斤，大旱之年达到了1971年丰收之年的产量。是年8月，全国稻田化学除草经验交流会在常德县召开，各省(区)化学除草领导小组负责人及国家农业部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参观学习常德县稻田化学除草的现场，研究稻田化学除草推广工作。1973年，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到株洲县参观学习后，当年完成植树造林4万亩，“四旁”植树1370万多株，绿化公路610公里，杉木林基地连片造林1.5万亩，楠竹修山2.1万亩，油茶垦复6.8万亩，封山育林38万亩。1973年9月，县委成立“三分之一”工作办公室，组织工作队进驻部分公社、大队，组织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县委还提出“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不修衙门修水利，全县动员修三湖”(即冲天湖、柳叶湖、肖家湖)。为解决“三湖”区域10多万亩农田的渍淹，连续5年每年调集10万多劳力和1千多名干部与技术人员投入冲天湖、柳叶湖治理工程。经过治理，沿湖近10万亩低田、偏坡田得以保收，且扩大耕地1.9万亩。 1973年冬到次年春，县委组织黄土店、港二口、石门桥3个区的2.5万民工开挖长10.8公里的东风河撇洪，治理肖家湖，将上游高家港、八斗湾等5条溪流的山水经东风河(今名石门桥河)流到向阳桥(苏家渡)，直接引入沅水。并在下游栗木岗修建一座4孔节制闸，用以蓄水灌溉。肖家湖治理后，三合垸内3万多亩农田的渍水减轻，扩大耕地4000亩。

　　1975年9月至10月，县委第一书记刘春樵参加国务院在昔阳县和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常德县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接着，县委召开有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近万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会议，进一步动员全县人民学大寨，大办农业，建设高标准的大寨县。1976年10月起，县委为发展柑桔生产，组织动员8000多名劳力，到县园艺示范场打总体战开发荒山，把十多座大大小小的山头，改造成万亩柑桔园。之后，又从部分大队抽调650多名青年，上山安营扎寨，艰苦创业，培育柑桔，建好园艺场。1977年10月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后，县委根据座谈会要求，总结本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于10月9日至29日，组织区、社党委书记、有关科局负责人共82人，去大寨、昔阳以及苏州、上海等地参观学习，进一步统一“坚持学大寨，不断攀高峰”的思想。

　　1978年，县内一批社、队的水利排灌、交通运输等基本都用上了机械和半机械。社队企业达3280个，企业总收入4700多万元。动力打稻机、蒲滚船、喷雾器、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从无到有。

　　1980年1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厅局长会议上宣布：今后不再开展大寨县运动，不再评选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学大寨运动到此终结。同年，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后，县委认真检查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把大寨作为农业战线先进典型学习的同时，也学了大寨执行限制社队副业和家庭副业等“左”倾路线的错误。

　　“文革”前，常德县的“农业学大寨”的方向是正确的，大寨作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生产典型，其改造自然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把学大寨与抓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带上政治色彩，一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而在当时“左”的错误泛滥，特别是批“唯生产力论”的情况下，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从客观上又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使各地在组织和进行农业生产上成为“名正言顺”。对各级党委领导广大农民在农业学大寨中取得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

　　二、工业学大庆，全县学蔡家岗

　　全县工业学大庆运动始于1964年2月，县委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对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号召工人学习大庆精神，发展工业生产。1966年8月后基本停顿，1969年11月建立新县委后重新发动，在工交、财贸系统全面展开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工业学大庆中，社队工业发展速度尤快，社队工业中尤以蔡家岗公社为典型。1970年3月，蔡家岗公社采纳北京下放的8位专家教授的建议，兴办小水泥厂，利用本地石煤烧水泥获得成功。后经扩建改造，成为年产4.4万吨的社办水泥企业。从此，县委每年多次召开工业学大庆的干部会、经验交流会、先进表彰会，用工业学大庆引导全县工业生产，动员各公社大队学习蔡家岗公社的经验，发展社队企业。

　　1972年2月，全县各级党委、各有关单位学习湖南省委《给全省工交战线革命职工、干部、技术人员和家属的一封信》后，“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社队工业贯彻“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四服务”(为农业生产、社员生活、城市大工业、产品出口服务)的经营方针，得到较快发展。蔡家岗公社办起了水泥厂、农机修配厂、预制件厂、石灰厂、砖厂、农药厂等19家社队工业，受到党中央和省委的表彰，部分产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览。1973年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通知，增补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为省委常委。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先后组团到蔡家岗公社参观考察。华国锋、王震、方毅、陈永贵等中央领导先后到蔡家岗公社视察农业和社队企业。蔡家岗公社女青年覃华美，1975年1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1977年4月，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作为社队企业先进单位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期间，党中央主席华国锋与刘春樵亲切交谈并听取其汇报。华国锋指示：“你们(蔡家岗公社)要把常德县带起来”。6月中旬，县委响应华国锋关于“蔡家岗带全县”的号召，在蔡家岗公社召开有区、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号召全县发扬革命加拼命精神，开展“蔡家岗带全县、全县学蔡家岗”的活动，要求层层制订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是年11月，常德地委授予蔡家岗公社社队企业为大庆式企业、县酒厂工人李春田为学大庆标兵等荣誉称号。县内生产的带电清洗剂、速溶水玻璃等4种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太阳山牌桂花糖和“昌”字牌铁锅荣获国家金奖，另有2项产品获国家银质奖；有18种产品出口10多个国家和地区；常德钢锉厂生产的锉刀远销西德、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年出口量20万只。同时，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

　　通过开展工业学大庆、全县学蔡家岗活动促进了工业发展。县属工业和社队工业发展到949家，县兴建了氮肥厂、水泥厂、灯炮厂、砖瓦厂、化工厂、元件厂等企业。197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5019万元，比1965年增长16倍。全县公路里程达543公里(柏油路72公里)，比1965年增加1.2倍。 1978年，蔡家岗公社的水泥厂产品送北京参展，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和“全国乡镇企业水泥质量好企业”称号，并在蔡家岗公社召开了全国石煤烧水泥经验交流大会。是年，县商业局被评为全国“双学”先进单位，局长刘建忠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时，先后五次来到蔡家岗公社并到延寿、高桥、高冲等大队视察。华国锋在中央工作期间，分别于1973年8月、1974年3、1975年10、1976年9月、1977年4月、1977年8月、先后六次与刘春樵交谈了常德县及其蔡家岗公社开展学大寨、学大庆的情况，蔡家岗公社大办社队企业的做法和经验，得到省委和中央的肯定。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后，县内便停止工业学大庆运动。

　　三、 左倾思想的延续

　　1975年3月14日上午，常德地、县、市联合召开干部大会，动员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小生产者产生资本主义”的理论。大会以地区人民会堂为中心会场，常德县下设31个分会场，与会人员达2.15万人。10月30日至11月2日，县委召开有生产队干部参加的近万人大会，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强调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部分社队和社员个人中的“作物自由种植、劳动自由支配、产品自由销售、收益自由分配”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都当作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鼓吹平均主义等。特别是提出 “大批促大干”，宣传“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等口号，再一次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县委在全县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清理“左”的影响。讨论首先以党委宣传部门召开理论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围绕怎样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唯一标准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讨论。开始时，由于受长期个人崇拜形成的僵化思想的影响，县委摆脱不了“两个凡是”的影响，顾虑重重，怕开展讨论会影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讨论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1978年，根据华国锋关于“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的指示，县委安排全县各级党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后开展三次比较系统的整党整风学习。第一次在2、3月份，结合学习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重点解决高速发展农业的认识问题。第二次在7月份，结合学习贯彻中央37号、42号文件，重点解决执行党的政策、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和改进工作作风问题。第三次在10月份， 结合学习中央指示，重点解决解放思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问题，较好地解决了有些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是年，全县对党员、干部和教师进行了一次轮训，县委党校轮训区、社党委委员、农村党支部书记；县委各工作部门轮训区、社及其部门干部职工；公社党委轮训农村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县文教局利用假期轮训中、小学教师，县直各战线轮训县直机关党员、干部，每期训练15天，学习中央文件，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全县开始起步的拨乱反正，对于把“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四人帮”颠倒的是非纠正过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由于党的十一大并未否定“文化大革命”，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以致拨乱反正不能向纵深扩展。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育，各个领域仍有“左”的思想在延续。

　　, Year='2007'>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西南局机关设在常德军分区，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同志分别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28日，刘、邓等西南局领导同志离开常德入川，留守部队亦于12月份离常。

　　1949年8月至12月，全县开展大规模筹粮支前。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后途经常德县境的部队共有37万多人，军马3.85万匹。每日人数多达10万人，少则1万余人。第二野挺进大西南之前，有10万部队在常德县境休整近一个月。为了保障过境部队的食宿和粮草携带，供应任务极为紧迫而繁重。县委组织宣传征借粮食的政策，明确规定：以地主富农为主要征借对象，列抵当年公粮任务，粮多者多借，粮少者少借，贫苦者不借，这一政策得到了群众的热情支持，广大翻身农民积极送粮支前。在四个多月内，全县筹借稻谷4942万斤、干柴4542万斤，稻草1648万斤。当年完成征购粮食8792万斤，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和地方军政人员的粮草供应。

　　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1949年8月，原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部溃至常德一带，纠集地方匪帮及反动会党拼凑成的5个暂编师被人民解放军击溃以后，部分残匪潜匿县境边缘山区，勾结地主恶霸，继续作恶，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9月3日，常德县建立剿匪指挥部，由县委书记霍俊峰和县长张勇担任正、副指挥，领导成员还有县委委员张其昌、县武装大队队长牛志英、县公安局副局长袁灵通等人。同时，分别在第三区和第七区建立剿匪分指挥部，由人民解放军常德军分区两个团担任剿匪主力，县大队、县公安局、县各区中队武装力量共512名兵力和地方干部与广大民兵相配合。其部署是先消灭后河“反共救国军”股匪，然后集中兵力剿灭在前河骚乱的“反共救国军九路军”股匪。按照“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开展剿匪斗争。

　　“反共救国军”司令田载龙派匪徒潜入龙门乡(今雷公庙、长岭岗一带)，勾结匪首侯宗汉(千余人枪)，吸收会党分子和反动会道门成员，发展土匪组织，成立“反共第21支队”，并与龙门乡惯匪头目赵文敏勾结，夜聚昼散，打家劫舍，伺机暴动。他们对准共产党，妄图搞垮新生政权，抢夺枪支，阻劫公粮，制造白色恐怖，闹得人心惶惶。1949年9月的一天晚上，股匪40余人窜至望仙桥，将在黄家祠堂收公粮的张政喊出，连砍数刀，将其杀害。1950年3月7日，有4名土匪化装潜伏在灌溪岗市山上，将通知调粮路经该地的常德地委通讯员马泽玉活活砍死，抢走冲锋枪、短枪各一支。3月10日，五里溪周家屋场百余人将稻谷运往县城杨家牌坊时，被土匪探知，他们联络桃源的土匪，纠合100多匪徒袭击运谷现场，当场杀死发粮盖印的华福田、记码员杨协成等，抢走粮谷6万多斤。2月23日晚，一股土匪在周家店抢走公粮1万多斤。农历二月下旬，龙门乡六保准备成立保农会，一个贴标语的青年在大桥墟场上被土匪捉住拖到荠米田里乱刀砍死，该青年的父亲闻讯赶来救儿子，也被土匪砍死在大桥墟场上。

　　1949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80团开赴太浮山一带剿匪，组织常德、桃源、临澧交界处的民兵对其围追合击。常德县驻三区剿匪部队在当地政府与群众的配合下，对土匪展开强大攻势，共捕捉团级以下匪徒73人、登记悔过匪首官兵70人，其中暂编师团长7名、营长10名。这年冬天，由湘西窜来一股土匪，拼凑300人枪，建立“反共救国第三支队”，盘中踞白云山、七姑山、太阳山一带。1950年初，解放军480团与常德、澧县两县大队配合，组成剿匪主力，以澧县白衣区中队、干部、民兵配合阻截土匪北逃；常德县第二区区中队驻郑家河，第二区机关干部、农会骨干驻石公桥，阻截土匪南逃；第三区干部、民兵设防穆家大桥，阻截土匪向太浮山逃窜。2月中旬，480团围攻白云观，一面对敌喊话劝降，一面火力强攻，战斗一个多小时，捣毁了白云山匪巢，活捉土匪20多名，余匪逃窜。后一面搜捕围剿，一面开展政策攻心，利用其亲属向土匪宣传政策，指明出路。匪团长马昆武等被迫投降。一名匪营长顽固抵抗，被民兵抓获镇压。3月，漏网匪首纠合散匪100余人，盘踞长岭岗一带，继续捣乱。剿匪部队以1个连分4路进击，在太阳山发动上千的民兵合围搜山，大部匪兵被迫缴械投降。

　　剿匪部队对土匪势力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加强了政治攻势，到各地宣传剿匪形势和剿匪政策，召开群众大会，讲解“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号召家家防匪，户户防特，做到不当匪、不藏匪、不通匪。同时，建立防匪自卫队，协助部队捕匪；召开匪属会议，指明“缴枪投降，回头是岸”，要其寻找、规劝子弟回家当良民。在政治攻势和军事清剿下，土匪势力纷纷瓦解。1950年4月9日，已成光杆司令的匪首侯宗汉，带着8名卫士，携带6支手枪、150发子弹向剿匪指挥部投降。到4月15日，在第三区的持枪股匪被全部消灭，共毙匪56名，俘匪129名，缴获长短枪100多支。从此，后河一带社会秩序逐渐安定，民主建政得以顺利进行。

　　1949年7月，惯匪、红帮头子瞿岩山及其匪众被宋希濂收编为暂编三师，不久，被人民解放军击溃。 10月25日，瞿岩山又在县境仙池乡分水坳成立“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自任副司令，后任师长，拥有600人枪，气焰十分嚣张。26日晚，瞿岩山指挥匪团长纠合48个土匪，将在沧浪乡唐家溪开会的征粮干部唐伯年、龙丕福诱骗出来杀害，抢走手枪一支，抢走军粮600余石。12月上旬的一天，他们出动40多人抢劫农家，奸污妇女，其中有2名即将分娩孕妇被土匪用辣椒、烟叶活活薰死。这伙土匪丧尽天良，失去人性。同月，瞿匪一伙潜入港二口、逆江坪、尧天坪一带，逼迫老百姓为匪，规定每家15岁以下男子须参加一个，否则就要家破人亡。只20多天，瞿匪在4个乡扩充红帮2000多人，抢走军库粮食43万多斤，人民群众对土匪恨之入骨。

　　1950年1月，县剿匪指挥部调集县武装大队侦察通讯排和前河几个区中队的兵力，配合解放军两个排，与桃源、安化的剿匪部队配合，对瞿岩山莫家溪匪巢进行“拉网式”攻击，将瞿匪的一部分围困在纵横二、三十里的大山中进行消灭，除击毙的以外，部分喽罗溃散。同月，第七区武装中队数十人在罗家溪被匪“九路军”包围。夜间，中队派员突围往驻桃源边境的解放军480团一部救援，部队即派区干部龚吉燕来区中队联络，龚不熟悉山岭小路，误行到大冲(今紫云山)被匪杀害。480团见龚久去未返，断定中途出事，决然飞速进击，击毙数匪，余匪逃匿，武装中队才脱险。4月5日，驻在常德县靠安化交界处侯力坡的股匪部蠢蠢欲动。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当即组织重兵清剿，当场击毙17名。经过这一仗，土匪纷纷缴械投降。剿匪部队乘胜追剿残匪，匪“九路军”被消灭。1949年9月至1950年4月中旬，全县共出动剿匪33次，县境持枪土匪除击毙者外，共俘虏252名，自首383名，缴获步枪、手枪、冲锋枪200多支，各种子弹1160发，手榴弹72枚，还有大炮、刺刀、炸药等，并追回了部分被劫走的军粮。同时，有土匪、恶霸61名被叛处死刑。

　　匪患基本肃清后，1950年3月，县委、县人民政府组建各级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减租退押运动，全县斗争不法地主523人，共减租谷363.7万公斤，减息谷197.5万公斤，没收地主掌管的公产积谷89.6万公斤。

　　三、镇压反革命肃清敌特残余势力

　　解放初期，残存在县境的反革命分子，继续与人民为敌，暗杀革命干部和筹粮队员，抢劫公粮、枪支，攻打区公所，组织阻粮暴动。1949年8月，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令国民党特务、原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分队副以上骨干到登记站登记，听候处理。全县共登记国民党骨干540名，三青团骨干664名，政界骨干1417名。9月，在歼灭瞿岩山和侯宗汉两股土匪中，侦察逮捕土匪恶霸532名。

　　县内股匪被消灭前后，一些分散隐蔽的匪徒、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等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暗杀、投毒、造谣等破坏活动。有的不法地主杀人放火，用索勒死土改积极分子，悬于梁上；有的放火烧毁农民的山林、房屋；有的反攻倒算，收买挑拨，企图推翻农会。1950年2月6日，十美堂发生反革命阻粮暴动事件。原国民党阳城乡乡长朱经民为首先后3次召开乡、保头目会议，密谋策划，煽动不明真象的三、四千人阻止运粮，被区中队和解放军鸣枪驱散。后来，朱经民和中统特务康剑等被处以极刑。

　　是年10月，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配合土地改革，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的重点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实行“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县委组织大批干部、战士和民兵，深入群众进行镇反运动调查动员。1951年2月，县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开始发动群众揭发，组织控诉斗争，公开审判处理。8月10日，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发出联合指示，建立县清匪治安委员会，由县委书记为主任；区清匪治安委员会由区委书记、区长、区中队长、公安派出所长、民兵大队长、农协会主席组成，区委书记为主任；乡治安小组由农协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乡长、民兵队长、指导员、团支书、治安员、妇女会主席组成。9月5日，根据地委关于镇反工作的紧急指示，县委提出五条具体意见，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制定详细措施，广泛彻底地肃清反动势力。到1953年3月，全县先后逮捕反革命分子2165名，分别罪行大小，依照《条例》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其余的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交社会管制。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敌特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同时，美军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10月，党中央决定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6月，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常德县分会(中央设抗美援朝总会)，县委书记张勇为分会会长。县委根据地委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与镇压反动派的指示，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在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开展深入广泛的宣传运动。讲清美帝国主义所走的就是日本走过的老路，先侵略朝鲜及我国台湾，再由朝鲜而东北，而华北，而全中国，中国人民必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暗藏的反动势力必然会变本加厉地阴谋破坏，造谣惑众。二是在城镇召开各界抗美援朝会议、高度警惕特务分子破坏，开展反谣斗争。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必要性解释清楚、克服恐美病、恐原子弹病，并发动群众表示态度，加紧生产，努力工作。三是在乡村开展时事宣传，以反破坏、坚决镇压反动分子为中心并结合生产与其他工作。召开扩大农代会、群众会，教育群众克服麻痹，反对恐慌，维护好地方治安，顺利进行土改，积极参军，壮大县、区武装。经过发动，全县形成了参军、参战、增产节约、捐献支前的高潮。

　　1951年6月和11月，县委先后两次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动员抗美援朝，订出了捐献战斗机和大炮的增产计划，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出现了互相竞争比捐献的动人情景。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应征，不少兄弟争相报名，父母送子应征，妻子送丈夫参军。全县有5006名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在做好扩军工作的同时，县委加强了对拥军优属工作的领导，组织干部群众给所有军属送光荣匾，实行代耕，分土改胜利果实给予照顾，逢年过节进行慰问。在党和人民的关切下，广大军属深受感动，纷纷写信给前线亲人，鼓励勇敢杀敌，立功受奖。全县人民一月之内捐献2.34亿元(旧币)，购买1架“常德县农民号”战斗机和1门“常德县人民号”高射炮，支援前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197名常德县籍志愿军指战员英勇牺牲，他们用鲜血为抗美援朝和中朝友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一年冬季，县委牵头组织民政局、粮食局等单位为197名烈士的家庭发给优抚金4550元，现粮45.5万斤。第三章领导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三章 领导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

　　解放后的头三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以主要力量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恢复国民经济。首先，从土地制度入首，打破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收归国有，让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的跨越。同时兴办工商企业，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为了使人民群众彻底摆脱封建残余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县委带领人民进行对旧的婚姻制度、教育文化制度和卫生制度的改革。同时，扫除娼、赌、毒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使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第一节 实行土地改革

　　一、解放初的土地状况

　　解放前，常德县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占人口小部分的地主、富农拥有大部分土地；占人口大部分的贫雇农只占有一小部分土地，受尽剥削和压迫，过着贫穷生活。据1949年统计，全县有总人口54.34万，总耕地150万亩。只占全县总人口的4%的地主，却占有全县总土地的49.2%，人均占地33.8亩；富农占总人口的3%，占总土地12.9%，人均占土地11.9亩；而占总人口62.6%的贫农只仅占有总土地的19.3%，人均占土地只0.85亩；雇农占总人口的3.3%，只占有总土地的0.36%，人均占地只0.3亩。地主豪绅主要是通过地租剥削贫苦农民，无地或少地是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这种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断产生大地主，一些地主通过掠夺、盘剥购买等手段，不断获取土地，势力日益壮大。1949年，全县户均占地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17户，其中4户户均占地4000亩以上。毛家滩大地主王春林占有土地6000余亩，租给12个村的农民，年收租谷7200余石(一石相当160斤)。每遇春荒乘农民之危，将谷贷给农民，进行重利盘剥，利谷除还本外加利40%～50%。周家店大地主胡云岩占有土地5000余亩，1947年涨水溃垸，佃户仅收一季蚕豆，也被他掠走。这年逼租有5人被毒打，3人被关押，12户背井离乡。另一方面是贫雇农增多，其生活日益恶化，有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吃了上餐无下餐。

　　二、试办常德地区第一个土改试点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5月，中共常德地委派出以民运部副部长韩芳玉为首的工作队进驻常德县清平乡，开展常德地区第一个土改试点，历时半年。土改试点分四步进行：①扎根串联，诉苦发动；②划分农村阶级成分；③没收地主财产，分配胜利果实；④划乡建政，发展生产。中共常德地委书记乔晓光亲自到乡听取土改情况汇报，布置工作。当时试点为稳定面上地主情绪，避免外逃或疏散财产，是进行的“和平土改”。在地委办点的同时，常德县委派出工作队在石门桥区观音庵、合兴寺、枫树岗、檀树坪等乡办土改试点。

　　6月下旬，地委决定地委土改试点扩大到附近的大同、兴发、中心、灌溪等9个乡。在划乡建政中，地委土改工作队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定名，将清平乡划分南湖、聚宝、全美三个乡，所有试点乡的片改名为村；二是整顿和扩大农会、民兵组织；三是选举，以村召开农民协会会员大会选举乡农会代表，以乡召开农会代表会，投票选举农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选举乡长和副乡长。以乡召开民兵大会，选举乡民兵中队长和副中队长。还以乡选举了乡团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各村分别建立了农会小组、民兵分队和团小组；四是组织典型带头，互相帮助，发展农业生产。这年底，地委又派工作队到这三个乡进行土改复查试点，补上不足之课，枪决了大地主王金魁。

　　地委、县委通过办土改试点，为全面铺开土地改革，摸索了作法和经验。

　　三、全面铺开土地改革

　　1950年11月20日，常德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简称“县土委会”)成立，由县委书记董峰任主任委员，魏恒若、张立木为副主任委员。县土委会始设草坪乡，后设镇德桥乡。全县土改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于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组织干部1001名，在前河152个乡进行土改。第二批于1951年7月至9月，组织干部321名在全县不同类型的54个乡进行土改。第三批于1951年11月至1952年4月，组织干部780人，教师1403人，还有北京土改三团188人，土改七团122人，在后河166个乡进行土改。在土改中，严格执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土改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坚持发动群众，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自己起来打倒封建地主势力。划分家庭阶级成分坚持慎重态度，在自报的基础上，群众公议，农会审定，出榜公布，征求意见，经过三榜审定。全县共划定地主7092户；富农5844户；佃富农1532户；小土地出租1774户；中农23677户；佃中农21032户；贫农85055户；雇农4445户；其他2142户。

　　土地改革在土改工作队和农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路线，开展清算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和查隐瞒、反疏散财物的斗争。全县共斗争不法地主11743人，其中被依法判处死刑的24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79人，另有531名地主死亡。共没收地主土地73.8万亩，耕牛5857头，犁、耙、水车、扮桶等农具18万件，家具衣物120余万件，黄金1900两，白银2.06万两，银元12.54万块，稻谷2978万斤，房屋4.74万间。对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经民主评议等级，三榜定案，分给贫农、雇农、佃中农和少数中农，征收富农超标准的土地，同时，给地主家庭保留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

　　1951年10月，北京土改三团、七团共310人，由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带队到戴家岗、十美堂参加土地改革。周扬在戴家岗区殿山乡(今武陵区南坪岗乡戴家岗村)蹲点，化名赵英，任土改工作组组长。他和土改工作队员帮助穷苦农民何兴章提高思想觉悟，推选他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何的父亲何柏林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杀害，并悬首示众于下南门。周扬代表土改工作队在何家大门挂上“光荣烈士何柏林之家”的光荣牌。土改结束后，周扬离常返京。临行时，当地一百多群众排队含泪为他送行。

　　四、土地改革复查

　　1952年4月，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组织力量对土地改革进行全面检查，发现有部分三类乡群众发动不充分，乡、村领导成员不纯，地主阶级未被彻底打倒。少数不法地主反攻倒算，夺田占屋，破坏生产。9月至次年元月，县委和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根据地委《关于开展土改复查的决议》，组织376名干部和430名农村基层骨干，由县党政领导带队，深入到227个乡进行土改复查，重点解决土改不彻底和土地浮财分配中的遗留问题。通过复查，打退了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嚣张气焰，追回了应没收的果实。在土改复查中，全县新划漏网地主114户，纠正被错划为地主的54户。没收新划地主土地2.16万亩，房屋1272间，耕牛120头，农具家具1.4万余件，浮财折谷58.34万公斤。“果实”分配采取填坑补缺的办法，重点分给最困难的贫雇农。同时进行了查田定产，对土地逐丘丈量测准面积。把全县湖区、山区、丘陵区田土定为23个等级，明确每丘四方界限，绘图造册，载明业主姓名。清查结果，全县有田地162.9万亩，其中水田139.9万亩，旱地23万亩。对田地实行分等定产，平均亩产估算458斤，共定产稻谷74673.3万斤。

　　土改复查后，各乡农会均召开庆祝会，当众烧毁不合理契约，给农民颁发土地所有证，实现“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全县土改，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实行社会改革

　　一、改革旧的教育、文化、卫生制度

　　解放后，县委重视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对旧的教育、文化、卫生制度进行了改革。刚一解放，县委、县人民政府随即接受公、私立小学，将乡镇中心国民学校改名为完全小学，将保国民学校改名为小学，并学习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推行民主管理。1950年，县委贯彻“学校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开展劝学运动。全县推行“村学村办、乡学乡办”，大量吸收工农子女入学，出现兴办小学热潮。学制实行“四·二”分段制，分为春、秋两季招生。1951年，全县小学生由1949年22169人增加到30015人。1953年7月，省、地确定常德县为整顿小学教育工作试点县，由省、地、县组成“常德整顿小学工作委员会”，调整学校布局，建立正常教育秩序，由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并推广普通话教学。通过整顿，全县有小学647所，学生59696人，教职工1796人。8月，接受私立隽新中学为县属公办初级中学(1958年更名为常德县第一中学)。1956年，全县建立各类学校925所，在校学生增加到90471人。

　　县委、县人民政府为改变县内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的局面，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免费治疗与预防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1950年6月，县人民政府在杨家牌坊创办全县第一个医疗机构——常德县卫生院，有医务人员7名，开展门诊并负责全县卫生行政工作。在全县开展以除蝇、蚊、鼠、臭虫“四害”为主的卫生运动，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改善。1952年被评为全国爱国卫生工作模范县，黄土店区湖堤村、芦荻山乡芦荻山村、石公桥乡北极宫村被评为全国卫生模范村。1953年，全县建立17个区卫生所，培训新法接生员581人，组建接生站170个。1953年6月，县委、县政府组织干部群众对境内血吸虫病进行首次摸底调查，发现10个区、70个乡镇有血吸虫病患者3.2万人，钉螺面积5万余亩。接着，在流行区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血防知识，使广大群众了解血吸虫病的防治方法，帮助患者治疗。1956年6月，成立县血吸虫病防治站，疫区的区乡均建立了血防机构，下设13个血防组，有医护人员148名。各血防机构开展对血吸虫病的防治，抢救了1000多名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由于对各类疾病防控治疗水平提高，人口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提高。1953年7月1日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实际人口585532人，比1949年增加41063人。到50年代中期，鼠疫、霍乱、天花在县内绝迹。

　　文化事业开始新的起步。1951年建立县文化馆，农村纷纷建立业余文艺宣传队，民间艺术活动得到了发展。冬季开始，全县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各乡村相继兴办冬学和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结合进行政治时事教育。1952年9月，县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配备扫盲专干23人，推行“速成识字法”。1956年县成立扫盲协会，全县教师、学生、干部、职工参加扫盲工作。扫盲夜校、民校遍布城乡，有15万人入校学习文化。康家土口乡七星庵村有一对夫妇，经过两年扫盲学习，当上了国家干部。4月1日，县委机关报《常德县报》创刊，为8开4版，5日刊，每期发行7000份，发至乡、村和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后改为双日刊，县新源印刷厂印刷。文艺、广播、报刊均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教育活动。8月，全县建立4个电影队，到各乡巡回放映。同年2月，县人民政府拨款2万元，购置扩音机2台，总功率为450瓦，录音机1台，收音机1台，5月1日正式建立县广播站，常德县成为湖南省第一批建立有线广播站的县。

　　二、禁烟毒、禁赌博、禁娼妓

　　为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县委、县人民政府坚决查禁烟毒、赌博和娼妓活动。同时，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后，县委成立禁毒委员会，抽调45名干部，组成禁毒办公室和3个调查组，以毛家滩、周家店、牛鼻滩、河洑等地方为重点，彻底搜缴烟种、烟土、烟枪，严惩种、藏、制、贩烟毒者。到1952年，全县查出烟毒犯33名，逮捕判刑6名，管制14名，具结悔过13名，烟毒至此绝迹。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及其公安机关结合民主改革，对赌头、赌棍、赌痞进行严厉打击，对参赌者分别进行教育、罚款、悔过、拘留等处理。由于各地特别是县城区做了大量禁赌工作，赌博活动逐年减少，到1956年赌风基本刹住。

　　解放时，县城区有妓院70多家，妓女200多人，集镇墟场暗娼甚多。1951年，县人民政府从民政、公安、法院、妇联、文教、卫生等单位抽调干部，采取统一行动，收容妓女，组织学习，并治疗性病。同时打击少数有罪恶的老板、鸨儿。对“沉渣泛起”重操旧业的，公安机关查获后予以逮捕法办。对妓女进行教育后，采取遣送、收容、安置等措施，使之各有归宿。1953年，卖淫活动绝迹。

　　解放初，反动会道门组织和土匪等反动势力相勾结，阴谋破坏民主改革。1953年，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明令取缔同善社、一贯道等12个反动会道门组织。全县逮捕道首42名，悔过登记的道首205名，自动声明退道的道徒4414名。经过查禁和取缔，全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形势。

　　1953年2月，中共常德地委任命张立木为常德县委书记，2月任命王建阁、王明江为县委副书记。1952年12月，任命王炳申(河北人)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三、实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

　　解放前常德和其他各地一样，实行的是封建包办婚姻。举行婚礼前男女双方不能相见，否则视为伤风败俗。婚姻形式低俗愚昧，有娃娃亲、童养媳、富豪家庭还有一夫多妻的现象。有的妇女为抗婚离家出走，酿成很多人生悲剧。结婚程序有说媒、发“八字”、纳聘礼、花轿迎亲等，费用惊人，许多贫苦农民娶不起媳妇，有的一辈子独身。女性受封建习俗制约，受尽折磨。若男方因故死亡，女方需恪守妇道，如礼服丧，甚至守“望门寡”。

　　1950年5月，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法》规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结婚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彻底废除一夫多妻、童养媳等封建婚姻制度。还作出了不索聘礼、不坐花轿、婚事操办从简等规定。

　　《婚姻法》颁布后，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妇联组织开展学习和宣传《婚姻法》。1953年2月，成立“常德县贯彻婚姻法委员会”，组建了婚姻法庭。全县各级妇联举办培训班，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婚姻法》，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学习贯彻《婚姻法》后，县内有1000余名童养媳获得自由。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逐步从厨房走向社会。同时，县委加强了对妇女干部的教育培养。南坪岗乡南坪岗村童养媳张冬初，挣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后，当上农会主席，参加了革命工作。1952年11月召开的全县劳动模范大会，有21名妇女被评为劳模，有的还被评为特等劳模。

　　在实施《婚姻法》中，全县审结婚姻纠纷案2032起，占当时民事案件的80%，解决了封建包办婚姻遗留的问题。

　　四、实行义务兵役制

　　1955年5月，县委决定在全县普遍展开《兵役法》宣传。为适应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的改革，6月份县委和县兵役局召开《兵役法》宣传员代表会议，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兵役法》。12月19日开始民兵编队和整顿民兵组织。

　　1955年度征兵工作是按《兵役法》征兵的头一年。为了做好这次征兵工作，县委成立了兵役委员会，抽调干部、教师、医生270多名组成征兵队伍。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宣传《兵役法》。组织各类剧团448个、宣传小分队1345个，共有两万多人投入其中，分布各乡镇送政策上门，进行教育发动。从1956年1月21日至27日召开有三级干部参加的征兵大会，到2月25日全县完成征兵任务1458名。新兵集中时出现父母欢送儿子、妻子勉励丈夫、未婚妻相送未婚夫、兄弟争相服兵役的可喜局面。入伍新兵中，没有独子和唯一劳动力。

　　第三节 恢复和发展经济

　　一、建立新湘卷烟厂等工厂

　　1950年初，县委、县人民政府白手起家办工业。为解决香烟紧缺矛盾，派魏荣庭、李书乐带领11名工人，在距常德城8公里的常德县河洑镇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筹建常德县新湘卷烟厂。

　　1951年3月，县人民政府投资，从已倒闭的长沙私营利丰卷烟厂购进一台卷烟机，同时请来张惠和等36名包装工人和机修工人。5月1日，开始设备安装调试，7月1日试生产。8月1日，该厂首批产品“农友”和“卫国”牌卷烟投放市场。1952年3月，津市市澧津烟厂停办后，设备和技术人员由常德县新湘烟厂接收。这年县新湘卷烟厂有简陋切丝机3台，卷烟机2台、职工122名，年末固定资产原值4.64万元，年产卷烟2571箱，实现产值88.9万元，利税40.71万元。当时卷烟生产的大部分工序仍然是手工操作，生产力比较落后，只能生产丙级卷烟。

　　1959年在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中，县新湘卷烟厂的党员和工人响应县委“大办工业”的号召，开始生产乙级卷烟，品牌有“龙门”、“洞庭”、“银象”、“鼎城”、“前门”、“常德”等14种。该厂一方面发展自己，一方面还联办和扶持常德县炼焦厂、电池厂、灯泡厂，为发展地方工业作出了贡献。1960年4月，县新湘卷烟厂为执行县委、县政府将斗姆湖公社临沅大队建成工业区的决定，从常德县河洑镇迁到临沅。由于临沅的地理位置不适合建厂的要求，该厂于1962年又迁回原址河洑镇。1963年，县新湘卷烟厂兼并湖南省辰溪卷烟厂。

　　1950年至1951年，在建立新湘卷烟厂的同时，还相继建立大河街米厂、新源印刷厂、河洑伞厂和新生油坊，并将昌明锅厂公私合营后转为地方国营工厂。

　　二、领导抗洪救灾与整修堤垸

　　常德县由于地处沅澧两水尾闾，境内湖泊遍布、河港交错，历来水旱灾害频繁，水患尤甚。每遇水灾，不少灾民被淹死、饿死，或无家可归逃荒在外。为防洪抗旱，治水兴利，世代相继，但成效不大。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领导抗洪治湖，兴修水利，给人民排除水患之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1952年夏，为治理水灾大环境，县委出动民工4000人，组成“常德县总队”，参加修建荆江(长江)分洪工程，修筑土方17.9万立方米，完成荆江南闸工程的开沟、清淤、排水、修筑围水堤和大堤等工程任务。是年12月，县委又组织5000民工，分3个大队，与汉寿县组成“常汉总队”，参加治理南洞庭湖工程。县内民工修筑土方40余万立方米，完成沅江县的高积湖堵口、修堤和赛渡口开挖等工程。

　　1954年6月至7月，常德降雨39天，降雨量达848毫米，沅、澧水同时暴涨，县境遭受特大水灾。沅水南碈最高水位39.69米，内河最高水位36.14米，澧水沙河口最高水位37.27米。在洪水威胁下，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人民防汛抢险。县直各机关单位只留一、二人留守机关工作，其余人员均分赴各堤垸指挥和参加防汛抢险战斗。全县共出动劳力7.54万人，采取领导、劳力分段负责的办法，固守堤防。这年防汛抢险达53天，终因水溢堤顶，全县有八官、崇孝、民主、阳城、三合垸等19个堤垸溃决，淹田62万余亩，受灾人口达25.1万余人，灾区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抗灾中，县委、县政府发动干部安全转移群众，减轻了溃垸时人畜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组织灾民开展生产自救，抢种晚稻和越冬作物50万亩，从外地购进耕牛千余头，支援生产；从贵州等地调进粮食5000多万斤供应灾民；发动非灾区群众从物资和劳力上给予帮助，国家拨救济款151.8万元，发衣被3.39万件，发晚稻种谷20万斤。在防汛抢险斗争中，广大党员、共青团员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年7月14日、 19日，三合垸邱家碈两次漏水，形成漩窝，共青团员刘小和在第二次抱着棉絮下水抢堵时，被漩窝卷进碈门中卡住，不幸牺牲。后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是年冬，省委、省人民政府动员治理西洞庭湖，将澧水以南、沅水以北筑堤合修为民主阳城垦区、西洞庭湖蓄洪垦殖区一个大圈，使沅、澧水各有独立洪道。此项目工程巨大，需新修、培修大堤共长115.7公里、建苏家土口、罗家铺水闸两处，堵河口10处。

　　11月下旬，县委、县人民政府从全县动员8.5万民工、2000余名干部，由县委书记张立木、县长王炳申、县委副书记李新革分别带队组成3个总队、33个大队参加此项工程。一总队担负汉寿县小港、龙打土口两处堵口及沅水南岸的大堤培修。二总队担负沅水北岸牛鼻滩、贺家山等处的大堤培修和马家土口、三汊河、小河口三处堵口。三总队担负余家垱至三汊港堤段培修及牛屎湖筑堤等工程。施工期间遭遇持续44天的大冰冻，气温最低降到摄氏零下12度，大地冰封，寒风刺骨。堵口筑堤，难工多，塌陷严重。小港堵口时，667米堤段发生塌陷483次，四大队担负的堤段一次下塌4.5米。在堵口已完工验收，民工准备撤离的前夜，筑起的大堤突然全部塌平水面。担负堵口的1.9万多民工、干部以钢铁般意志，随塌随筑，整个堵口工程设计土方20万立方米，实际进土98.9万立方米。小河口、三汊河等堵口，牛屎湖、信阳湖等穿湖修堤工程，都经过战塌陷的艰苦搏斗。全体民工、干部奋战120余天，移动土石方640万立方米，完成了全部工程任务。治理西洞庭湖后，沅、澧两水分流，不再相互顶托。县境堤垸由26个并为6个，临洪大堤由623公里缩短为127.4公里。第一总队四大队被湖南省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指挥部命名为钢铁英雄大队，获得银质奖。张伯民、刘作好、周冬轩等133名民工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彭岳保、陈绪阶、张丕望等25名干部评为特等模范工作者。

　　在修复西洞庭湖中，因划分洪道、修堤挖压与新建国营农场，开展了移民工作。全县共迁移4066户，16312人，其中迁往荒州的3111户， 1955年4月移民工作结束。治湖以后，为方便防汛和农业生产，1955年6月2日，常德县毛家滩区的毛家滩、聂家桥、太子庵等12个乡镇划归汉寿县。汉寿县的安康垸、同春、四美等4个乡划归常德县。常德县的陈家嘴、门板洲等7个乡镇划归安乡县。安乡县同兴乡迁至常德县紫流洲、竹山咀一带。7月，常德县周家店乡高家垸村划归澧县管辖。是年，在常德县境内建立湖南省国营西洞庭农场。

　　三、召开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4年3月16日，常德县普选乡镇人大代表，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做准备。参加投票选举的有317240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92.35%，这是全县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

　　常德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7月28日至30日举行，应出席代表446人。由于湖区抗洪，部分代表不能参加，实际出席会议代表257人。这次大会，是在全县深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热潮中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是第一次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过宣传发动、人口调查、选民登记等，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次会议主要议程：听取全县基层选举情况汇报；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宪法草案；通过大会决议。会议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互助组、农业社，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湖区抗洪救灾。会议收到代表议案273件，立案254件。这次会议决定将县人民政府改名为县人民委员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县人民委员会领导成员，王炳申当选县长，郑建华、张彩当选副县长。

　　是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国家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宪法》颁布后，县委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讨论，第一次受到《宪法》教育。

　　县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55年4月19日至21日召开，应出席人大代表439人，实到318人，会议主要审议《县人委会工作报告》，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修正草案)。会议收到议案268件。会议提出贯彻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定”政策，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会议选举产生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名，选举魏呈贵为县长，张彩、郑建华为副县长，罗自立为县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张勇、魏呈贵等12人为出席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县人民代表大会属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加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全县工作开始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1954年11月，中共常德地委任命张琢(山西省人)为常德县委书记，王建阁为副书记。第四章领导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 四 章 领导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县委在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的基础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2月全县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第一节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宣传党的总路线

　　1953年冬开始，县委在全县开展过渡时期的路线的宣传教育，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学习宣传发展主体(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两翼”(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提高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认识。经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理解和支持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上来。

　　1954年为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县干部农民围绕少数人翻身后，热衷于“三十亩田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开展回忆对比，摆两极分化的危害，讲互助合作的好处，宣传聚宝乡李寿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

　　1955年12月，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千人会议，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学习教育活动，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本深入人心。

　　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解放初，粮食供应紧张，市场粮价攀升。随着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增加，国家购少销多，逆差扩大，供求矛盾尖锐。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自由贸易改由国家垄断，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11月13日至21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县、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关于粮食统购工作的思想、政策、任务与方法问题。会议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作动员报告，组织学习和讨论，统一思想认识。会上有1500人当场响应号召，自报卖余粮26万多公斤。会后，省、地、县、区组成4000余人的工作队，深入全县，到村到组到户宣传党的政策，教育发动群众，落实统购任务，组织粮食入库。全县核定粮食产量3.38亿公斤，余粮户86194户，交纳公粮6352万公斤，统购粮食6637万公斤，种子、饲料粮4311万公斤，购后余粮1.65亿公斤，人平275公斤。11月，全县开始粮食计划供应，先在蒿子港、陈家嘴、周家店、石公桥、镇德桥、牛鼻滩、河洑、斗姆湖、毛家滩、黄土店10个集镇的居民中实行按户、按人、按年龄定量，持证(券)分月到当地粮食部门或供销点购粮。

　　1955年8月，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 “三定”工作，中共常德地委抽调40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常德县戴家岗乡进行粮食“三定”到户试点，县委派员参加。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发动干部群众确定了留粮标准，分户计算出粮食产量及留粮、购粮、销粮数量。以农业合作社计算余缺，人平余粮100斤以上者定购，缺粮100斤以上者定销。通过农户自报、民主评议、审查修订、三榜公布，制定了粮食“三定”到户方案。在试点的基础上，县委在10月份召开会议，部署全县粮食“三定”工作，到11月下旬结束。实行粮食“三定”3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稳定农民负担。并从9月1日起，对全县城镇人口、干、教、医等人员全面实行按工种、年龄定量供应粮食。全县定产面积133.3万亩，亩产193公斤，总产2.5717亿公斤，定购与征收公粮1.05亿公斤，定销1192万公斤，除种子、饲料粮后，人平实有口粮298.5公斤。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由于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县委按照中央《决议》中提出的“全党动手，全力以赴”的要求，坚持把农村中心工作与粮食统购统销相结合，年年抓得较紧，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节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试办常德地区第一个互助组和农业初级社

　　土地改革后，县内部分农户因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优势，富裕较快，有的买田、买屋、放高利贷。多数农户因单干加上生产资料缺乏，生产水平低，无力扩大再生产，遇到天灾人祸，有些户就出卖土地、房屋、借高利贷，不得温饱。特别是在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上，为解决农村缺劳力、缺耕牛、缺农具的困难，保证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1950年上半年，县委指示各区提倡换工、变工、人牛换工等形式，开展劳动互助。之后，陆续出现临时性互助组。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适时引导农民走农业互助合作道路。

　　1951年，农村开始建立常年互助组。2月6日，县委派出工作组，随同常德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孙云英带领的工作组，在聚宝乡朱湖村创办了常德地区第一个常年互助组——李寿光互助组。李寿光被推选为组长，有11户、51人，有耕地78亩、耕牛2头以及其它农具。在李寿光的影响下，朱湖村先后建立16个互助组，参加的农户123户，占总户数的51%。李寿光互助组粮食增产，各项工作走在全县、全地区的前面。李寿光被授予省“农业劳动模范”，奖大牯牛两头。同年10月7日，李寿光互助组被省第一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评选为全省五个特等集体模范之一。在地委和县委办点之后，全县各级领导办点示范，互助组迅速发展。到1954年4月，共建互助组12767个，其中常年互助组3444个，季节性互助组9323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101648户，占总农户的84%。互助组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办事的原则，土地、耕牛、农具私有，分户经营，劳力互助，换工找补；田土作物，谁种谁有，生产积极性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22941万公斤，比1950年增产3523万公斤，增长15%。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地委和县委又在河洑区聚宝乡办试点，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组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地(县)委工作组向李寿光互助组宣传中央《决议》的精神，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李寿光互助组11户联名申请要求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经地委批准，在地(县)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李寿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53年3月29日正式成立。入社农户31户，126人，劳动力62个(女29个)，水田224亩，棉地84亩，耕牛5头，犁、耙各10张，水车15张，还有其它农具。李寿光初级社是全省和全地区建立最早的农业社之一。在建立初级社试点中，县委采取民主、自愿的作法，对土地评产入股、确定分益办法、耕牛、农具折价、确定入社股份基金、评工计分办法等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妥善处理。在此基础上，组织社员制订并通过了干部社员必须遵守的《社章》。按《社章》规定，由社员大会选举9名社管委会成员，李寿光为社长，还有副社长2名、会计、出纳、保管各1名。

　　李寿光初级社在当年年终时，社员们总结有五个优越性：一是解决了互助组争季节的矛盾；二是增施了肥料，改良了土壤；三是使用新技术，试插了双季稻；四是增强了抗灾能力；五是户户增加了收入。全社31户，户户增产增收，人均纯收入98元，每个劳动日分稻米19.5斤。李寿光初级社增产增收的喜讯，迅速传遍本县各地和附近的桃源县农村，农民纷纷到聚宝乡李寿光初级农业社参观学习。

　　二、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试办第一个初级社后，1954年春，县委又在不同类型的地方试点，先后建立同兴、荷花堰、毛坪里、肖家岗、铁家堤等8个初级社，结果社社增产，户户增收。建立初级社的作法是：第一，依靠骨干，广泛宣传政策，深入进行思想发动和组织串联，建立筹委会，自愿申请入社；第二，民主协商，妥善处理入社中的具体问题；第三，审查、通过《社章》，选举社的领导；第四步，制订生产计划，合理组织劳动力，掀起生产高潮。同时，针对部分农民怕人多心不齐，搞不好生产；干部怕管不好；贫雇农怕交不起入社股金，受人歧视；中农怕减少收入，怕不自由等思想疑虑，进行四大讲：一讲社会主义的前途远景，走共同富裕之路；二讲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的优越性；三讲初级社的性质和入社的目的；四讲入社的原则和具体政策。从而解除了疑虑，农民入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县农业社迅速发展，有的整组整村的农民向乡、区申请入社。

　　到1955年11月，全县建起1782个初级社，入社农户达11万户，占总农户的81.3%。195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来县，前往河洑、石板滩两地视察农业合作社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耕牛、农具作价归社，土地统一经营，收入按劳力、土地比例分配，劳力按工分分配60%，土地分红40%。劳动力由社统一安排，劳动评工记分，抗灾能力增强。据1955年统计，初级社的粮食年产比互助组高22%，比单干农户高31%，一般的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

　　三、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0月，中共常德地委在聚宝乡试办高级社，县委派员一并参加办点。次年1月，聚宝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由李寿光任社长。聚宝高级社由17个初级社、34个互助组和346户单干农民联合组成，共975户，3946人，耕地10597亩。这是地、县建立的常德地区第一个高级社。

　　1955年12月，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部署试办高级农业社，并召开全县高级合作社准备工作会议，研究建立高级社的规划、政策、作法，确定并社、升级、扩社一同进行。县委在参加聚宝办点的同时，还在全美乡办点示范，建立了青林高级社。县委及时推广聚宝和青林高级社的经验，使高级社迅速发展。

　　为办好高级社，县委在1956年2月29日至3月6日，召开区乡干部和农业社社长会议，到会2634人。经过大会报告、小组讨论，典型发言、考试评卷等办法，回顾检查农业生产和办农业初级社中存在的问题，学习讨论农业社包干及“三等九级”劳动定额。这次会议，对建立和办好高级社起了促进作用。同时，对船民、渔民、鸭民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组织船民、渔民、鸭民加入合作社，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到3月底，全县建立高级社791个，入社农户达15万户，占总农户的98.9%。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动工分分配。社员的土地归高级社集体所有，社员的耕牛、大型农具折价归社，价款分期偿还。山地的林木折价归公，分期付款。集体生产，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责任制。至此，全县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时，有的违背“入社自愿”的原则，操之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影响部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1957年春天全县有215个高级社的部分社员闹退社，影响集体生产，后来进行了整顿和完善。

　　第三节 手工业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一、改造手工业

　　1949年8月，县城3镇析出置常德市后，县城工业、商业全部移交由市接受，农村集镇的手工业和私营商业底子薄，规模小。是年，全县农村集镇仅有传统纺织、食品加工、五金农具、竹木制品、采金、小造纸、缝纫等手工业产值77.18万元，只占工农业总产值1.88%。

　　1953年开始将全县私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1052家(户)，共3184人，逐步引导走手工业合作化道路。是年3月成立黄土店染织合作小组，接着组建棉织社、织袜社、铁业社。1954年，县委根据党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按照自愿原则，通过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互助合作形式，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2月，组建县手工业生产合作联合社，民主选举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委员，领导和管理基层社(组)。在坚持党的领导、贯彻阶级路线、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对原自发组织起来基础又较好的转为合作社(组)，并发展了一批新的合作社。是年，手工业合作社形成高潮，社(组)发展到68个，其中铁业社17个、木业社14个、篾业社9个、服装社(组)24个、其他4个，社员2107人，占全县手工业总人数的96.3%。

　　二、改造私营工商业

　　通过解放初期的恢复和发展，县委领导建立起县贸易公司、县采购局、县服务局等国营商业机构。1950年，县内经营商业有50个行业，1487户，从业人员3304人，其中以小商小贩居多，除坐商、行商、批发商、零售商外，还有散居农村的半农半商户，资本一般在500元至1000元。1951年，私营零售额占全县农村商品零售额的80.9%。

　　1952年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主要通过国营企业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让私营商业为国营商业经销、代销商品，逐步将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953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加强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的领导，广泛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接受改造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1954年，县委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期工作，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私商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实行和平赎买的办法。是年9月，对棉布商和屠宰商进行改造，全县安排棉布商转经销23户，转联购分销19户，屠宰商转代购代销56户，转经销22户，供销社吸收2户。1955年，全县形成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激发了私营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专门召开会议，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提出了全县对资改造的计划和意见。会后，供销社对私商进行扶持，私商业务好转。是年私商营业额比1954年增长53.7%。

　　1956年，县委成立专门班子，并由县商业局和县供销社负责对私营商业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宣传发动，自愿申请，审查批准；清产核资，定股定息；建立制度，作出经营计划，开展劳动竞赛的方案分步实施。同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实行公私合营。5家分散的染织厂合并在河洑镇组建为县人民染织厂。炼硝、采金等企业分别实行公私合营。昌明锅厂由公私合营转为地方国营。在私营商业中，出现了自愿申请参加公私合营的高潮。对私营商业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实行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不同的改造方法。全县对1916户私营商业共2105人进行安排，其中1742户，组织成公私合营商店13个、合作商店111个，合作小组56个，其余174户暂行个体经营。到6月底，全县对资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对资改造，使商业性质发生变化，为繁荣市场、扩大商品流通，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其经营品种和营业额也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三、建立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是农民群众自愿入股、自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为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县委决定成立合作指导科。是年，常德专员公署在石门桥组建了常德地区的第一个基层供销合作社。

　　1951年6月，常德县合作总社成立。县委决定合作总社与县合作指导科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兼任合作总社主任，同时成立了中共常德县合作总社支部委员会。当时，总社的重要任务是发展社员，组建基层合作社，积极开展购销业务，搞活商品流通，努力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次年撤销合作指, 导科。

　　县合作总社建立后，积极发展基层社26个，社员16.82万人，股金16.81万元。1952年7月，国营县贸易公司并入县合作总社，其所辖的8个贸易商店并入基层社。1954年3月，县合作总社改称县供销合作社，内设理事会和监事会，全面开展清股分红、扩股集资工作，同时发展集市贸易，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利用传统集市举办物资交流会，收购农副产品，组织工业品下乡，集市贸易异常兴旺。1953年，全县集市发展到43个。上市商品大至猪、牛，小至绳、索，门类齐全。尤其是蒿子港、石公桥、周家店的鱼市，斗姆湖、石门桥的牛市，镇德桥的渔具市，牛鼻滩的麻线市，黄土店的竹木器市，夹街寺、大龙站的水果市，颇负盛名，招徕远客。

　　县委、县政府在领导发展供销合作社的同时，发展信用合作社。1951年春，首先在石门桥区建立龙潭庵、高家港、范家潭、七星庵等20个信用互助组，吸收组员923户，股金人民币796元，在组内开展现金、实物借贷活动。是年冬，在石门桥区邱家岗建立全县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社员258户，股金560元，设脱产社干2人，开展信贷业务，发放农业生产、生活贷款，信用合作社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到1954年，全县建立小乡信用社114个，信用互助组182个，吸收社员5.5万户，收股金7.1万元，配备社干242人。1956年撤区并乡后，全县组成大乡信用社34个，建立中心社17个，社干100人，形成以国家银行为主体、信用合作社为基础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第五章社会主义改造中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事业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 五 章 社会主义改造中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事业

　　党中央提出，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中，县委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重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各种困难面前，县委带领全县人民迎难而上，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短暂的时间内，虽然一时难以摆脱经济贫困，但是出现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的局面。

　　第一节 党的建设

　　一、推行党课制

　　1954年，全县开始推行党课制度，以支部为单位，每月上一次党课。1955年9月有364个支部建立党课制度，占党支部总数的80%。

　　1956年3月22日，县委进一步推行党课制，在4月5日前没有建立党课的支部全部建了起来，每个支部每月上一至两次党课，并适当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听课。在形式上采取集体上党课与个别补课相结合，以解决上课与中心工作的矛盾。党课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党员的思想问题，防止流于形式。各区区委有一名委员兼管，乡党支部由宣传委员负责党课教育。

　　党课教育内容：围绕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开展社会主义形势教育，结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整党工作，进行党课教育。支部教育是每上一次党课，填写一次汇报卡片，经支部签章后报区委会再报县委宣传部。各区每月召开一次支部教育会，每区抓好一个重点乡支部，总结推广经验。县里年底召开一次模范支部教员大会，奖励先进。

　　在党课教育中，党员干部按文化程度编成中级组和初级组。中级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中有关经济建设的理论。初级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1954年后，重点组织党员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等内容。1955年起，学习内容增加中共党史。这一时期，各个党支部组织学习认真，制度坚持较好，有力地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二、发展党的组织

　　1954年4月30日，县委对建设和巩固农村党支部再次作出指示，要求全县有50%的支部提高为一类，消灭三类支部，大力培养积极分子。在这个时期，发展党员114名，党支部建设提升，为组织互助合作，抓好生产，发挥了核心作用。

　　农村经过粮食统购统销，建立初级社和发展高级社，城镇经过“三大改造”等运动，党的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1956年一年内，全县发展新党员1655人，到1956年底，全县有党员5723人：其中女性党员358人。按年龄分：25岁以下的1832人，26岁至45岁的3881人，46岁以上的10人；按文化分：大学文化1人，高中64人，初中440人，小学4780人，文盲438人。男女比例和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年轻党员和女党员增多，文化素质有所提高。

　　在加强组织建设上，1956年6月撤区并乡后，全县设有镇党总支委员会1个(河洑镇)，乡党总支委员会34个，党支部632个。全县815个农业合作社中，有614个社建有党支部，占75%，有183个社每社只有1至2名党员，尚有18个农业合作社无党员。在发展党员的同时，加强了对各级党组织的管理，先后建立了组织生活制度，规定党支部每月过一次组织生活，检查和总结工作情况以及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与群众反映的问题。随后又建立了“三会一课”制度，即党支部的工作总结会、支部委员交心通气会、党员组织生活会和党课教育。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学习政治理论，开展宣传教育，还组织学习了“共产党员八条标准”。

　　三、中共常德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5月27日至29日，中共常德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439人，代表全县5700名党员。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常德县第一届委员会；选举产生出席省党代会代表。

　　大会总结了解放以来的工作与成绩。为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胜利进行，大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会议强调充分发动群众，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方针，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争取社社增产，90%的社员增加收入，争取早日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增产爱社、巩固农业社”、“消灭血吸虫病”、“扫除文盲”等六项工作的决议。

　　大会在充分发扬民主，反复酝酿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由27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常德县第一届委员会。在县委一届一次全会上，选举张琢、李新革、郭新贞、雷恭政、张彩、尹文华、檀业重、芦惠芳、赵振声为县委常委，张琢为县委第一书记，李新革为第二书记，郭新贞为第一副书记，雷恭政为第二副书记。

　　这次大会的召开，对全县胜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起了重要作用。

　　四、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1952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县委成立学习委员会，对干部按职务级别和文化程度分类编组学习。1953年，县委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教育。1955年，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教育。同时，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集训农村党员的指示，举办培训班，对农村党员普遍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1955年6月15日至1956年1月30日，县委举办短训班12期，培训党员1482人，其中党支部正副支书98人，支部委员315人，每期10天左右。主要进行形势和任务、共产主义人生观、党的基本知识、阶级斗争观念等方面的教育。通过培训，党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在党员思想教育中，县委还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时事政策宣传。农村土地改革时，县委组织党员学习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国家的《土地改革法》，开展谁养活谁的讨论。在“三反”、“五反”运动时，县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教育党员干部清除旧社会遗留的污毒，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增强拒腐防变能力。1956年，县委在党员干部中进行国际形势教育，组织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育党员干部时刻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

　　1953年3月由县委副书记王建阁任中共常德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10月县纪委改称中共常德县监察委员会，由县委副书记李新革兼任书记。在这个时期，各级党组织对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党的纪律教育，对严重违反党纪的87人给予了党纪处分。

　　第二节 经济建设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1953年6月，县委围绕党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组织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并从这一年开始实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基本形成以国营经济为主导、集体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全县的国营、集体工业企业发展到106家，其中县属国营企业7家，全县工业企业职工增加到2945人，其中国营企业职工813人。195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610万元，比1950年增长70%，财政收入由1950年394.7万元增加到1060.8万元，其中工商各税由32.5万元增加到282.7万元，农业税由299.6万元增加到621.4万元。1957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实际完成年计划的103.5%，工业总产值实际完成年计划的110.2%，粮食、棉花、食油、牲猪和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产量均完成了年计划指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1957与1952年比较，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增加1832万元，增长31.7%，年递增5.7%，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1609万元，增长28.8%，工业总产值增加223万元，增长118.6%，工农业总产值每增长百分之一的绝对值含量为57.8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938万元，增长78%，年递增12.2%，农副产品收购总值增加2146万元，增长4.45倍，年递增40.4%，粮食增产1760.5万公斤，增长7.7%，棉花增产123.8万公斤，增长68.1%，食油增产75.5万公斤，增长55.1%，牲猪饲养增加9.21万头，增长1.5倍。

　　从全县解放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这段时间，县委坚定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加强领导，发挥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培养和壮大干部队伍，调动全县人民的积极性，恢复国民经济，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农业开展以治湖为主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并改革耕作制度。1951年5月6日，草坪乡陡山灌溉工程即陡惠渠河坝举行竣工暨试灌典礼。这是常德地区的第一项新型水利工程，也是全省最早的河坝工程。工程项目包括拦河大坝及船闸，设计能力可灌溉农田1.5万亩。1953年，地、县在河洑推广双季稻获得成功后，接着在全县推广双季稻，1956年全县推广双季稻达51万多亩，并开始推广农药化肥，改革农具，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都迅速提高。全县粮食总产49395万斤，比1949年增产17487万斤，增长56.5%，棉花、食油生产和牲猪饲养等，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商业购销两旺，市场比较繁荣。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240万元，比1950年增长143%。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即使1954年遇到罕见水灾，灾区没有出现群众流离失所、逃荒讨米的现象。1955年11月，湖南省农业厅在河洑区聚宝乡建立全省第一个拖拉机站，拥有苏联、美国制造的拖拉机各2台，其他机引农具20件。12月11日，常德地委和常德县委在聚宝农业社举行试耕典礼，围观群众2万余人。1956年，在河洑区青林岗和石门桥区观音庵、乌塘岗等处安装了县内第一批煤气牵引抽水机。同年在草坪乡放羊坪修建第一座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124千瓦，跨出了全县小水电建设的第一步，结束了无小水电的历史。动工兴修县乡公路6条，31公里。在农业生产上，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1955年12月，韩公渡乡小山村党支部书记龚翠玉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次年2月，龚翠玉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获金质奖章一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6年，建立县科普协会，为后来建立县科委创造了条件。教育、文化、体育、医药卫生事业也有新的起步和发展。

　　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民委员会)十分关心群众生活。1951年县人民政府颁布《常德县优待烈军属代耕土地暂行办法》，1952年全县享受代耕的农户8648户，代耕土地20910亩，用劳动日28万个、牛工2.38万个。在这个时期的退伍安置方面，全县接受复员军人1.46万人，输送到工交、财贸、文教等单位的有3055人，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的1284人；为无房者安排住房99间，发放生产资料购置费1.4万元，对761名带病回乡的复员军人给予治疗或补助。在社会救济上，除遇洪水等灾害救济外，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对贫困户的救济，运用多种救济形式，先后给6.4万人次发放困难补助费34.2万元，使城乡贫苦人民得以维持基本生活。1956年起，实行“五保”，对农村5095户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着的老弱疾残、鳏寡孤独，采用集体供养和群众赡养等形式，做到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含孤儿保教)。

　　第 二 编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曲折前进

　　(1956年9月～1966年5月)

　　第 六 章 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和整党整风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经济建设上，八大强调从实际状况出发，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后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搞“一大二公”，急于求成，致使“八大”的正确决策未能全面贯彻实行，政治、经济工作都经历了重大曲折。

　　八大以后，县委认真贯彻党的八大精神，但1957年开展全党整党整风后，接着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反右中犯了反右倾扩大化的错误，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严重挫伤这些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在农村开展的民主整社和“反资”斗争，也出现了扩大化倾向，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第一节 学习党的八大精神与开展整风运动

　　一、宣传党的八大精神

　　党的八大闭幕后，县委立即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就学习八大精神进行了动员。接着，县委又发出《关于进一步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八大文件的通知》，印发关于党的八大精神的宣传要点，组织在乡的县委委员、工作组长、乡党总支书向广大群众宣讲，在全县掀起了学习宣传党的八大精神的热潮。

　　为了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八大精神上来，转变干部作风，县委自1956年11月到1957年6月，先后从县直机关下放309名干部到农村工作，其中县级7人，区级53人，一般干部249人。担任乡党委正副书记的63人，担任乡党委委员的66人，其余180人各办好一个农业社，抓好八大精神的学习与宣传。

　　在八大精神的鼓舞下，全县以生产为中心，开始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县内第一批小(一)型水库——丁家港的双冲水库、县园艺场的西洋陂水库，都是在这个时候靠自力更生修建的，还兴建了单机均为330马力的拦马口、北碈头、牛望嘴3处内燃机排灌站，开创县内机电排灌之先河。

　　1956年12月1日至2日，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整顿巩固高级合作社。会议选举张彩为县人民委员会县长，黄朝登、翟彦博、潘国忠、彭岳保、郑建华为副县长，罗自立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1957年6月，中共常德地委任命李新革(河北南宫人)为常德县委第一书记，魏呈贵、孙怀珍(1959年3月至1961年7月30日兼任常德市委第一书记；该时期实行县管市体制)、雷恭政、郭新贞为县委书记。

　　二、开展整党整风

　　1957年8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成立以县委书记李新革为组长的整风领导小组，部署在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主要目标是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进党的领导。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县参加整风运动的有1450个单位，共14407人。整风运动分三批进行：第一批县直和乡镇机关干部；第二批工矿企业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第三批血防、电影队、农林水等基层单位职工。县以下在乡、镇党组织统一领导下，以块块为主开展整风。为了搞好整风，县委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一般”的原则，首先在县委领导班子内部进行整风。在认真学习中央指示，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县委成员进行自我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邀请县直机关各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提意见。还召集了有乡干部和下乡干部参加的干部大会，发动与会人员提意见，帮助县委整风。与会干部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县委带头鸣放，引导与会人员围绕党的领导、干部政策、工资福利、党纪国法、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问题，开展大争大辩，统一思想认识，从而把县委整风引向深入。

　　在整风运动中，党内外干部职工出于对党的热爱和国家的关心，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党组织提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对此，县委认真研究，从四个方面进行整改：一是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县委、乡党委均采取分线分片领导的方法。每个县委委员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到乡到社工作。二是层层办试点，普建试验田。县委组织专门调研组，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将县委办公室搬到竹根潭乡办公，转变干部作风。三是压缩机构，下放干部。县委组织了一批干部上山下乡，直接参加基层工作和生产劳动。留机关的干部也制订了轮流劳动锻炼和参加义务劳动的制度，学会生产知识。四是坚持组织原则，管好用好干部。整风中涉及县委领导成员个人的问题，由县委整风办公室对证材料，分清是非，做出了处理。

　　1958年县委先后两次进行基层整党。第一次在三月份结合农村整风进行，整党的目的是巩固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解决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三类支部由84个减少到19个。

　　第二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进行整党，为适应公社化运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解决农村党员中存在的富裕社不愿和穷社合并，经济作物社不愿和稻田社合并；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压缩公共积累，抬高固定资产充抵现金，变卖耕牛；瞒产私分，挥霍公共积累；贪污挪用，盗窃公共财产；闹名誉地位，比高比低，消极怠工甚至不干工作；右倾保守，怕艰苦深入，怕社大人多办不好公社等问题。

　　全县1143个党支部，整党以后一类党支部由整党前的572个增加到779个，二类的由442个减为338个，三类的由129个减少到26个。5858名农村党员，参加整党的有5399名，一类党员由2476名增加到3960名，二类的由1864名变为1255名，三类的由1059名减少到184名。

　　通过整党，一是提高了农村党员的政治觉悟和领导水平。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风格，重点解决了打人、骂人等强迫命令作风，挑选1975名党员担任生产大队领导职务，其中有941名担任总支书、大队长。二是纯洁了党的队伍。共处理了489名党员，其中清除出党的107名，给其他党纪处分的214名，延长预备期的70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98名。三是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堡垒作用，调整党支部骨干184名，改变了127个支部的落后面貌，提高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四是通过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建立健全了各种制度。农村办夜党校154所，有4387名党员参加学习，吸收积极分子3845名参加夜党校学习，并作为建党培养的对象。

　　1958年2月25日，县委作了“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报告，组织县直机关干部下放，有787名县直机关和基层干部参加学习。经过思想发动，100%的同志报名下放。第一次批准下放131人，第二次181人，第三次61人。三次批准下放的373人中，有312人参加劳动锻炼，其余61人系加强文教战线的干部。下放干部安置到最缺劳力的五丰乡、牛鼻滩乡和县农场，共划分为30个小组，每组10人左右。

　　县委对下放干部加强培养与管理，要求下放干部与农民交朋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并要求下放干部在1958年学会耕田、播种、插秧、割稻、车水等劳动技术，由外行变成内行。有下放干部的乡党委，每月逢1召开一次下放干部组长座谈会。下放干部每周五下午为理论学习，建立了生活会、劳动竞赛评比、请假、联系等制度。

　　三、反“右派”斗争

　　根据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在适当范围内开展反右斗争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全国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外，也有极个别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于是，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大规模的反右派迅速在全国展开。

　　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县委决定将整风与反右派联系在一起进行。但是由于对右派进攻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又不适当地采用大字报、大辩论这种极易混淆两类矛盾的方式，加之把反右派与肃反联在一起，因而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是年9月，县直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干部职工以“四大”方式发表意见。全县参加反右派的单位777个，共3896人。其中有少数人对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提了一些意见，有的言词过激。县委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支配下，不能客观地、辩证地分析问题，把运动中由于认识上的问题说了几句错话，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自由议论，认定是反党小集团；把对个别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批评，认定是恶意攻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认定是思想一贯反动；把在科学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认定是反马列主义。这就使反右派斗争走偏方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县把言词过激的干部、医生、教师划为右派分子的达424人，其中教师332名，占“右派”人数78%。

　　运动后期，对右派分子分别给予了开除、劳动教养、下放农村与厂矿劳动、降职降薪、留单位监督改造等处理。被错划右派的人员，身心上受到创伤，个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得到发挥。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损失。1959年以后，县委根据上级指示，陆续给部分 “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但仍称其为“摘帽右派”，使其长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又开展审干和中小学教师队伍整风，使已经出现的扩大化问题加以升级。从1958年3月10日开始，审查中、小学教职工和县属各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共6286人，除反右派时第一期列入审查的外，实际审查4780人。经过127天的内查外调，作出结论的被审对象548人，其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12人，查出部分问题的194人，给各种处分的42人，列入限制使用的71人，没有问题写调查报告的51人。从此，提倡和鼓励干部职工坚持政治挂帅，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反对走白专道路。

　　第二节 民主整社与“反资”斗争

　　一、民主整社

　　1956年底，全县基本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之后，大多数农业合作社办得好。但是，由于合作社是新生事物，干部无经验，群众不习惯，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主要是社员增产增收的要求和农业社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的矛盾，社员民主办社的要求与社干部作风不民主、财务不公开的矛盾，当时全县出现164个“三类社”中的部分社员闹退社。为解决这些矛盾，县委决定在全县普遍开展以生产为中心的民主整社运动。是年底，铺开第一次整社。1957年1月进行第二次整社。一类社要求10天，三类社不限时间，整好了就结束。结合整社，县委在是年5月8日至13日，集中793名农村党员在县培训，教育党员全心全意办好农业社，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之后，全县以4个办事处为单位分开培训党员，参训的党员3087人，占农村党员的70%。通过训练，广大党员增强了光荣感和责任心，成为办好农业社的骨干力量。

　　在两次整社中，抓住“紧紧围绕生产，放手发动群众，改进经营管理，调整干群关系”四个环节。通过宣传发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制度等，澄清混乱思想，处理遗留问题，改进领导作风，提高了管理水平。同时，对社队规模作了适当调整，对后进社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对闹退社的社员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稳定情绪。通过整社，改变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生产发展。全县816个农业社，一类社由391个增加到508个，二类社由249个增加到285个，三类社由174个减少到23个。

　　二、农村“反资”斗争

　　部分农民在加入高级社时，不是自觉自愿，而是被“合作化”高潮卷进来的，持有“有利就干，无利就散”的态度。1957年春夏，全县有215个农业社的部分中农牵回耕牛、背回农具闹退社；有27个农业社解散；还有的社持观望态度，曾一度出现“退社风”部分地方社员思想和生产秩序出现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开展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8月20日，县委根据省委《关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决定》和中央《关于整顿农村合作社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全县干部会议，动员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农村资本主义现象。会后，给每社派1-2名国家干部，县、乡抽调900多名干部到农业社开展整社工作，批评斗争闹退社、谩骂干部的社员，批判部分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斗争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煞住了“退社风”，完成了统购任务。这次“反资”对稳定农村工作秩序，巩固农业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左”的思想指导，没有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好各种经济矛盾，而是采取行政手段，错误地把富裕中农当作批判的主要对象，使批判斗争出现了扩大化。把一些对合作化有过不满言论、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有过抵触情绪的社员，当成“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第七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七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起，县委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组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农业、工业“大跃进”和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大跃进”，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劳动组织的军事化。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导致了“五风”的形成与蔓延。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损害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大跃进”运动中，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取消按劳分配，开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成灾，给全县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应当肯定的是，在这期间，全县人民大办水利，兴建水库的功绩不可磨灭；为后人造福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必将永存。

　　第一节 “大跃进”运动

　　一、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全县兴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接着，在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执行总路线，争取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6月2日，县委宣传部参加地委宣传部在桃江县修山乡召开的常德地区宣传总路线的现场会后，全县掀起宣传总路线的热潮。从此，以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生产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来。

　　7月下旬，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动员全县人民认真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后，各地争相贴出宣传总路线的标语、横幅，争相提出贯彻总路线的过激口号，如提出“苦干、实干、拼命干”，层层赞扬鼓励“两头见星星，黑夜打马灯，雪下三尺不怕冷，冰冻三尺不收兵”的苦干精神，要干部“赤脚光头，手拿锄头，出工带头”。干部冬天到区、社开会时，都穿着草鞋，打着赤脚烤火。从此，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开始盛行。当年早稻收割后，县委为了总结贯彻总路线的成绩，层层开展报喜活动，早稻亩产实际只有400斤左右，而各乡却虚报亩产700至1000斤，高产量带来了高征购，紧缩了社员口粮。晚稻生产本来是一个丰年，但在收割时片面追求收割速度，许多地方日夜收割以后连禾带谷放在田里，一直没有脱粒，造成极大浪费，丰产不丰收。

　　二、农业“大跃进”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6日又发表《在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奋勇前进》的文章后，县委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学习，并把学习与冬修水利和积肥结合起来，开展农业生产建设运动，常德县的农业“大跃进”运动正式开始。全县农村各地搞大兵团作战、苦战、夜战、雨战，到处日日夜夜红旗招展、口号喧天。2月15日至20日，县委召开农业生产会议，贯彻省委农业生产会议精神，充分进行思想发动，要求鼓足革命干劲，实现全县早稻亩产800斤，皮棉亩产100斤。5月29日至6月3日，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一致赞同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高举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旗帜，解放思想，勇往前进，千方百计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保证今年实现粮食亩产800斤，棉花亩产100斤，力争实现粮食亩产'千斤县'的任务”。6月4日，县委召开水利规划会议，制订全县以水利为主的“六化”规划。

　　县委号召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抓农业“大跃进”。为实现高产指标，采用挖塘泥、拆旧灶、铲草皮、烧火土灰等办法积土杂肥。为增加粮、棉总产量，山区开荒、湖区围垦甩亩，扩大耕地面积10万亩。县委还号召各级干部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一时间，“苦战三年，造福万代”、“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深耕一尺，亩产万斤”等口号流行农村。随之，在早稻生产中推行“密植”，创造“千里马”，虚报的粮食亩产过千斤、上万斤的“卫星”纷纷上天。全县还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强行推行高指标。“力争上游，批判下游，火烧中游”的气氛日益浓厚，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愈演愈烈。在“一早百早”的口号下，许多地方违背农事季节规律，过于提前早稻下泥育秧的时间。遇到寒流气温低时，有的烧热水浇秧田；有的用竹桅甚至不惜下掉门板挡风护秧；还有的在田里烧稻草熏烟驱寒护秧，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严重损失。

　　在组织“大跃进”运动中，县委按照“大跃进”的要求，重新编制了“二五”计划，提出的总目标是：更快地把常德县建设成为“粮棉堆满仓，食油装满缸；鲜鱼养满塘，六畜皆兴旺；工厂遍城乡，机器响叮当；人人进学堂，家家住楼房；楼上和楼下，电灯又电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的主要生产指标均脱离客观实际。编制农业生产计划，追求高指标，层层加码。1959年，常德专员公署下达给常德县的粮食亩产计划为292公斤，棉花亩产计划为25公斤，县下达给公社的计划粮食亩产500公斤以上，棉花亩产50公斤以上，公社下达到生产队的粮食、棉花产量指标比县的指标数又成倍增加，严重脱离实际。为实现“以粮为纲”的农业大跃进，全县出现大开荒、大办猪场、大办肥料、大深耕、大密植等不正常现象，强制推行各项“跃进”，并对顺应潮流的给予鼓励。1960年1月4日至10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召开全县社会主义建设群英大会，有大队党总支书和生产队分支部书记以上干部2800人参加，听取县委领导所作的《高举总路线的红旗，沿着胜利的道路，为实现1960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表彰成绩突出、有“特殊贡献”、有“创造发明”的46个先进集体和153名先进个人。大会为他们颁发了光荣匾和自行车、插秧机、打稻机、金笔、绒衣等奖品。

　　三、工业“大跃进”

　　工业“大跃进”首先是从大炼钢铁开始的。1958年9月4日起，县委动员全县人民贯彻工业 “以钢为纲”的方针，采取小型、土法和群众性三结合(即“小土群”)的办法，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并提出“年产万吨铁，2000吨钢，处处办工厂，人人造化肥”的口号。在境内铁矿石、煤炭缺乏，资金、技术、设备“三无”的条件下，县委建立钢铁生产领导小组，动员城乡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随后，县委又发出“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的号召，组织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等7万多人的“专业”队伍，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全县分设河洑、铁山、莫家铺3个工区，建起土高炉204座，新建厂房145栋，历时四个多月，生产土钢铁2800吨，其中绝大部分是废品。在大炼钢铁中，因烧木炭和建工棚，许多地方的树林被砍光。同时，调出大批农业劳力炼钢铁，导致田里成熟的粮食没有细打细收，浪费相当严重。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大办工业。县、公社和大队兴建工矿企业744家。由于技术落后，设备简陋，资金原料缺乏，大多数企业兴办不久便被迫下马，到1965年，县办工厂只剩5个。在工业“大跃进”中，还大办社队工业。全县先后办起农产品加工、酿酒、纺织、缝纫、造纸、印刷、土农药、土化肥、炼铁、农业机械、建材、采矿等工业企业389家，从业人员1.8万人，生产50余种工业产品。一哄而起后一哄而散，到1962年，全县的社队工业企业只有12家。

　　四、文化、教育等事业“大跃进”

　　1958年4月5日，为适应各项工作“大跃进”的需要，县委常委研究，成立农村、工交、政法、文教、财经五个党组，分五大战线，领导所属单位的政治工作，组织“大跃进”，并明确由县委常委任各战线党组书记。

　　教育“大跃进”从幼儿教育开始。为适应全面大跃进，大量家庭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58年全县幼儿园猛增到1522所，1717个班，入园幼儿6.2万人，教养员1640人。幼儿园设备简陋，教养员大多数是农村老年妇女，只能看管幼儿。1961年除县直机关幼儿园外，其余全部解散。1958年，小学教育开展“大跃进”，全县小学学校增加到732所，小学学生8.8万人。在“大跃进”中，小学师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组织师生开展送肥下乡、插秧、双抢等活动，削弱了文化课教学，教育质量下降，加上生活困难，至1962年小学生辍学率达到60%以上。1958年有在校高中生95人，初中生2638人，从10月份起，全县各中学停课1个月，开展以生产劳动为内容的教育革命。从此，强调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忽视文化课教学，教育质量下降。全县教育系统开展勤工俭学，办起校办工厂(车间)305家，学工人数3472人，主要生产教学用具及模型。这些工厂(车间)到1961年全部停办，但仍然强调师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在文化战线上开展“大跃进”时，无论专业文艺还是群众文化活动，均号召“唱中心、演中心、写中心、画中心”，开展赛诗、赛歌、赛画，送戏、送歌、送画到农村等活动，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由于受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影响，一些作品内容脱离实际，文艺作品成为为政治运动服务的应景之作。

　　在“大跃进”中，各级党政领导带领干部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商业部门组织货郎担下乡送货上门；卫生部门组织医护人员送医送药到田头地边。各行各业以多种形式，拥护“三面红旗”。

　　第二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试办常德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从此，全县开展 “三面红旗”的大宣传。“三面红旗”家喻户晓，广大干部群众寄予很大热忱和希望。同月，地委副书记王敬带领工作组来县进行组建人民公社试点。半个月时间，将河洑区所辖4个乡镇组成常德县红旗人民公社(后改为全美公社)，下设15个大队，137个生产队，549个作业组，共13732户，77567人，13.87万亩耕地。9月8日，召开成立大会。这是常德地区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

　　9月3日至4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召开14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部署组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采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开展讨论，提高与会人员对建立人民公社的认识，明确作法。会议结束时，各乡、社立下保证，开展挑战竞赛，做好宣传发动，迎接人民公社的建立。到10月份，全县由36个乡、5个镇合并建成红旗、上游、洞庭、英湖、冲天、东风、金刚、金霞、金星、跃进10个人民公社。1959年由冲天公社析置太阳公社，共11个人民公社，所辖311个大队、5194个生产队。

　　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大搞 “一平二调”。公社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以公社为经济统一核算单位，除生产资料公有化外，社员部分家庭副业和生活资料也实行公有化，无偿平调。依靠行政力量，无偿调拨原农业社资金、设备，兴办家具厂、肥料厂、农药厂、农副产品加工厂、建材厂等社队企业。1959年4月，县委对公社管理体制调整，公社的生产、财产所有、经营管理和收入分配权下放到大队，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业生产、财务收支、劳力使用、农田水利建设等计划，概由大队统一制订，统一组织实施，生产队组织生产，完成大队分配的任务。1961年3月7日，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调整公社规模，将全县11个人民公社调整为33个人民公社和1个县属镇；151个大队调整为772个大队，1451个生产队调整为7092个生产队。1962年，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把集体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核算分配权落实到生产队。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四固定”，生产队在大队领导下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

　　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业合作化以来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被否定，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被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全县粮棉产量急剧下降，公社化后3年平均每年粮食总产只19933万公斤，比公社化前3年平均总产减产5799万公斤，减少29.1%，棉花减产35.2%。

　　人民公社是通过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然而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了一、两个月后就暴露出许多问题。原来宣传的供给制的许多优越性并不优越，公有制并不是越公越好。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除在大规模调动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发展交通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外，从总体看来，是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也和“大跃进”一样，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又一次失误。

　　二、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与撤销

　　“大跃进”时，新闻舆论媒体对人民公社作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宣传：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通向天堂路一条，人民公社是金桥”；宣传“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行吃饭不付钱的伙食供给制，社员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全包起来”等等。在这种舆论的引导下，各级领导干部认为办公共食堂可以将劳动力更多的集中在集体生产上，有利于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有利于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多农民以为可以吃饭不要钱，摆脱一日三餐的操劳，一心一意只顾出集体工劳动等等。于是一呼百应，一哄而起，到1958年11月13日，全县农村所有生产队，都以队办起了公共食堂，人人在食堂吃饭不要钱。两个月过去后，由于粮食产量的浮夸虚报，人们敞开肚皮吃饭，各家各户带进食堂的油、肉、菜吃完了，生产队的粮食也不多了。于是实行粮食指标到户到人，由食堂统一掌握蒸钵钵饭。不久，不少食堂的菜供不应求，甚至没有菜吃，就只能喝汤或者盐水了；食堂每日人均供应粮食指标降到1斤，再降到8两，又再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提出“下定决心过苦日子，实行双蒸饭”(即将饭蒸两次)，“小菜半边粮，以菜代粮”等办法，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有的地方便提出“办无粮食堂”，派劳动力寻找野菜糊口度日。于是，农村出现了劳动力外流、偷谷、偷蚕豆、因营养不良导致的各种疾病大流行，甚至饿死人等严重问题。1959年冬修水利时，有的工地发生死人的情况，但不敢说是饿死的，因为这是个禁区，怕说是攻击“三面红旗”，只说是劳累过度所致。在公共食堂时，农民常年累月劳动，很难吃到鱼和肉，有的人过着饥饿半饥饿的生活。干部与农民群众如果在自己家里搞了小锅小灶，不到食堂就餐，晚上就要挨批判、斗争；哪个干部如果讲了公共食堂和“三面红旗”的“不”字，就要受到批判、撤职。湖平区的许多树木被砍掉，有的木房撤毁被公共食堂烧掉，有的几户人家挤在一栋狭窄的房屋里，卫生环境差。

　　1961年3月下旬，县委派出工作人员在南坪公社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试点时，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晚上在南坪大队以生产队召开社员会，要求社员针对公共食堂办不办?怎么办?讲真心话，并重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社员有充分的发言权。工作队个别走访和组织连续讨论三个晚上后，县委主要领导到南坪公社听取汇报： “走访南坪大队10个生产队的32户社员，有31户不同意办食堂，1户同意办”。1户同意办食堂的是个40多岁的单身汉，认为上食堂省事些。县委主要领导当即表扬了工作队负责人“难能可贵的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工作队汇报后只有三、四天，南坪大队的公共食堂全部撤销了。

　　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回县后，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当讲到公共食堂时，重点介绍了南坪大队办点的情况。县三级干部会后，各公社又及时贯彻，到5月上旬，历时2年半的全县农村公共食堂全部解散，并取消了农村的部分供给制。

　　三、实行劳动组织军事化

　　1958年6月中旬完成民兵与预备役合编后，组织民兵开展生产竞赛。到9月2日，全县36个乡，据27个乡统计，623个中队、3943个小队中，已发起生产竞赛的中队595个、小队3082个。成立民兵突击队1205个，突击组3055个，参加的民兵25411人。还有29668名民兵插试验田3.14万亩，6671名民兵种试验地5266亩，有6703个民兵建立898个丰产作业区。有4012名民兵建民兵工厂330个。在生产竞赛中，先后提出了“拼命干，不驾卫星不收兵”、“创天大奇迹，赛世界英雄”、“乘火箭，驾卫星，高额丰产上北京”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人民公社建立后，推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和生产战斗化。因此，出现了生产劳动组织的军事化，提出了全民皆兵的口号。全县在城乡、厂矿、机关、学校中，能拿武器者都编入民兵组织。1958年11月，以县组建民兵师、公社组建民兵团、大队为民兵营、生产队为民兵排。县民兵师辖12个民兵团、181个营、共有民兵295934人、占到全县总人口的48%。农村劳动组合按军事建制，农业生产搞“大兵团作战”。

　　1958年11月8日，县委向地委呈交《“卫星周”里发射“卫星”的报告》。11月2日～8日全县每天出动30万劳动大军，组织十大兵团苦战七昼夜，完成抢收、抢种、深耕和制造水利工程等四大任务。共放出大小“卫星”230739个，其中抢收卫星118138个、抢种卫星48388个，深耕卫星47774个，水利工具卫星16439个。

　　深耕方面，各公社党委、大队党总支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于 11月6日这一天，全县出动26396头耕牛，犁田日工效1.56亩，有85%的农田深耕一尺以上。

　　1960年6月4日，根据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民兵工作的决议，县委决定将县民兵师改称县民兵指挥部，由县长张彩任指挥长，县委书记李新革任政治委员。11个人民公社、西洞庭农场、农园牧民兵团改称民兵师，设师长、政治委员各1人，副师长、副政治委员各5至7人，六○一矿、县农业机械厂、海英运输社民兵营改称民兵团，设团长、政治委员各1人，副团长、副政治委员各3人。

　　四、“五风”的形成与纠正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全国各大报刊先后登载“超英、赶美”的文章。“拼命干，死了算”、“少活十年，为子造福”的口号传遍城乡。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召集各乡镇党委书记会议，动员和部署以积肥为中心的生产“大跃进”。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中共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乘吉普车到石板滩乡转了一圈，看到因为天气冷，出集体工的劳动力寥寥无几，便大为恼火，写了一张纸条交给县委，指出有“劳力多，出工少；板田多，肥料(绿肥)少；草皮多，锄得少”等问题。虽然批评的是石板滩乡，但县委认为是自身没有做好工作，脸上无光。接着，县委将正在会议分组讨论的乡党委书记和县直各部门负责人集中到大会议室开会。会上，县委书记极其严肃地宣读了孙云英写的纸条，声色俱厉地批评石板滩乡党委书记刘长清，并要其当众作检查。同时，发动与会人员对其进行批判。在批判时，有的拍桌子，有的破口骂人。刘长清只好站在一旁含泪作检查。会议进行了两、三个小时。上行下效，从乡党委到高级社党支部也跟着学，并逐渐升级，强迫命令风以及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开来。

　　接着，县里搞生产评比，给名次被评在后面的几个乡，各送了一个用黑纸扎的近两平方米大的乌龟，并责令其乡党委书记亲自背回乡里。其中，镇德桥办事处就背回3个乌龟。1958年春节前，县委召开干部大会明确：只有除夕放一天假。镇德桥办事处则决定利用除夕晚上，在白鹤山中学的操坪上召开脱产干部和农业高级社党支部书记会议。会上，办事处工委书记作报告后，由各乡党委书记、干部代表和高级社党支书表态。有一位乡党委书记表态时，右手拿一把菜刀，左手提一只公鸡，一刀将鸡头砍掉后说：“积肥再搞不起来，以此为例”。还有的写血书保证实现农业产量指标，一时气氛紧张。尽管寒风刺骨，参会人员冻得发抖，却不敢吭声。初一这天，镇德桥办事处有的乡将茅屋的茅草(稻草)掀了，挑到田里作肥料；将土灶撤了，挖灶土挑到田里作肥料。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期间，在各种“大办”中，批判、辩论、斗争甚至打骂群众，一度是部分干部开展工作的主要手段。1959年春耕生产时，县委组织检查评比，全美公社打了黑旗，受到批判。散会后，该公社书记回社谩骂公社干部没把工作干好，深夜要办公室通知各大队总支书翌日清晨7点前率生产作业组长以上干部赶到高峰大队开紧急“整风”会。在会上对25个农业生产搞得差的生产队(组)干部进行批斗。还斗争了15名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人个个挨了打。

　　在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食堂中，有部分地方将社员的铁器工具搜光，果树风景林木砍光，森林遭到毁坏。全县毁林20余万立方米、毁楠竹200多万根，林木蓄积量减少。大办猪场时，号召公社办万头猪场，大队办千头猪场，生产队办百头猪场，将农民饲养的牲猪无偿平调，将社员的房屋拆掉修建猪场或作学校和社队的公房。

　　1960年12月反“五风”时，县委又在红旗公社前进大队办反“五风”的点，抽调县直机关43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要求工作队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吃肉、鱼、鸡、鸭、蛋，发动群众揭露“五风”问题。被干部打过几次的社员痛哭流涕，揭发检举。工作队发动干部放包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点上揭露出的“五风”的表现主要是：“共产风”所刮财物大至房屋家具，小至碗筷杯碟，干部想拿就拿。 “命令风”主要是辩论斗争、打人罚跪、扣粮扣饭；有的干部早晨打了六、七个社员才吃早饭，社员出工提心吊胆，没有人格尊严。“浮夸风”就是吹牛皮、讲大话、搞生产报产量敢吹的受表扬，讲实话的挨批挨斗。“瞎指挥风”就是搞“大兵团”收割，有的只割稻不打谷，收黄豆不等晒干就堆成大堆，收红薯用犁耕，造成严重浪费。 “特殊化风”主要是生产队(组)干部吃夹钵饭，参加劳动少，社员吃不到标准的粮食。对这些问题，工作队带领干部向被打对象上门作检查，赔礼道歉；平调的物品，有物的退物，无物的折价赔偿；对打人多、民愤大的干部，召开大会进行批判斗争。

　　“五风”的盛行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了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和资源的极大破坏。据统计，1958年10月至1960年12月，全县农村受“左”的错误而导致非正常死亡820人。1961年春，县委和县人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解散公共食堂，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坚决纠正“五风”错误，到年底，“五风”问题基本纠正。

　　第三节 县第二次党代会和反“右倾”运动

　　一、中共常德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7年开展整风，党员发展速度放慢。当年全县发展410名新党员。1958年至1959年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党员发展忽视质量，追求数量，争放“卫星”。两年内，发展党员3893名。1959年，全县有党员10026名，实现了村村大队有党员。全县有党委14个，党总支326个，党支部1240个。1960年经过整风，在工交、财贸、文教等战线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全县党员总数为11901名。

　　中国共产党常德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59年3月2日至4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357人，代表全县10026名党员。列席会议人员274人。

　　这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县委《看形势、看任务、加干劲、加措施，为实现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大会肯定了县第一次党代会以来所取得的成绩，1958年，全县工农业产值由1955年6564万元增加到8213万元，财政总收入由998.7万元增加到1352.6万元。经历了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面临着各种困难。会议审议和通过了有关决议。会议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要求动员全县人民用“愚公移山”精神，苦干、实干加巧干，实现1959年跃进规划。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7名委员、6名侯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常德县第二届委员会。在县委二届一次全会上，选举李新革、孙怀珍、魏呈贵、雷恭政、尹文华、李鹤德、程增森、阮泽安为县委常委，李新革为第一书记，孙怀珍(兼常德市委第一书记)、魏呈贵、雷恭政、尹文华、李鹤德为书记。1960年1月增补张彩、赵振声、苏延年为县委书记。

　　县第二次党代会后，县委主要抓了两件事情：一是将生产管理和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3月24日至28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县、区、公社、大队干部4500人。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委会议精神，指出了人民公社工作中的缺点，解决人民公社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权力下放的体制问题，对农业生产作出了安排。二是改进干部作风。县委针对有些公社和单位滋长铺张浪费、浮夸不实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不经批准购买非生产性物资等问题，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各单位坚持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教育干部爱护公共财产，反对贪污和铺张浪费、讲排场和浮夸不实等行为。

　　二、反“右倾”运动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某些作法，在干部乃至领导成员中产生不同认识和看法，本来属于正常现象，难免流露出来。但在当时，这是对“新生事物”泼冷水的“右倾”思想。

　　1959年8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县委在全县组织了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反右倾”运动以保卫 “三面红旗”为目标，以揭发批判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党员、干部为重点，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上后下、上下内外结合的办法进行。以党政机关为重点，遍及工、农、商、文、教、卫等各条战线。

　　是年9月22日至10月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两个决议以及湖南省委关于反右倾斗争的指示，部署在全县开展整风反右倾运动。提出“反右倾，鼓干劲，誓夺全面大跃进”的口号。从10月6日到次年1月，全县分三批开展整风反右倾运动。县直机关有52个单位，1261人参加“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实行“交心、辩论、斗争”三结合，制定红专跃进规划，清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思想毒素，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些党员干部曾经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讲过看法，如：“公社办早了，不如高级社”；要“用定产、定购、定销到生产队的办法来办公社”、提倡“食堂下放”、“大跃进是吹起来的”等。县委扩大会议上把这些言论进行点名批评，甚至大会批判斗争。后来，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反对党的总路线、污蔑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其公共食堂，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群众运动等罪名，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帽子或定为严重右倾错误，受到重点批判。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中，全县的重点对象有65名干部，其中县直机关干部27名，公社干部38名。到1960年2月8日，开除党籍的7人，留党察看的5人，撤销党内职务的5人，严重警告和警告的15人，行政撤职的4人，取销预备党员资格的2人，专案处理的1人，免予处分调离工作的26人。1961年初，中央发出《关于对右倾反党人员进行甄别平反的通知》后，县委对这批受处理的干部给予平反，恢复了名誉。

　　常德县的“反右倾”运动，是县委盲目执行上级政策的一大失误。其结果：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受严重损害，组织上助长了个人专断作风的蔓延，经济工作上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共产风”更加泛滥。“左”的错误，通过反“右”，而更“左”，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县出现了解放以来连续三年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第八章调整国民经济与部分纠“左”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八章 调整国民经济与部分纠“左”

　　“大跃进”三年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个严重后果，引起了全党的重视。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要求纠正“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

　　县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开始调整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开展生产自救。采取部分纠“左”措施，贯彻“农业六十条”，大办农业，有效地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经济困难与生产自救

　　一、三年经济困难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使全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人祸加上天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农副产品产量急剧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全县粮食供应紧缺，农村普遍发生饥荒，有的靠吃野菜糊口度日。

　　1959年6月中旬至9月20日，全县大旱，出现水库见底，溪港断流。8月10日，全县受旱水稻80.1万亩，占水稻面积的74%。10月，县委号召城镇居民“过苦日子”，要低标准，“瓜菜代”，每月少吃2斤米，支援国家建设。

　　1960年7月中旬至10月底，全县110多天中只降雨112.6毫米，遭受80多天秋旱，受旱水稻17.1万亩，其中过白的2万多亩。是年，全县人均口粮只有351斤稻谷，普遍吃不到饱饭，有30%以上的劳动力患水肿病。1960年与1957年比较，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下降0.8%，粮食总产减产14%，棉花减产35%，食油产量和生猪饲养分别减少41%。不少人以蔬菜、稻草淀粉、糠饼充饥，因营养很差，致使全县各地发生患水肿病，妇科病和小儿干瘦病。全县劳动力外流1.2万人。

　　1961年6月起，全县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受旱农田53万余亩，其中失收6万多亩。7月30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派飞机一架，到常德县城周围农村上空实行人工降雨，旱情有所缓解。是年，全县粮食总产只有15932万公斤，为解放后历年的最低谷。城镇居民日常生活用的棉布、红糖、糕点、胶鞋等均实行定量凭票供应。1962年职工年平均工资降到359元，居民人平储蓄存款余额减至8.90元。三年内全县总人口逐年减少。其中1960年比1959年减少8686人。

　　二、划拨自留地，放开集市贸易

　　在严重困难面前，县委开始逐步放开农村政策。1959年6月27日，经县委常委研究，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布告》，向全县干部群众宣布四条政策：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出卖的价款收入，归社员私人所得。第二，为了妥善解决家畜家禽饲养和社员自食蔬菜，决定恢复自留地制度。第三，鼓励社员在集体劳动的空余时间，把凡属生产队或作业组未安排在种植计划之内的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等少数零星的荒地耕种利用，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第四，为绿化农村，大力发展经济林木，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土地栽种竹子、树木和果树，谁种谁有。这个《布告》宣布后，由于受“左”的影响，实施《布告》的力度不大，甚至把《布告》允许的、鼓励的行为，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和制止。但农村开始划拨自留地，社员喂养家禽家畜，利用自留地和零星荒地开展种植。到1961年3月 “农业六十条”颁布后，全县农业内部结构开始得到调整，多种经营有所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逐步增长。

　　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个体商业，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退出个体商业户153户，斗姆湖、灌溪等部分地方开放猪、牛集市。1962年，集市贸易全面放开，个体商业增加到422户，拥有资金26950元。同时，对私商人员进行清理调整，恢复合作商店(小组)144个，安排从业人员1475人，资金262510元。1963年，合作商店(小组)发展到172个，从业人员1732人。全县商业网点由1958年的101个增加到874个，从业人员3375人，市场供应排队抢购的现象有所缓解。

　　三、大力防治“三病”

　　“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处于困境，年人均口粮只有150多公斤稻谷。由于严重缺乏营养，1960年8月全县有4万多劳动力患水肿病，还有妇科病，小儿疳积等疾病在各地发生，部分患者因无钱医治被夺去了生命。金星公社枫梓洞大队晒谷坪生产队1960年人均口粮只有110公斤稻谷，有的常年吃枯饼野菜，患水肿病、肠阻塞病的男女劳动力139人，占全队劳力总数的48%，有38人因此而死亡。

　　1961年1月20日，县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抓紧治好农村水肿病、妇科病和小儿疳积病。决定对这三种病患者，增加部分口粮、黄豆、食油、红糖等食品。号召农民群众大种蔬菜，并对“三病”患者实行“营养、休息、药物”三结合的办法，积极治疗。全县组织391名医务人员在农村普查妇科病，共查出患子宫脱垂、闭经和其他妇科病人4万多例，设立治疗点254处，免费治疗。机关干部也组织起来，借地开荒，借田种菜，种植粮油作物，增加食品，治疗“三病”，艰辛地共度了难关。

　　第二节 调整国民经济

　　一、贯彻“农业六十条”

　　1961年4月10日，县委为贯彻“农业六十条”，再次组织工作组到南坪公社周家巷大队和南坪大队进行试点。就实行“三包一奖”、“三基本(劳动日、工分、口粮)”、工资和供给的比例、“按劳分配”、“划分经营范围和管理权限”、“民主管理”等事项，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征求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工作组整理出8份调查材料，为全县贯彻“农业六十条”提供参考。5月1日至5日，县委召开贯彻“农业六十条”三级干部会议，就干部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12个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县委在工作报告中对前段出现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使到会同志解除了顾虑。同时，县委决定：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生产队的规模缩小到20至30户。农村劳力、土地、耕牛、农具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都属生产队。可以借田生产，即集体的土地借给每人4分左右种粮度荒。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人民公社化后生产关系上的重大调整，使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得到较好的解决，调动了生产队和社员搞好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局面好转，农村经济开始复苏。

　　为了全面发展生产，县委号召全县人民除了经营好集体生产外，社员每户要种好一园菜，养好一栏猪、一群羊、一群鸡鸭，栽好一个果园，修好一幢房子。在开展“六个一”的活动中，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鼓励“发红财”，表彰推广了一批“发红财”的典型。

　　二、加强农业第一线

　　1961年6月20日至25日，县委召开县属厂矿和公社党委书记及公社所属财贸、工交、文教、卫生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地委关于进一步压缩城镇、工矿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精神，提出压缩城镇人口的初步方案。

　　会后，各有关单位召开会议，认真讨论压缩城镇人口的意义和政策；发动城镇群众自动报名申请；对照政策，审查批准，公布被压缩人员名单。到7月25日，全县精简压缩城镇、工矿人员共12268人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占全县吃国家统销粮和社办自筹粮总人数41931人的29.25%，此数字不包括7月30日又从县析出常德市下放人口数。其中：省、专属厂矿1056人，县属厂矿1011人，社办工业、手工业1466人，社办运输业420人，社办邮电业18人，社办副业2637人，文教1661人，公社卫生院269人，县卫校104人，财贸203人，农林水161人，公社、镇、片的工勤人员24人，集镇居民1741人，“干工教医”家属1497人。通过精简压缩，为农业生产增加了劳动力量，减少了吃国家统销粮和拿工资的人数，一年可减少统销粮429万斤，减少工资开支120万元。

　　三、实施“八字”方针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县委认为，这是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为纠正“左”的偏差的正确决策。6月，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根据党的“八字”方针，贯彻“工业七十条”，调整工业布局，缩短工业战线。对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劣，技术力量薄弱，原材料缺乏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将744家县、社工业企业调整为85家，动员1780名县属工矿企业人员和2684名手工业者回乡务农。县属工业停办了氮肥厂、金矿、水泥厂等5个企业，合并了临沅电厂、人民纺织厂、先锋船厂等企业。在企业管理上以增产节约为中心，新湘烟厂“德山”烟的单箱成本由上年147元下降到144元，全厂节约烟页4032公斤。昌明锅厂上半年节约生铁44吨、节约焦煤59.5吨，上半年完成全年利润计划的90%。在产品调整上贯彻“农、轻、重”的方针，狠抓支农产品和生活用品生产。重点维修农排机械和生产水泵、水管和小农具，恢复生产西式家俱等传统日用品。

　　在调整工业的同时，对其它行业进行全面调整。1962年1月，贯彻“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文艺八条”。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加强财政管理，压缩财政开支。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稳定市场。县委还召开全县林业生产会议，宣传林业政策，踩山划界，确定林权；三包到队，管理到户；发动群众育苗造林。要求有山林的8个区、24个公社除各确定一名党委副书记或区长和公社管委会主任分管林业外，还固定一名专职干部长期抓林业工作。

　　第三节 调整政治关系

　　一、新“三反”运动与备战

　　1960年6月12日至19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部署在全县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又称新“三反”)。6月24日，县委常委带领314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帮助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分别集中搞好学习。然后，一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面立案查处大要案。经过开展新“三反”运动，查出犯有贪污和严重强迫命令错误的党员干部545人，均分别作出了处理。

　　在新“三反”运动中，为改进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县委作出《关于县、公社实行“二五制”和生产大队实行“一五一制”的规定》，规定在一周内县和公社干部以2天开会、办公和学习，以五天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并领导生产；大队干部每周一天工作，五天劳动，一天学习。6月21日，县委又制订《改进领导方法和改进干部作风十条制度》。并以县委文件将规定和制度发给各单位党组织。

　　1962年6月15日，县委建立县备战指挥部，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彩，县人武部部长陈化东任指挥，县委第一书记范志德、第二书记张宜林任政治委员，下设办公室。备战指挥部任务：负责统一指挥县人武部(含县民警队)和全县各单位机动民兵；防(平息)暴乱、反空降、巩固后方社会秩序，保护交通桥梁；负责人民防空工作。各公社亦建立备战指挥所，下设办公室，确定2名专干，其职责与县对口。

　　二、整风整社被列为省委的重点县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除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适当放宽党在农村的政策外，还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整风整社。11月1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由于“五风”问题比较严重，1960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将常德县列为“整风整社”的重点县。省委、地委均派工作队来县，帮助开展以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纠正1958年以来的“五风”错误。12月，县委首先在公社书记、科局长以上干部中开展整风。把100多名公社以上党委成员和800多名基层干部列为三、四类干部，集中在县城杨家牌坊仓库集训，实行武装看守。集训期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天进行检查反省、批判斗争，有40多名干部批斗后被捕，有300多名干部批斗后集中到贺家山农场劳动改造，大部分干部受到处理。接着，县委派出10个工作队在全县铺开，到1961年3月下旬结束。对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进行批判斗争。整风采取“左”的作法，集训干部，过火斗争，过分追究基层干部个人责任，再次挫伤了部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有部分干部甚至产生悲观情绪。1960年12月27日，县委第一书记李新革于反“五风”中被组织宣布停职反省，在县委机关院内用手枪自杀。当时认定为自绝于党，系叛党行为，被开除党籍(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他在任职期间领导全县人民兴修水利，较大地改变生产条件，受到全县人民的尊敬和怀念。)1960年12月28日，中共常德地委决定：由地委副书记范志德兼任常德县委第一书记，张宜林为县委第二书记，孙怀珍、雷恭政、张彩为副书记。

　　为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县委于1961年1月30日决定拨出19.8万元，连同地委拨给的共35.4万元，退赔给曾经被县里平调过款物的公社。2月24日，省委批转常德地委关于常德县县直机关以破产还债的决心，坚决清理退赔原物、实物的《通报》，表扬常德县对“一平二调”的退赔兑现工作。1962年7月，县委对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进行再次清理和退赔。经清理：县以上部门共刮农民土地1.7万亩，山林1100亩，房屋105幢，劳力213个，还有耕牛33头，农具104件，其它家具1700件。县以下单位的大集体刮小集体、集体刮个人的，共刮土地3189亩，房屋1029间，劳力2890个，粮食13.8万斤，食油2240斤，现金5.3万元，各种家具、农具2270件。对此，县委层层召开兑现大会，采取退回原物或折价赔偿，发动群众搞鸣放，领导作检讨。然后敲锣打鼓，送物上门，登门道歉。全县共退赔“一平二调”物资折款961.4万元。

　　为进一步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五风”问题，1962年2月，县委印发“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规范党政干部行为的准则。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

　　是年秋，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对1960年冬至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中，参加集训受到各种处理的900多名干部作了甄别平反。

　　三、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

　　1962年2月，县委贯彻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精神，初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干部群众受到鼓舞，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县委第一书记范志德、副书记雷恭政参加了中央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后，县委决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第一线。同时，安排好群众生活。规定生产队有因地种植权、制定技术措施权、安排各种农活权(简称“三权”)，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固定到生产队(简称“四固定”)，恢复和修订合作化时期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到恢复和保护，调动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全县经济困难局面开始得到扭转。1962年全县粮食总产24106万公斤，比1961年增产8175万公斤，增长51.3%，产棉3万担，比1961年增20%，油料2.62万担，比1961年增10%，牲猪存栏8.7万头，比1961年增加47%，社员收入增加41%，群众中的水肿病逐渐消失。对国家交售粮食比1961年增加2200万公斤，粮食销售减少370万公斤。

　　经过1961年到1965年的调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有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9437万元，比1960年增长25%，年递增4.6%，其中农业总产值8391万元，增长36.8%；工业总产值1046万元，下降26%，工农业总产值每增长百分之一的绝对值含量为75.3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672万元，增长8.5%，年递增1.6%，农副产品收购总值4098万元，增长4.6%，年递增0.9%。粮食总产27763万公斤，增长30.6%，棉花总产491.2万公斤，增长2.48倍，食油总产304.2万公斤，增长1.39倍，牲猪饲养27.56万头，增长2.04倍。第九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十年建设成就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九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十年建设成就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后，县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观察分析，和照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强调阶级斗争，开展反“十股黑风”的运动。接着，常德县又成为省委、地委的“社教”试点，搞社教“大兵团”作战，地委组织常德地区及其各县共1万多名干部来县打“歼灭战”，在农村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和斗争，进行反“修”防“修”教育等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的“左”的干扰始终存在，但常德县委尽力排除困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

　　第一节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从而使“左”的错误再度延伸。

　　1962年9月下旬，县委作出决定，要求各公社党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联系家史村史忆苦思甜、自我教育、互相提高等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1月12日至26日，县委召开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大会，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会议针对部分干部整风整社后存在的干部“吃亏、划不来”等思想情绪，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县委承担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责任。会议期间，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张平化、官健平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干部听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鼓足干劲夺取农业大丰收。

　　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县委把农村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包括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党员、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全县各级党的组织把抓阶级斗争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把不断地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收集和整理阶级斗争的表现，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研究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方法和措施；部署抓阶级斗争当作工作的主要任务和重点。

　　1963年1月14日至21日，县委召开县、区、社党员骨干会，主要开展反对请客送礼、铺张浪费、信神信鬼、投机倒把、贪污多占、赌博嫖娼、偷窃破坏、乱砍滥伐、雇工放债、地富反坏反攻倒算等“十股黑风”。会后，全县的“十股黑风”逐步收敛。

　　在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全县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及时得到了处理；干部作风有所转变，经济上调整和恢复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能够按计划继续进行。同年4月7日，县委召开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要求各级干部参加劳动，联系群众领导生产。会后，县委建立健全了干部劳动手册和评比、检查等责任制度。以后，又制订了党内活动日、组织生活会、政治理论学习和插红旗、树标兵等四项制度，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加强，干部参加劳动形成风气。

　　二、 “社教”列为地委的试点县

　　1963年6月，县委根据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和以后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决定分三批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第一批试点：1963年6月18日至9月16日，中共常德地委抽调地直机关干部136人，与县委抽调的干部一起，组成近300人的社教工作队，在省委副书记兼常德地委第一书记万达带领下，到常德县南坪公社试点。开展“清账目、清仓库、清实物、清工分”的“四清”工作。通过清理评估全公社20个大队，好的大队有6个，比较好的12个，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2个，。222个生产队，问题较严重的30个，不像开始对运动估计的“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说法。全公社清出了3个“十多万”，即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金10多万元，贪污粮食和粮食指标10多万斤，多补贴劳动工分10多万分。社教试点中按照党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要求，对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背靠背，面对面”的办法，发动群众，帮助其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对个别蜕化变质分子以小会进行批判。在试点时，有个大队的一名生产队会计在清账中因害怕而自杀，有3个生产队对几名四类分子进行了罚跪吊打。也有一些队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基层干部在批评上“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在处理退赔上有些过分，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这些情况发生后，工作队及时纠正处理，做好善后工作。社教工作队入队后，坚持半天工作半天劳动。年龄最大的是地委副书记崔济民，每天早晨不是收猪粪、牛粪，就是铲草皮、积肥。试点工作队坚持社教和生产“两手抓”，强调“四清”从生产入手，最后落实到生产上。

　　第二批试点：同年10月至次年3月，由省邮电局副局长肖杭带领省委和县委357名队员组成的工作队和军分区政委李鸣轲带领地委和县委310名队员组成的工作队，分别在石板滩、丹洲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三批试点：1964年4月5日至7月，由地委、县委联合组成4个工作队，分别在草坪、谢家铺、芦荻山、镇德桥公社开展社教，扩大试点。全县三批试点，共铺开7个公社、152个大队、1555个生产队，在这些地方贯彻党中央后“十条”，开展“四清”，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教育干部主动交待、检讨问题，洁身自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走社会主义道路。后两批试点的步骤、作法，与第一批相似，不同的是抓阶级斗争逐步升温，开始强调狠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

　　1963年9月21日至10月7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力量帮助县委揭盖子，放包袱，轻装上阵，带动区社干部“洗手洗澡”，自觉革命。同年11月21日至1964年3月，湖南省委财贸部副部长艾群、常德行署副专员王迎之和副县长宋福申带领省、地、县工作队60名队员，在河洑区基层财贸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进行阶级教育，揭盖子，放包袱，教育干部职工“洗手洗澡”，全面开展“四清”，组织经济退赔；再开展“两反”，与严重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作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1964年3月，中共常德地委对常德县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雷恭政任县委书记，张彩、梁桂修、魏子文、陈绪阶任副书记。

　　三、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社教运动

　　1965年5月25日至7月31日，县委部署在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开展社教运动，又称城市社教。县直机关参加运动的单位47个，干部581人，其中党员274人。运动的主要作法一是工作队深入“三同”，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了解情况；二是集中力量解决县委常委的问题，召开县三级干部会议，帮助县委“四清”；三是解决科局级骨干问题；四是民主生活、干部鉴定、党员登记，清理敌人，纯洁队伍；五是进行思想、组织建设。重点把握了六条：一是重点解决县委常委和科局级骨干中思想上“四不清”的问题。二是用社教“十条”、“二十三条”为武器，严肃、积极、热情地教育干部。在一千多人参加的全县三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上，与会人员背靠背的提意见，作批评。县委常委真正听到了贫下中农的呼声，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三是边解放、边依靠，逐步实现“三结合”。四是掌握政策策略，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先小组批判后大会斗争，组织宽严政策兑现。五是实事求是，划清界限。对前几年搞借田生产、社员开荒、发展家庭副业等问题，由地委负责同志担担子承担了责任。六是运动和工作紧密结合，半天搞运动，半天搞工作，以运动促进工作。

　　运动后期的组织处理上，有13名干部分别受到法办、戴“帽子”、开除公职和党籍、留党察看与撤职等处分。清出有经济问题的82人，共2万多元，其中贪污千元以上的3人。

　　是年6月中旬，县属企事业44个单位开展社教运动。7月中下旬，县委先后3次召开县属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会议，组织开展“四清”和对“敌”斗争。共揭发出经济问题案值现金119355元，粮食15132公斤，布票10096尺，棉花421公斤，还有隐瞒家庭出身和个人政历等问题。运动后期对有重大问题的人作出处理，并普遍建立了职工代表会。

　　四、开展农村社教“歼灭战”

　　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南省委及常德地委对常德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度重视，层层派驻领导和工作队办试点。意欲从常德县试点上总结出成功经验以便推广。1964年9月11日至1965年3月，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王首道(化名方林)带领中南局和湖南省委机关50名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郭家铺公社红云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1964年9月30日，中共常德地委发出关于《彻底搞好四清，狠抓三大革命，为把常德县建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县而奋斗》的文件，决定从全地区(各县)集中干部力量在常德县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通过社教，在1965年把常德县建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县。还就奋斗目标、建设方针、建设旱涝保收农田、实现高产的措施、开展多种经营、造林绿化、开发丘陵山区、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改革工具、提高劳动效率、大搞科学试验、普及文化、搞好卫生、树立新的社会风尚等方面，对常德县提出了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

　　1964年10月10日，地委根据省委统一部署，从各县和地直机关抽调工作队员11500余人，集中力量在常德县开展高标准社教运动，打“歼灭战”。入队前，地委为开展好常德县的社教运动，组织省、地、县的社教工作队员1万多人在9月10日至10月10日进行整训，先搞好工作队本身的“四清”，放下“四不清”的包袱，引火烧身，进行整改，然后轻装上阵，组织和领导社教运动。

　　常德县的社教运动由地委书记孙云英(化名严清)领导，并亲自在牛鼻滩公社芷湾大队蹲点。由地委书记孙云英、副书记崔济民、张文光、范志德等人组成的地委常德县社教总团设在牛鼻滩区公所。各分团的团长由各县(市)委书记担任，一般一个县(市)负责一个区，工作组长都是县(市)直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担任。常德县委组织的社教工作队只负责韩公渡公社，县委书记雷恭政(化名傅组长)在朱洛铺大队蹲点。全县共铺开8个区、26个公社和西洞庭、贺家山农场，共507个大队，4959个生产队。社教运动的“四清”内容扩大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中，全县30300名基层干部被认为87%的人经济不清，定案现金303万元、粮食6283万斤，到1965年6月，现金退赔76%，粮食退赔81%。

　　地委还从地直财贸企事业单位抽人组成财贸社教分团，由地委财贸部部长徐明魁任团长，分团设在牛鼻滩区粮管站，负责开展常德全县财贸单位(不含黄土店、港二口区)的社教运动。农村以区为社教分团，以公社为社教工作队，大队为社教工作组，改变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为发动群众，全面“四清”和处理公私关系；第二步清理阶级队伍，建立阶级档案，开展对“敌”斗争；第三步整顿党的组织和其他群团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制订生产规划。农村和财贸单位的社教于1965年6月结束。

　　1965年9月，县委在黄土店、港二口两个区的财贸企事业单位开展社教。同时，对南坪、谢家铺等公社低标准社教进行补课，均于1966年8月结束。

　　城乡的社教运动对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干部作风和促进工农业生产都起了一定作用。全县发展新党员6458名，其中妇女党员784名。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错把运动的性质认定为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把运动的重点放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归结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抓阶级斗争继续升温，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社教运动中对所谓专政对象又进行了全面清理，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的58户。全县有437名党员因“四不清”错误受到党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205人、留党察看103人，撤销党内职务31人，严重警告和警告37人。部分干部受到错误处理。县委常委、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解基武在韩公渡公社社教工作队期间，因有人揭发其在参加社教工作队之前犯有某些错误，经领导谈话后， 1965年1月的一个傍晚在韩公渡公社的住房内开枪自杀。社教中把“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经营制度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批判，违背了广大群众的心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社教运动结束。

　　1966年1月，中共常德地委对常德县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魏呈贵为县委书记，梁桂修、赵树立、陈绪阶、魏子文为副书记，3月，增补廖启桂为副书记。

　　第二节 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

　　一、开展反“修”防“修”教育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7年10月14日，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地结合普遍开展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运用各种形式，隆重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周年，广泛深入地对干部群众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主席向中全党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后，县级领导成员认真读了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以后，县委又对农村和机关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作出了具体安排。

　　苏共二十二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和苏联报刊连续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1963年12月19日至31日，县委召开有区、社和重点大队干部参加和部分贫农代表的三级干部大会。会上由县委第一书记范志德作《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分组学习讨论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当前的主要矛盾与公私关系等内容。会后，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团员、青年以及中、小学学生学习中央报刊发表的9篇对苏共的评论文章，进行反“修”防“修”教育。

　　“九评”以后，县委抓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与斗争，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和反和平演变这个主题，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反“修”防“修”的宣传教育活动。并结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把和平演变的过程概括为“懒、馋、占、贪、变”，教育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反和平演变，筑起反“修”防“修”的思想“长城”。 1964年11月12日至26日，县委召开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干部大会，提高对“三面红旗”和当前形势的认识，进行反“修”防“修”教育。会上开展“六比六算”，解放前后对比，算政治经济翻身帐；合作化前后对比，算集体生产的优越帐；大跃进前后对比，算三面红旗威力帐；今年和去年对比，算形势好转账；整风整社前后对比，算两年变化帐；干部和社员对比，算干部收入账。1966年初，县委在县招待所、南坪和白鹤山等地先后分4期培训基层党员干部共500多人，每期1个月，学习《党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继续进行反“修”防“修”教育。

　　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

　　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九评”之一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亲自写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此，县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把选拔和培养新生力量放在领导班子建设的首位。

　　首先，县委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开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逐步实行“老中青”三结合。1964年至1965年，县委先后四次从农村选拨一批具有高中、初中文化、成份好、立场坚定、思想品质好、工作积极的优秀青年(即“政治学员”)参加农村和财贸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之得到锻炼。社教结束后，这批出生在解放前而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被输送到全县各级行政和财贸工交等企事业单位，经过组织培养和实践煅炼，大部分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第二，按照党员条件，培养优秀青年加入党的组织。1965年，县委从“三大革命”运动和战略需要出发，在工人、贫下中农、营业员和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 1966年，全县党员人数从1964年11513名增加到17971名，其中女党员从1380名增加到2164名，高中文化以上的由237名增加到389名，初中文化的由1086名增加到1972名；年龄25岁以下的由531名增加到3155名，26岁至35岁的由3597名增加到4186名。党员队伍的年龄和文化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时，全县各级党组织还建立健全了政治学习制度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制度。

　　第三，发展共青团员，加强团组织建设。1965年，全县的基层团组织由1957年20个增加到964个，共青团员由2365名增加到30332名，增加11.8倍。各级党、团组织坚持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教育广大团员和青少年，使其树立远大的理想，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

　　三、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县内广泛开展了向雷锋学习的群众运动。学雷锋、树新风、见行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县委及时表彰了“学雷锋、树新风”中的好人好事。

　　在学雷锋活动中，1964年7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开展学习刘玉清同志的指示。刘玉清是芦荻山公社李白溪大队人，27岁，五好社员，基干民兵。6月27日下午，为抢救落水青年，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县委号召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向刘玉清同志学习。学习他舍己救人、奋不顾身的高尚共产主义风格。到1965年，以宣传雷锋事迹和弘扬雷锋精神为重点，全县有10多万团员青年参加了学雷锋、送温暖活动。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等建立送温暖服务队1500多个、优质服务窗口120多个。

　　县委还发动共产党员和干部职工学习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油田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等先进典型。全县人民在一批先进典型的引导和鼓舞下，公而忘私、奋发向上。1966年6月1日，灌溪公社汤家坪小学学生铁小妹拾到501.6克黄金后，无偿交给了国家。县委发出通报表扬，号召全县人民学习铁小妹拾金不昧、热爱祖国的雷锋精神。全县各级党团组织和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共同培养了一批有文化、讲道德的一代新人，为以后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人才基础。全县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四、兴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1963年1月，县委规定县直机关单位干部职工每周二、五下午为集体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4年1月《解放军报》开始出版由林彪题词的《毛主席语录》单行本，当时提倡全国学解放军。《语录》本开始推向全国，县委强调学习雷打不动。各机关单位和农村大队办起政治夜校，配备理论辅, 导员，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及《毛选》第四卷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还在黄土店、蔡家岗公社和郭家铺公社红云大队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试点，并挑选学习标兵、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团，到各地巡回报告。3月27日，县委批转黄土店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3月30日，又批转唐家铺公社党委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和经验，要求各级党委把学习运动推向广泛深入持久的新阶段。4月13日县委作出《组织全县干部群众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决定》，要求系统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四篇著作。此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南省委分别作出的《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在各级干部中开展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大辩论；党委宣传部门组织宣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等专题报告。全县各行各业、各个单位普遍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

　　1966年2月28日，县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具体安排意见》后，在全县干部群众中掀起了新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从此，批判“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生产是硬任务，政治是软任务”等观点。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突出政治”、“政治统帅一切”、“政治可以冲击一切”。10月，贯彻林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大讲“老三篇”，大学“老三篇”，大用“老三篇”的热潮。从城镇到乡村，从工厂到学校、机关，从水利工地到田头地边，从各级领导到广大社员和工人，到处开展大学习、大宣传。是年12月，县委召开全县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个人代表1030人，26个单位和个人总结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表彰先进，并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倡议书》。会后，各地、各单位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全县有40多万名男女老少重点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和毛泽东语录。并结合学习焦裕禄、吕玉兰等先进模范事迹。从上到下进行大学习、大讲用、大参观。全省各地组织人员到黄土店公社新田大队和钱家坪公社陡水坡大队参观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两地来往的人们络绎不绝，人山人海。县内各区和公社先后组织到红云、芷湾、肖家湾、聚宝、新田、陡水坡等大队参观的共5.1万多人(次)，白天听学习经验介绍，晚上参加其活学活用讲用会。

　　在这次学习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真诚的，凭着“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和感情，把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的每个观点、每句话当作至高无上的指示，付诸自己的行动。因而社会风气好，好人好事多。但是，在学习中存有断章取义、各取所需问题，带来学习上的实用主义，最后又带来形式主义。学习运动走偏方向是林彪错误引导大搞个人崇拜造成的。

　　第三节 十年探索的成就

　　一、经济建设成就

　　从1956年至1966年，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中，与全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因为“左”倾错误，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确实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尽管一次又一次遭受到严重挫折，但是县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力仍然放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上。常德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水库、六十年代建机埠”，农业的水利基本建设和生产技术改造全面展开。

　　1966年，全县粮食总产32957万公斤，比1956年增产8459万公斤；皮棉总产10.2万担，比1956年增产5.2万担；食油总产60382担，比1956年增产18801担。工业经过1961年调整后，保留县办工厂5家，部门办工厂9家。商业网点增多，商品零售额比1956年增加一倍。

　　1958年夏天，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治理渐水和枉水，根除水旱灾害，县委第一书记李新革带领赵芸圃、刘作镛等水利技术人员，几次走遍全县溪谷，翻越10余座山岭，实地查看地形和水源，走访群众和基层干部。历时30多天，制定出治理规划：前河在枉水上游修建超美、五溪、跃进、沧山等中型水库，拦洪蓄水；下游开挖长5公里的二里岗河和长3.5公里的金刚河撇洪。后河在渐水上游宝林寺修建五里溪水库，下游于灵泉寺筑堤截断老河，再沿老河西岸山麓开长17.3公里的新河，撇渐水至河洑镇入沅水，并在河洑镇建闸，以泄洪、蓄水和拦截沅水高洪。10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治理渐、枉两水的决定。11月1日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的总动员令，并成立县水利工程指挥部，由县委书记李新革任政委、县委副书记尹文华任指挥，调集18万民工、干部组成10个兵团，会战“两水”。经过近5个月的艰苦奋战，完成第一期工程。1959年冬，全县集中15.6万民工继续施工。两年间共移动土石方4000余万立方米，完成筑堤开河，修建5座中型水库和89座小型水库工程任务，开撇洪河3条，完成枉水和渐水改道工程，共移民10755人，这是当时常德地区的首例大型撇洪工程。这些工程完工后，极大的改善了山丘区的水利条件。全县的水库总蓄水量由1957年的1503万立方米增加到11600万立方米，增加6.7倍。使30余万亩农田解除洪、旱灾害。1959年，常德县枉水治理工程获得国务院的嘉奖。

　　1958年，在八官垸的芷湾建成全县第一座中型电力排灌站，该站装机8台，每台75千瓦。1964年至1965年，先后在县境樟木桥和断港头分别建成22万伏变电站。1963年至1966年间进行了以湖区为重点的电力排灌工程建设，相继建成电力排灌站66处，装机11835千瓦，机电排灌面积达49.5万亩。1956年，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把发展交通摆上战略地位，发动群众修建公路。1958年，常德至安化的公路建成通车。1960年5月1日，德山大桥建成通车。到1965年，全县修筑公路33条，长254.9公里，区公所所在地都通了客车。1964至1965年推行农业机械化建设，先后建立5个国营拖拉机站，引进动力碾米机、饲料加工机、榨油机、磨粉机等，比较广泛地使用人力喷雾器、人力打稻机、人力轧花机等半机械化农具。到1965年，全县拥有动力机械581台，2.1万千瓦，其中拖拉机40台，加工机械380台，被列为湖南省农业机械化重点县。郭家铺公社被评为全国推广半机械化农具的先进单位，受到国务院和农业部的嘉奖。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改良粮食、棉花、油菜等农作物品种，提高复种指数，推行三熟制，农业获得较大发展。

　　1959年12月组织施工队伍参加斗姆湖飞机场建设。1960年7月基本建成三级机场。1964年完善机场附属设施，1965年5月1日，中国民用航空常德航空站至长沙首次通航。

　　二、社会事业发展成就

　　这10年中，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发动群众，大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1966年全县小学由1956年641所增加到671所，中学由1956年的1所初级中学增加到5所初级中学、2所完全中学，同时兴办农业中学47所，中、小学在校学生增加了两倍。电影由1956年4个农村电影队发展到一座电影院、13个农村电影队。在公社和县属农林场兴办卫生院46所，有病床630张，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员3758名。公社建有卫生院，大队普遍建立卫生室。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状况有所改善。

　　计划生育工作在这个时期有了好的起步。1956年，县委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在河洑乡聚宝农业社进行节育工作试点，做绝育手术147例。经过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人民生活开始好转，人口出生率由上年的31.3‰猛增到49.4‰。1963年，县成立节制生育委员会， 1964年更名为县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在全县展开。是年春节，沧山公社党委书记黑有福登场演出地方戏“桂妹子回娘家”，宣传儿多母苦和少生孩子的好处。县委常委、副县长程培森等15名干部带头结扎。1965年4月，省、地、县三级组成联合工作组，在黄土店公社竹巷口大队开展计划生育试点工作。8月，中共湖南省委在常德县召开全省计划生育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黄土店公社的经验。1966年县委继续推广黄土店公社的节育经验，全县做节育手术5454例，人口出生率由上年的44.2‰下降到24.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干扰。

　　三、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培养

　　在这十年特别是开展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中，全县党员队伍和各行各业的人才队伍有较大发展。在探索建设道路上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1960年以后，在工人、贫下中农、营业员和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1965年从“三大革命”运动和战略需要出发，加快党员发展。1966年，全县党员达17971名，共设有党委57个，党总支4个，党支部907个。1958年，国务院授予常德县血防站检验士陈孟伦为全国农业系统职工劳动模范称号。1959年10月，金刚公社民族大队维吾尔族代表李正保，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邀请，赴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县商业局自办石灰厂副厂长龚学仁，作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10月25日至11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交、财贸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1958年，全县有工程、农业、卫生系列科技人员186人。这支新型的人才队伍，为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 三 编

　　中共常德县地方组织的创建

　　(1966年5月～1978年11月)

　　第 十 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十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由于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和走资派，要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左”的错误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果，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广大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十年中常德县人民蒙受了“文革”灾难。“文化大革命”在全县兴起，红卫兵“造反”与破“四旧”，出现派性夺权与派性泛滥。党组织陷于瘫痪后，实行“三支两军”，建立县各级革命委员会。但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县人民排除“内乱”的干扰，在应酬“政治”运动的同时，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事业。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一、红卫兵造反与破“四旧”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公开发表，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为了贯彻中央“5.16”通知，县委召开干部大会，开展对中央报刊点名批判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称之为“三家村”)所谓的大批判。首先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进而批判“三家村”。5月下旬，县委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中央“5.16”通知，发动群众开展文化革命。县委派出7个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县属7所中学，意图掌握“运动的主动权”。县内的中学生受《人民日报》鼓动而造反，停课搞“文化大革命”。从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到县属中学学校的“三家村”。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干部、教师被打成 “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受到揪斗。广大教师受到大字报围攻，领导干部“靠边站”，学校陷入瘫痪。7月份工作组从学校撤回。其他单位出现把社教运动处理了的人和事又搬出来，上串下联，进行了批判斗争。

　　8月8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要依靠群众自己搞，反对派工作组。县委立即组织干部群众上街游行，欢呼“十六条”的发表。从此，县文化大革命小组自行撤销，成立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县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行使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这样，脱离本单位的党政领导，冲向社会“造反”的人迅猛增加。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成立“红卫兵”之类的“造反”组织。县内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遍及城乡，大破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新习惯)。一些文化古迹被抄被毁，许多古文物、古建筑、等被当作“封、资、修”黑货，加以破坏。县委机关被贴上“炮打常德县委司令部”等横幅标语。文化革命的矛头由批判所谓“黑帮”转向“炮轰”党内“走资派”，开始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许多党政领导干部经常遭批斗、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有的被打伤打残。

　　毛泽东从8月18日起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先后八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和群众，鼓动人们造所谓“走资派”、“黑帮分子”的反。县内学校、机关、工厂的大字报更加铺天盖地。全县一度出现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城乡遍布“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标语，开展所谓“造反”运动。许多青年学生头戴绿军帽，臂佩红袖章，走上社会，把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当作“牛鬼蛇神”揪斗、批判。部分造反师生冲进县委会、县人委会机关，向领导干部要“文化革命”经费，出现“炮打九级司令部”的混乱局面。“红卫兵”上街游行示威，声援长沙湖南大学师生的造反行动。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许多领导干部、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和人权保障，任意受到“造反派”挂上黑牌子批斗和戴上“高帽子”游街、游乡批斗等惩罚。“红卫兵”组织1000多人在县影剧院召开的批判大会上，首先责令县委书记魏呈贵背诵“老三篇”，魏呈贵背了一段后背不出来了，造反派就声讨批判“走资派”魏呈贵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并给魏呈贵戴上高帽子和黑牌子在台上跪着被批斗了半天。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文化革命”的大串联时，县委建立多处“红卫兵”接待站，先后无偿安排上万名过境的“革命小将”、“红卫兵”的食宿。从此，县内转入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地方有“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高潮，并把不赞成批判刘少奇的人都当成“保皇派”，进行批判斗争。

　　9月，北京、长沙等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来常，带来许多批判刘少奇的传单。县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进行“造反”，形式更加混乱。县委为了稳定局势，先后召开区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强调“炮打司令部”不打农村区、公社、大队等基层领导干部。但是各学校的“红卫兵”继续“造反”，该毕业的学生不毕业，留校“闹革命”。县属各中学奉命废除了中学招生考试制度，实行“推荐与选拔”的办法招收新生。下旬，县委召开会议传达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简称“9.24”报告)，准备对煽动改组罢官的人作为“右派”抓，对此，社会反响不一，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大辩论。省委负责人声明“9.24”报告作废。但各级传达“9.24”报告的领导人被造反派批判斗争。从此，中学连续两年未招考新生。有些老地名、老街名和老牌商店等，被改为“红旗”、“红卫”、“长征”、“立新”、“工农兵”等时兴的名称，许多历史文物再次被查被抄被毁，造成了严重的文化破坏。

　　10月初，党中央在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事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文革”运动的规定。此后常德县建立生产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县工农业生产。各中、小学校学生继续搞“大串联”、“停课闹革命”，继续进行所谓“新长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造反活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部分人员争当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县内各级党政组织及其领导干部再次受到冲击。各学校、各单位成立“文革小组”，查抄“黑材料”。

　　11月，外地学生仍然来县串联造反，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根据中央《关于组织大中学校师生去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县委组织全县400多名师生作为“红卫兵”代表赴京参观。这批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

　　12月，全县城乡各部门、各单位普遍成立造反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再度陷入瘫痪和半瘫痪。

　　二、派性夺权与派性泛滥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到常德县后，由造反派成立县大批判指挥部，相继召开“批判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大会”，开展“夺权斗争”，大批领导干部“靠边站”。各造反派组织围绕结合谁，打倒谁，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县内局势日趋混乱。县委为稳住局势，是月在白鹤山召开有生产队长或贫协组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动员各级干部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坚持生产与工作，力争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但在“一月风暴”冲击下，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战，县内造反派向各级党政领导进行“全面夺权”，很多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受到批判和斗争，党政机关工作严重瘫痪，党的活动被迫停止。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旗帜》的社论后，县造反派继续召开声讨大会，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批判刘少奇，批判“黑修养”(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高潮。“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公、检、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横幅标语，铺天盖地。从此，群众造反组织逐渐因为造反“观点”对立而分别联合成“红联派”和“工联派”，常德地、县、市直单位部分人员和学校学生按照两派而横向混合，两派互相斗争。

　　在江青一伙提出“文攻武卫”后，县内两派群众组织由动口不动手争“观点”的“文斗”，逐步转向真枪实弹的“武斗”。

　　7月4日，“红联”与“工联”两派为“抓人”与要求“放人”的问题，在常德市东风(天声)剧院互掷砖头瓦渣，持续两天，武斗升级。从此，两派各自收集准备武斗的工具。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后，居民不敢出门，商店不敢营业。两派组织相互要抓对方群众组织的头头，并争相揪斗县委和县人武部的领导成员，施以罚跪“请罪”，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甚至殴打。8月5日，有的派性组织违反中央《决定》精神，各自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枪战，不少干部和居民到乡下避难一、两个月。由于党政组织瘫痪，各级领导干部受批斗，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双方人员都有伤亡。1967年常德县、市城区“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增多。

　　三、“文革”中的学习活动

　　1968年9月13日，成立县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发行毛主席著作领导小组，由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关杰(县武装部部长、军代表)任组长，副主任魏呈贵任副组长。12月17日，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华国锋来县视察工作，在县委会议室召开有部分县、区、公社、大队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其他事项作了指示，还到钱家坪公社陡水坡大队、黄土店公社新田大队以及县氮肥厂等地调查研究，指导工作。1969年元月中下旬，全省各县、市来黄土店、蔡家岗公社参观学习的每天都有一、两千人之多。2月下旬，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先后将其经验汇编成《红花朵朵向阳开》、《朵朵忠花向阳开》两本小册子。3月27日，蔡家岗公社、钱家坪陡水坡大队、新田大队和黄土店公社白岩冲大队贫农社员莫国良分别被省革命委员会评为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这些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至此，全县迎回和发行《毛泽东选集》13.64万套(每套4本)、《毛主席语录》(总政本)78.6万册，《老三篇》、《新五篇》等单行本103.86万册，毛主席单张语录232.1万张，毛主席画像293万张，家家贴满毛主席画象，户户有红宝书和宝书台，人人胸前挂满毛主席像章，身背宝书袋。5月上旬，全县各地举办各类学习班和夜校，传达贯彻党的“九大”精神，学习毛主席著作，涌现了一批像陡水坡和新田大队由“一对红”发展到“一片红”的典型。是年6月，根据党中央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的要求，学习中的形式主义开始减少。

　　1970年，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急学紧跟，组织了六次学习高潮。全县举办了有171.5万人次参加的各类学习班。县委组织381人的讲用团到城镇、乡村巡回讲用，涌现出65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典型。县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突出了“四个狠抓”：即狠抓干群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狠抓领导带头学，带头用；狠抓骨干队伍的培训；狠抓典型，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县各机关坚持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制度；农村开展“出工时学一学，劳动中想一想，休息时论一论”的学习活动。

　　1971年1月5日至12日县委召开县第三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表彰16个先进集体和16名先进个人标兵。会后继续开展学习活动，城乡各单位在每天上午8时至9时或晚上7时至9时为“天天读”的学习时间。后来，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县委培训辅导骨干3万多人，广泛组织学习宣传活动。全县党员和干部群众购买《毛选》第五卷13.4万册。各公社办了政治学校，大队办了读书班，生产队有政治夜校，各级举办学习班共1500多期，有的人通读了《毛选》一至五卷。

　　第二节 “三支两军”与建立革命委员会

　　一、“三支两军”

　　1967年4月，为了控制混乱状况，县人民武装部奉命实行“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成立由军队与地方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三结合的“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取代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职权。8月5日，造反派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当天，造反组织砸开常德军分区的大门，冲进院内，将800多支枪和50万发子弹抢劫一空，常德流血事件从此日益增多。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6961部队奉命进驻常德制止武斗，时称“支左”，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协同军分区实行军事管制，接管行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职能。当时造反派两大派分别在常德大饭店和南坪公社设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武装对峙，枪声不断。“支左”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各武斗据点，制止武斗。

　　9月17日，支左部队根据中央“九·五”命令，要求两派群众向军队交还枪支弹药。并在常德城区周围划定军事警戒线，将驻在城内与驻郊区的两派隔开，避免接触。是年冬，武斗逐渐被制止、平息。派性武斗虽然被平息，但派性思想延续了较长时间，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小学校虽然强调“复课闹革命”，但教学秩序仍然混乱。在这期间，党中央转发了毛泽东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谈话纪要。毛泽东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更没有理由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还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然而，由于派性干扰，毛泽东的指示在县内并未得到落实。

　　1968年1月，47军支左部队奉命撤离常德。其“三支两军”任务全部由县人民武装部承担。1973年5月，毛泽东对进驻地方党政机关“支左”部队发出指示：“兵归营，权归政”，常德军事管制委员会撤销，恢复县“公、检、法”职能，县人民武装部停止“三支两军”。

　　二、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8年1月24日，成立常德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县革筹小组”)，赵树立任组长，杨植民(军队代表)、曾志明任副组长。县革筹小组设政治部和生产指挥部。政治部下设：办事组、组织组、宣传组、斗批改组、农村文革组、政法组、接待站；生产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农业组、工交组、财贸组、文卫组、计划组。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科、室、委、办均并入两部，其工作由各组分别承担。其他各局改为县革筹小组所属局。

　　县革筹小组建立后，连续举办3期学习班，县直科局负责人和造反组织头头、各区、公社的负责人和大队贫协主席及造反组织头头等参加，主要学习《人民日报》元旦社论，重温毛泽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指示，对造反派进行大联合的教育。从此，全县实行单位归口“闹革命”、学校复课“闹革命”。同时，由县大批判指挥部举办原县委领导成员及知情人员学习班，既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又检举县委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还将其安排到社、队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6月18日，原县委常委、副县长程培森被批斗，后，含冤撞车自杀。

　　1968年2月20日，县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各方协商派定的1500名代表到会。会议由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持，经会议协商和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常德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县革委会由41名委员组成。其中：工厂、农村、学校的造反组织代表29名，驻军代表4名，领导干部代表8名。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13名县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曾伯阳(山东楼霞人)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树立、魏呈贵、陈化东(军代表)、曾志明、孙克福为副主任委员。全会通过了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两个决定。县革委会集全县党、政大权，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设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政治部、人民保卫部四个部(室)。政治部下设：组织组、宣传组、斗批改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下设：秘书组、农村组、工交组、计划组、财贸组；办公室下设：综合组、政工组、行政组、接待组。3月2日，地、县、市在人民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常德地区、常德县、常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委会筹委会负责人华国锋到会讲话。常德县革委会成立后，3月份组织部分区、公社、大队干部分三批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回县后，县革委会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宣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山、战天斗地的精神，动员全县掀起治山治水的热潮。是年9月曾伯阳调离，由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关杰(辽宁人)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至1978年3月，县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前，县革委会组成人员多次变动，均系上级任命。

　　三、厂矿和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8年6月，根据省革命委员会64号文件精神，县所辖10个区公所，相继建立区革命领导小组，设正、副组长。46个公社(镇)管理委员会相继建立党政合一的公社(镇)革命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和委员，分别取代了原区公所和公社、镇党委会与管委会的职能。县属昌明锅厂、新源印刷厂、县机械厂等5家工厂和县属农林场分别建立革命委员会。各中学均成立革命委员会，行使学校管理职能，设政工、教改、后勤3组；各小学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领导。第十一章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发展与粉碎两个反党集团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发展与粉碎两个反党集团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林彪事件发生后，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直到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县内受大气候的影响，紧跟政治朝流，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开展了“斗、批、改”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左的思想继续支配着全体共产党员和群众。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重点均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领域，忽视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停滞不前。但是，好在县内仍有部分清醒的干部和群众在艰难的环境中自觉地抵制“文革”的影响，腾出时间和精力抓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事业。

　　第一节 “斗、批、改”运动

　　一、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运动

　　1968年8月27日，县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决定，派出300人组成的县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县工宣队”)，进驻县直机关、中学、企事业单位，进行“斗、批、改”。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又导致一批干部、教师挨批挨斗。全县仅中小学教师中就有612人被清出教师队伍，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有565人遭批斗。8月，县委党校改名为县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9年1月改称县革委会“五·七”干校)，县直机关600多名干部职工步行到位于斗姆湖茅湾的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参加劳动锻炼，接受系统的“路线教育”。

　　9月至10月，县内大刮“红色台风”，不少干部、教师、群众被“造反派”抄家搜查，查抄财物806件，折款15075元。11月29日至12月8日，召开县、区、社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到会2766人，其中非党列席人员501人。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重要指示、《党章》和中央“两报一刊”《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号召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10月，县直机关部分干部和中学教师，集中在南坪岗公社参加为期三个多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不少干部、教师受到批斗，有的甚至被迫自杀，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到1969年2月23日，全县清理阶级队伍共挖出“阶级敌人”1334人，查清隐瞒“政治历史问题”的有3149人，破获“反革命”案件183起，其中“反革命组织”案件10起、“反革命组织”成员106人，逮捕、拘留“现行反革命分子”66人，斗争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和坏人”4330人。同时，县革委会作出部署，要求层层狠反右倾，再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又有一批所谓阶级敌人，被“群众专政”两、三年后才解脱。

　　1970年5月，按照省革委会部署，全县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即“一打三反”运动。1972年2月，县委组织2065名脱产干部下队，办62个点，结合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继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在整个“一打三反”运动中，查清了738个“敌特组织”和4735名“反动骨干”的下落，深挖出366个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同时，贯彻“公安六条”，处理了一批杀人、放火、打砸抢抄的坏分子，有128人被判刑。 还揭露出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也错误处理了一些好人。

　　二、开展农村“斗、批、改”

　　1969年2月27日，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根据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部署农村“斗、批、改”。6月中旬，县革委会安排第一批农村“斗、批、改”，组织896名由干部、工人和贫下中农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13个公社196个大队和23个县直单位。经过五个多月“斗、批、改”，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促进战备和民兵工作“三落实”，挖出了700多名所谓阶级敌人，批判了1590多名所谓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第二批农村“斗、批、改”时，组织1530名宣传队员，于是年12月中旬进驻32个公社的200个大队，并带动剩下的236个大队和县属工交、财贸、文卫单位开展“斗、批、改”。运动第一步，抓战备教育，清理阶级队伍；第二步，整党建党，结合整顿共青团、民兵、妇女、贫协、大队革委会、生产队队委会等组织；第三步，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到次年3月结束。接着，又派出宣传队到农村组织开展了第三批“斗、批、改”。

　　1969年9月26日，成立县农村斗、批、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农村“斗、批、改”。组织干部群众批判刘少奇及其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黑六论”，进行战备教育、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清理阶级队伍。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采取“抓认识、抓紧跟、抓典型、抓后进、抓整训”的办法，提高对搞好干部“斗、批、改”运动的认识。又组织两批共1570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进驻到566个基层单位，处理点与面，斗批改与“一打三反”的关系，以革命大批判开路，进行“斗、批、改”。全县召开各种批判会2.5万余次，批斗“活靶子”3800多个。还开展了一人一事的小评论，一人一事的路线分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活动。其中进驻的191个“老、大、难”单位，有63个被评为四好单位。同时，团结教育5300多名犯“严重错误”的人。

　　11月7日，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县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指示》，批判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安排在11、12两个月打好三个战役：一是批判苏修的侵略本性，结合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是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是批判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一步开展除“六害”，克服资产阶级派性。

　　常德县的这次“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矛盾，伤害了许多干部、教师和群众，进一步耽误了经济建设。

　　三、开展“除六害”

　　1969年8月4日至14日，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县革委常委学习中央“七·二三”布告，开展斗私批修和除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义等“六害”，解决领导班子的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县革委会列举了自身“六害”的十二种表现：个别人打人骂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搞小动作；骄傲自满，听不得批评；工作方法简单，喜欢训人；信口开河，随便表态；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自己搞派性，还说“一碗水没端平”；生活散漫，纪律松弛；不顾大局，不顾整体；作风飘浮，不参加劳动；不安心工作，不坚持原则；粗枝大叶，工作不过细。这些作风，害党、害国、害民、害自己。通过学习，县革委会逐步消除派性隔阂，增强了革命团结。

　　8月18日至28日，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举办各级革委会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共1100人，学习班主要是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围歼资产阶级派性，开展“除六害”。学习班上，与会人员联系各级革委会内部的问题，揭“六害”的盖子，批“六害”的危害,摆出了“六害”的五种表现：一是搞资产阶级派性，掩护敌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破坏革命团结，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压制贫下中农；二是搞无政府主义，各自为政，无组织纪律，命令不服从；三是搞反动的多中心，以我为中心，个人说了算；四是搞资本主义，支持私人养蜂养鸭；五是搞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不安心工作，私自增加工资，腐化堕落，贪污挪用公款。在此基础上，教育和帮助参加学习人员找到教训，引以为戒，划清界限，明辨是非，制订措施，搞好工作。

　　四、开展备战备荒活动

　　1969年3月上旬，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 “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的精神，在全县开展人人讲战备，处处为战备，事事想战备，层层抓战备的群众性战备工作。珍宝岛事件后，全县各级革委会举办各种学习班，组织各种宣传队，学习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号召，要求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12月4日至8日，县革委会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任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打仗抢速度，掀起冬季生产高潮。

　　1970年1月16日，县委遵照毛主席“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的教导，在县属工厂、机关及大队等共795个单位，对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仇视、鄙视、蔑视苏修”的教育，通过教育，人们的战备观念增强，促进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同时，继续贯彻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在全县开展饭前节约“一把米”的活动，并加强了民兵独立营、团的建设。是年，全县各公社、工厂、机关挖防空洞(又名战备洞)，并进行防空演习。1971年5月20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正义斗争”的“五·二○”声明，当晚，县委组织县直机关干部职工上街集会游行，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声明，声援越南人民。7月，贯彻全国第二次人防会议精神后，全县城乡又出动数万名劳力，动员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生产队(山丘区)修建了一批“防原子、防化学、防水、防倒塌”的战备洞。

　　1972年，在全县实行“国代民储”，完善储粮制度，农村自储粮食1200万公斤，国代民储粮食637万公斤。粮食部门在帮助生产队审定粮食分配方案时，贯彻“丰年多储，平年少储，年年储备，逐年增多”的储粮方针，农村自储2372万公斤。1972年冬，县粮食局局长谈法柏参加国家粮食部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仓储研讨会议。会后，全县进一步开展了大办农业，广积粮食的工作。

　　因战备需要，国家部分军工、纺织和工程机械等工厂从沿海迁到常德县时，县委顾全大局，从人力、物力以及征地、撤迁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国家兵器工业部的红光仪器厂、浦沅工程机械厂、常德纺织机械厂都是国家大三线建设时分别从上海、天津等地搬迁到常德县石门桥、灌溪等公社的，在搬迁来时，各方面都得到了常德县的援助支持。1966年，上海以及天津、沈阳、郑州的部分纺织厂家迁至德山组建常德纺织机械厂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地域受到局限。1972年7月，县辖石门桥公社的龙甲山大队划归原常德市管辖，用作常德纺织机械厂的厂地建设，建筑面积达25.6万平方米。

　　五、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

　　1968年8月27日，县革委会第四次会议作出决议：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并决定成立县“四个面向”办公室(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后改名为县知识青年上出下乡办公室(简称“县知青办”)。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12月22日，县革委发出《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作好上山下乡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下放对象主要是知识青年以及部分干部、医务人员、教员、文艺工作者、城镇闲散人员；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求从12月26日开始，半个月基本下放完，城镇人员至少下放25%以上。同时，把集镇的“五类分子”强迫轰到指定的生产队去落户，接受群众监督劳动。

　　1969年1月起，县革委会按照省、地革委会的指示，接收安排常德市部分党政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工人、居民到常德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县农村先后接收安置本县及常德市、长沙等县外知青和其他上山下乡的人员共19944人，其中：下放干部职工3344人。 1969年10月21日，经评选推荐，政审体检等程序，从下乡知青中招收707人当工人。1974年1月10日至13日，县委召开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下乡上山的指示，表扬先进，交流经验，扎根农村。从此以后，实行厂社挂钩，集中安置。直到1980年前，每年都有城镇知青下放农村。

　　动员和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前，让知青到农村锻炼和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作为改造对象，特别是把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父母有历史问题的知青作为重点改造对象，是不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的呼声越来越多，县委根据上级要求，继续在招生、招工、提干、征兵和处理其他特殊情况的过程中，安排知青返城就业。到1978年，全县共动员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3619人，接受长沙市等外地城镇知识青年7016人，共建“知青点”107个。到1980年底，全县下放“知青”10635人全部安置完毕。

　　县委及其县“四个面向”办公室在知青和其他人员的接收、安置上作了大量工作。各公社建立了领导干部、贫下中农、知青代表组成的“三结合”再教育小组，对知识青年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为知青解决住房，进行慰问等。许多知青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1980年8月，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撤销。

　　六、教育、卫生改革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卫生改革从1968年10月开始。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即“六·二六”指示)发表后，县革命委员会印发毛主席“六·二六”指示1万份，发到全县各生产队。各公社举办学习班，组织干部和贫下中农学习“六·二六”指示。于是，卫生“改革”在全县展开。全县农村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卫生网逐步建立健全起来，普遍推行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改称为“赤脚医生”。全县有国家扶持装备的农村保健箱402个。1969年1月，全县推广唐家铺公社合作医疗的经验。到1970年，全县648个生产大队相继建立合作医疗站，国家扶持装备的小型手术刀包667个。1969年，蔡家岗公社把“自负盈亏”的卫生院改为社办，合作医疗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分级管理和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新体制，基本上做到小伤小病、一般常见病不出大队。1970年3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常德县召开全省合作医疗现场会，推广蔡家岗公社的经验。到1979年，全县有“赤脚医生”1460名，经省卫生厅考试考核合格发给乡村医生证书的有126名，试用证书的112名。

　　由于片面强调“实现合作医疗一片红”，一哄而起，部分大队合作医疗站有名无实，片面追求社员看病吃药不要钱，使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公社、大队、生产队负担不起。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合作医疗资金、乡村医生报酬得不到集体经济支持，合作医疗站纷纷解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事业首当其冲。1966年，全县小学入学人数比上年下降60%以上。1968年盲目发展学校，部分大队办初中，公社普遍办高中，全县增加“赤脚老师”1950人；757所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管理；学制改为5年，各种形式的耕读小学和全日制初级小学全部改成“五年一贯制”；课程增开科学常识、革命文艺和军事体育。1969年由秋季始招生改为春季招生。1970年实行“开门办学”，师生进工厂、下生产队劳动，文化基础课的教学有所削弱。1972年贫下中农代表进驻，管理学校。1974年，小学恢复秋季招生，部分完全小学“带帽”办初中班，小学骨干教师调到初中任教，小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同时，学习推广汉寿县石板滩中学的“十条经验”，即主动接受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坚持工农兵上讲台，协助社队培训理论骨干。建立阶级教育基点，多种形式设班、废除不必要的课程，实行开卷考试。校办工厂大力支农，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开展学农科研，教师参加劳动锻炼。全县继续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用简单的生产知识代替系统的教材，取消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实际上是德育被歪曲，智育被削弱，体育被忽视，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全县各中学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继停课，连续两年未招新生，把部分老教师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进行批判。1968年起实行推荐选拔的招生制度，由基层推荐，分级审批入学。1969年，中学学制缩短为4年(高、初中各2年)，绝大部分教师被下放工厂和农村锻炼，工人、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学校参加管理。各中学用“斗、批、改”的办法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对教材“砍、补、换、合”，以柴油机、拖拉机、水泵、农药、化肥等为教材，请工人、农民为教师，在田头、地边、车间上课，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低劣。1974年恢复秋季招生，盲目发展普通中学。至1977年，全县中学猛增到502所，在校高中生24068人，初中生54471人。大多数缺乏办学条件，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群众称这个时期的中学生是“中学的文凭，小学的程度”。

　　七、推行计划生育，获得联合国奖励

　　1973年春节前，县委常委先后两次开会，研究部署计划生育工作，召开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会，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并给与会负责人发放避孕药具，要求干部上门将其送到育龄夫妇手中。随后，县里运用广播、幻灯、渔鼓、墙报等形式，大力宣传计划生育工作。按照“晚(晚婚，男25岁，女23岁)、稀(生孩间隔4年以上)、少(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要求开展工作。1974年，县委组织由一批先进典型组成的报告团在各地巡回报告，现身说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至1978年，县、区、社先后组织报告团(队)772个，参加作报告的先进典型1756人，听众达435万人次。1974年，全县共做计划生育4种手术23489例，人口出生率下降到22‰，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4.3‰。是年，中共湖南省委在常德县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推广常德县“晚、稀、少”的经验。1977年9月，县委派员出席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被安排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是年，全县人口出生率11.6‰，人口自然增长率4.2‰。

　　1978年县级领导分工负责，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工作网和岗位责任制，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号召，在湖南省率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全县有13582对育龄夫妇自愿终身只生一个孩子，并领取独生子女证。省委又在常德县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推广常德县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经验。1979年10月2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率国家计划生育办和卫生部领导一行9人，由省革委会副主任罗秋月陪同来常德县考察计划生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此后，全国各地来常德县考察参观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络绎不绝。县委又奉命派员出席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还参加了广州军区召开的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并介绍经验。是年，联合国奖励常德县一台计划生育宣传车。

　　第二节 恢复瘫痪的党组织

　　一、建立县革委会和区、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党组织陷于瘫痪，党员发展工作曾一度停止。

　　1969年2月24日，报经中共常德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常德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代行县委职权，关杰(军代表)任组长，魏呈贵任副组长。4月，全县10个区均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代行区委职能。

　　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九大提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会后，全县被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九大”散会的当晚，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抬着毛泽东画像，冒雨上街游行庆祝，燃放鞭炮，不断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被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出席党的“九大”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侯补委员。

　　“九大”后，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运用多种形式，传达宣传九大精神，开展群众性的学习活动。5月31日至6月11日，县核心小组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316人。会议主要学习九大文件，学习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多次讲话，把代表的思想统一到九大路线上来。大会推选出席省党代会代表35名。会议对全县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到9月9日，各公社、镇革委会均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1969年11月建立新的县委后，部分公社、镇开始恢复建立党的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陆续取消，到11月，全县有194个农村大队党支部恢复了组织生活。

　　二、中共常德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69 年9月，魏呈贵调常德地区工作，廖启桂任中共常德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1月11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常德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大会的党代表1213人，其中女代表189人，代表全县18405名党员。大会听取刘春樵传达“九大”盛况的报告和廖启桂代表中共常德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作的《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听取了关杰作的《以党的“九大”为光辉榜样，按照新党章建立更加纯洁、坚强、朝气蓬勃的中共常德县委会》的预选动员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加速革命化，实现新飞跃》的决定。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5名委员和4名侯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常德县第三届委员会。在新县委委员中，军队代表4名，地方干部代表12名，不脱产的工人、农民代表9名，女代表5名。在县委三届一次全会上，选举关杰为县委书记，廖启桂为县委副书记，夏丰田(军代表)、潘国忠、万祖钧、李家凯、周碧婵(女)、林敬初为县委常委。常德县委是全国 “文革”中各级党组织瘫痪后最早恢复的县委之一。1971年1月，刘春樵任县委副书记，4月刘珍(军代表)任县委副书记。

　　县委恢复后抓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到1971年12月，全县基层党支部都恢复起来，党员均已基本恢复了组织生活，全县上下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县委和基层党组织恢复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指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从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分别在县委和基层党委的领导下，只履行政府职能。

　　县第三次党代会后，县委组织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完善“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狠抓阶级斗争，开展“斗、批、改”，抓整党建党，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组织工农业生产新飞跃。还组织开展了学新田、学安乡，建设新常德县的活动。12月10日，湖南省革委会政治工作组以省革委文件形式转发了常德县委《着重思想建党，使毛主席建党路线在头脑里扎根》一文，在全省推介常德县建立新县委的经验。1970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县委先后作出《关于开展向刘春樵同志学习的决定》、《关于在全县开展学习蔡家岗公社的决定》和《关于开展学洛塔、学野鸡坪的决定》。

　　三、整党建党

　　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建立后，开展整党建党，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1970年5月，全县继续开展整党建党工作，按照毛泽东“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建党纲领(又称“五十字”建党方针)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在毛泽东“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指引下，开展整党建党，进行“吐故纳新”，突击发展新党员371名，处理102名党员出党，提调348名优秀的党员和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8月10日至13日，县委在断港头公社召开整党建党工作现场会。到12月，全县45个公社(镇)都恢复了党的委员会，918个基层党支部有806个恢复了组织生活。在整顿过程中突出思想整顿，狠抓思想教育，克服部分党员中存在的“当党员不如当社员，当支委不如抓犁尾”、“中心来了找党员，出了问题刮党员，运动来了整党员”等错误思想，对照新党章的要求，自觉上纲上线。同时，县委进行开门整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县、区、社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除各留一人值班外，其余的干部都深入到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但由于整党运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加之派性干扰，在组织整顿进行“吐故纳新”时，一批好党员、好干部和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而少数造反派头头被拉入党内，造成了组织不纯。

　　1973年8月2日，县委作出《关于勤俭节约，不搞特殊招待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领导带头，以身示范。1974年12月12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搞好年终开门整党的意见》，要求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结合年终分配，认真搞好开门整党。要办学习班，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加强党的建设的指示和新党章。运用新旧社会对比、两条路线对比的方法，教育党员干部对照大寨党支部和其他先进单位的先进事迹，抓住方向、路线问题，深入批林批孔。教育党委、党支部成员自觉斗私批修，带头清思想、清经济、清作风，努力加强自身革命化建设。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延续

　　一、批陈整风

　　从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县委组织全县开展批陈(伯达)整风。197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认真学习中央3号文件和省委23号文件，以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为武器，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会后，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作样板，在基层党组织中普遍开展“反骄破满”的自我教育，以推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力争1971年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3月下旬，县委常委和行政18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分两批参加中共常德地委召开的会议。5月至6月，县委分期召开科局长和行政22级以上干部会议，继续学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集中批判陈伯达“天才论”等反党反马列主义的罪行。5月9日至6月12日、6月16日至7月2日，县委分两批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先由县委负责人作开展批陈整风的动员报告，组织与会人员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会上，县委负责同志分别作了批判陈伯达的专题发言，批判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先验论”以及, 乱军夺权等罪行。因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期间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人们的愤恨，故在开展批陈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扬眉吐气，积极投入了批陈运动。

　　在批陈中，开展“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全县培训2.5万名学习辅导员，发行毛泽东哲学著作8万多册，分期举办了有49万多人参加的学习班，肃清陈伯达的思想影响。“9.13”事件发生后，批陈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惶出逃，在飞经蒙古温都尔汗时机毁人亡。事件发生后，县委首先召开县直机关和区、乡镇党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10月17日至27日，县委分三片召开有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参加的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和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通知》，声讨和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人们封存或销毁林彪的肖像、讲话和题词。12月，县委分前、后河两片召开农村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组织全体与会人员学习中央1971年发出的一系列文件。中央文件一传达，参加学习班的人员都感到极大震惊，对林彪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采取的措施，要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到底。会后又以公社举办党员和生产队干部学习班，培训2.74万名骨干，办点62个，以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把批林运动引向深入。通过批判和清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识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动本质，纷纷表示要肃清其影响，把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972年4月，县委按照中央〔1972〕12号文件转发的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期间的谈话精神，围绕“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简称“三要三不要”和“三个基本原则”)，联系“文革”实际，再次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并决定，采取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方法，对全县各级党组织普遍进行开门整风，镇、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参加开门整风，并请万名基层干部提意见和建议，督促整改，以清除派性，增强团结。8月16日至31日，县委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主要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会议和省委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致江青同志的信》，批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开展批林整风。县委的整风经过县委常委的自我检查和与会人员帮助，基本达到了消除派性，增强团结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县委就新县委成立后，盲目、错误宣传林彪的问题作了检查。县委决心从中吸取教训，肃清其错误影响。县委扩大会后，常委分工负责，明确县委书记抓全盘工作，4名常委抓批林整风，继续在芦山公社芦山大队办点，其余常委抓生产。从县直机关抽出194名党员干部，加上区和公社干部，保证每个大队有1至2名干部，以批林整风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

　　1973年1月，县人武部奉命撤回“三支两军”人员后，中共常德地委对常德县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刘春樵为县委第一书记，雷恭政为县委书记，刘珍、万祖钧、张家仁为县委副书记。随后，县委对县直部分机构也作了调整：县委恢复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同时撤销组织组、宣传组、办事组；县革委会设工交办、财贸办、农村办、计委，同时撤销县生产指挥部；恢复县公安局，撤销县人民保卫部。县直其他行政科局也相继恢复。3月，县委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和县直机关负责人会议，分别传达学习中央12号文件，联系卜占亚在湖南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进一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恶阴谋，正确理解毛主席、党中央对卜占亚宽大处理的意义。

　　“9.13”反革命事件，使许多人震醒，极“左”思潮受到一定抑制。此后，一批自“文革”开始后“靠边站”的干部陆续进入县内各级领导班子。受大气候的影响，虽然“左”的思想仍然泛滥，但由于这批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作为，县内局势基本结束“文革”前期的混乱，各项工作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三、“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党的十大召开，刘春樵出席党的十大，继续当选为中央侯补委员。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

　　1974年1月18日，中央发行江青等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一书，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尽管各级报刊、电台连续刊发和播出批判文章，并天天报道全国“批林批孔”的消息，但在常德县由于县委的认识不一，加上群众的“厌战”情绪，“批林批孔”运动一时未组织和发动起来。直到3月30日，县委才建立批林批孔办公室，开始部署批林批孔运动。县内部分“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大反所谓“复辟、回潮”，围攻各级领导干部，挑起派性斗争。但广大人民群众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不感兴趣，内心的厌倦情绪又不能张扬，怕戴上政治“帽子”，寄希望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4月中旬，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974〕12号文件，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共中央的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之类的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央的这些规定宣布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拥护。“批林批孔”运动“上热下冷”，农村大队没有开展起来。但县内仍有少数中小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师道尊严”，反“复辟”、反“回潮”，否定文化考试，使教育再度陷入混乱。7月下旬，县委组织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部署安排下半年的工作后，广大干部群众投入了工农业生产。

　　9月21日，县委贯彻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宣布“批林批孔”运动停止，撤销“批林批孔”办公室，全县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四、1975年的全面整顿

　　1975年1月，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简称“三项指示”)，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战略举措。县委领导全县各行各业的整顿是从稳定农村、发展农业入手，组织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同时，工业和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的整顿也全面展开。2月上旬，县委召开全县工交会议，组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学习株州田心机车厂的经验，讲党性，批派性，促进安定团结。会后，县委对县属工厂和中学派出10个工作队，帮助其克服派性，维护正常的生产和教育秩序。2月26日，县委分3期举办了全县共青团、工会、妇女工作人员学习班，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帮助其提高搞好本职工作的能力。

　　在机关作风上，县委推行精兵简政，组织干部参加劳动，强调机关为基层服务，干部为群众服务。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180名干部定编到公社，同时，从县、区抽调544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到15个公社，帮助组织农业生产。并要求工作队员每人一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200天以上。县委常委分期分批轮流到农村当农民，到工厂当工人，与农民、工人实行“三同”。县直机关的干部到灌溪公社富贵大队、河洑公社岩桥大队和蔡家岗公社高桥大队等地参加劳动。1975年，县直机关干部平均每人劳动104天。同时，各级领导班子中，县委运用整风的方法，解决部分班子“软、懒、散”的问题。

　　常德县在9月下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后，县委书记雷恭政带领棉区的公社党委负责人到湖北荆州及潜江等地学习棉花高产经验。同时，传达贯彻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进一步组织大办农业，争取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还在全县大力推广杂交稻，并开始连续三年选派500多人到广西、海南制种。

　　通过一年的整顿，各项成效比较显著。全县工农业生产获得了“文革”以来最好的收成。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25789.74万元，比最高的1974年增长13%，其中工业产值比1974年增长34.8%。财政总收入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创全县解放后26年之最高。

　　五、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展全面整顿。由于全面整顿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不能容忍。于是，在1975年11月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乘机千方百计扰民乱国，妄图乱中取利。他们到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弄得全国人民无所适从，人心惶惶。1976年2月，县委根据常德地委的指示，分别召开各种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邓小平提出的各项整顿工作受阻，逐步好转的形势受到影响。

　　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广大工人、农民忙于工、农业生产，开始恶化的局势呈现好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全县的这个运动到9月9日以走过场告终。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因此，县内工农业生产未受大的影响。并且，全国的社队企业还取得较快的发展，黄金生产还取得突破性成绩。1976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到县视察时，对黄金生产给予了肯定，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还陪同柬埔寨副总理英萨利来县到蔡家岗公社参观社队企业。

　　六、干部群众对“文革”的抵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这场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出于纯朴的感情和对毛主席的热爱而积极响应和参加。但从批斗刘少奇后，开始出现思想分歧。部分人认为，刘少奇作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家主席撤职，不按宪法有关程序办理，而是由所谓红卫兵造反打倒刘少奇，这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深处并未通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意会而不能言传。“文革”初期，县供销社有一名干部在办公室仍保留一幅湘绣的刘少奇像造反派发现后，给这名干部挂上写有“保皇派”、“走资派孝子贤孙”的黑牌子、戴上高帽子，多次游街、罚跪批斗。这名干部受到人身侮辱后，仍无怨无悔，积极工作。

　　“武斗”、派性夺权等社会混乱现象的不断发生，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感到更加困惑，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产生冷漠和不满，在剧烈的动乱和灾乱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人们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攻武卫”等口号不再那么感兴趣。广大农民、教师、医生、工人、干部和商店营业员恪守本职，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文化大革命”、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与抗争。县、区、社的许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批斗后，就有党员和群众暗地进行安慰。县委领导成员被押到基层巡回批斗期间，有的干部、群众悄悄地把好菜埋在饭钵里，让其吃饱吃好。这批领导同志和部分受冲击的干部与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地方“劳动改造”时，当地的党员和群众总是在生产、生活上予以关照。常德“武斗”时，地委副书记张文光被县内东江公社驮古堤大队的农民“保护”一个多月。许多教师、医生和其他科技人员即使被下放或遣送到农村“改造”时，依然悄悄钻研业务，利用业余时间，为当地农民传授文化科技知识，医病治伤。广大党员、团员在“文革”中虽然停止了组织生活，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1970年后，全县工农业生产虽然受“左”的干扰，但由于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的抵制，全县国民经济仍取得较大发展。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1.73倍，年递增10.6%。在农村，还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10年完成土石方共1.7亿方，相当于1966年前17年总和的1.2倍。全县蓄、引提水量由1965年2亿3千万立方米增加到1975年3亿4千万立方米。相继建成变电站22处，主变压器35台，电力排灌由68处、1.12万千瓦增加到168处、2.45万千瓦，80%的农田达到一般旱涝保收。1975年全县社社通汽车，大部分大队通了公路。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常德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将会比这更好。

　　七、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976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特别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又与世长辞。下午4时半，常德县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到毛主席逝世的讣告广播后，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县委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通知全县人民一个月内停止一切宴会和娱乐活动，下半旗向毛主席致哀，并要求各级党委、各单位党组织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共中央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开展悼念活动，县委向党中央发了唁电。9月18日，县追悼大会在县影剧院举行，有1500名代表参加县委举行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县委书记陈绪阶主持，收听北京和省会追悼大会实况后，县委副书记万祖钧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干部、群众身着素装，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庄严肃穆。在悼念毛泽东的时候，许多人眼泪双流，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既从内心表达出对毛泽东怀念之情，又饱含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全县同时设210个分会场举行悼念活动，参加悼念活动的干部群众达64万多人，敬献花圈上万个。

　　正当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加紧篡党夺权的时候，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是全国解放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10月21日晚上，县委接到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和省委、地委的部署安排后，立即向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家属传达贯彻。喜讯传来，县直机关单位一片欢腾。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连夜冒雨游行，热烈拥护中共中央10月8日的“决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次日，县直机关和各区、公社都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大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无不兴高采烈。连续几天内，全县上下一片欢腾。

　　接着，县委根据上级的安排，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的程序，及时传达贯彻中央16号文件和“打招呼”会议精神，并组织两万多人的宣传队伍，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使中央的指示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0月24日，常德地、县、市三家联合在体育馆广场举行数万人大会，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庆祝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第十二章在徘徊中前进中国共产党鼎城区历史

　　第十二章 在徘徊中前进

　　1976年10月6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常德县委第一书记刘春樵出席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一大”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大会以后，全县掀起了宣讲、学习党的十一大会议精神的热潮。宣讲中，由于“左”的影响，一是把粉碎“四人帮”理解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二是把华国锋在全党的地位过于夸大，搞新的个人崇拜。这期间，在政治建设上县委组织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与清理整顿，着手恢复各种正常秩序，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经济建设上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和全县学蔡家岗的活动。但由于“左”的思想和政策的延续，仍然局限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导致各项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和清理整顿

　　一、揭批“四人帮”的罪行

　　粉碎“四人帮”后，县委按照上级部署，广泛发动干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罪行。

　　1976年10月至次年3月，全县各级党委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10月下旬，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欢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接着，县委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党中央16号和24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传达了毛泽东生前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县内掀起揭批“四人帮”祸国殃民反革命罪行的高潮。同时，层层培训宣讲队伍，召开大小批判会，写批判文章，列摆罪状，专题批判。县委还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对涉及“四人帮”的影片、戏剧、书刊和图片等提出处理意见，各部门、各单位进行了认真清查处理，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1977年3月至10月，党中央10号文件(“四人帮”的罪行材料之二)下发后，全县各级党委立即进行传达。一个多月时间，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声讨，召开大小批判会7500多场次，集中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罪恶历史，并联系实际，把揭批“四人帮”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结合起来，清理了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对有关人员开展揭发批判。

　　1977年10月，县委根据党中央发布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联系县内实际，揭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肃清其流毒。1978年3月，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后，全县人民以党的十一大文件为武器，在县内清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及犯罪人员，将挤进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派性严重的人清除出领导班子。地委和县委派工作队进驻全县26个公社和县直机关，帮助整党整风，解决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揭批与整顿，“四人帮”在县内的帮派体系被彻底粉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庇护下的坏人，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干部群众的不实之词。全县民心大快，一致表示要坚定地听从党中央的领导，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挽救回来。

　　1977年初在开展对“四人帮”大批判中，县委先后举办区、社党委书记、县直科局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学习班，学习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以整风的精神开展讲“四人帮”的罪恶、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历、讲同“四人帮”作斗争的体会等“三大讲”活动。县委常委带头进行“三大讲”，一些受“四人帮”影响犯了错误的人，经过说清问题之后，通过民主评议予以解脱。对少数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学习班结束后，县委抽调干部组成清查办公室进行专门清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清理核查工作，县内“文革”中发生严重事件的底子得以澄清，审查对象的一件件、一桩桩错误及其活动得以查证落实，一部分人依法受到司法机关处理。

　　二、中共常德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1977年9月20日至10月2日，中共常德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招待所召开。参加会议的党代表967人，代表全县29019名党员。大会总结了县第三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特别是总结了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分析了县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大会提出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大精神，把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搞好整党整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建成高标准大寨县而奋斗。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春荣及常德地区各县、市派代表列席了县第四次党代会。

　　大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举产生了由29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常德县第四届委员会。根据党的十一大通过的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共常德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县委四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刘春樵、雷恭政、刘珍、万祖钧、张家仁、陈绪阶、潘国忠、张丕望、曹时才、李凤敏、林敬初为县委常委，刘春樵为县委第一书记，雷恭政为县委书记，刘珍、万祖钧、张家仁、陈绪阶、潘国忠为县委副书记，潘国忠兼任县委纪委书记。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加强革命化建设的决定》。

　　党代会后，县委贯彻上级有关精神，开始废除“一元化”领导体制。撤销“县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事机构，在“文革”期间派驻党政机关和中小学校的“工宣队”一律撤出，队员回原单位。

　　1978年2月8日至13日，县委常委进行整风学习，主题是高速发展农业生产。期间采取内部整风与开门整风相结合，发动县直科局党组织整风的同时帮助县委提意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县委领导成员围绕思想、斗志、作风等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了1978年全县农业大干快上的规划和措施。会后，13名县委常委除2名主持日常工作外，有11名带领426名县直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深入到13个公社蹲点劳动，带头组织发展农业生产。

　　三、开展 “一批两打三整顿”

　　1977年6月9日，县委决定，在县直机关、县属工厂共69个单位党组织、1154名党员干部中，陆续开展整党整风。组织党员, 干部、职工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学习华国锋主席关于抓纲治国和“蔡家岗带全县”的指示，重点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政治上的资本主义；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经济上的化公为私、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组织上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11月中旬，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长、组长会议，部署开展“一批两打”运动。12月8日至12日，县委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部署在建设大寨县的同时，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批两打三整顿”的专项斗争，即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全县城乡共组织2767人参加的工作队(其中地区198人)，进驻13个公社、298个大队、135个社队企业单位和67个县直二级机构及农林场。未进驻工作队的社队也同时开展这个运动。运动中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发动群众开展大检举、大揭发，着眼于教育干部，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

　　县直单位“一批两打三整顿”从1977年12月中旬开始，学习中央48号、50号、52号文件。次年元月25日召开第一次宽严兑现大会，设有57个会场，有1.6万人参加。揭发和破获了一批政治、刑事案件，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312人，有241人退赔赃款41924元。到1978年8月，全县城乡揭露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诈骗金额共155.3万元。但在刹资本主义歪风中受“左”的影响，对一些人和事作了错误的批判。

　　同时，贯彻中央37号、42号文件，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全县清理出农民不合理负担的资金2193万元、粮食1155万斤、工日2287万个、平调的生产队耕地6386亩、山林16063亩。对此，县委认真进行了退赔整改工作，保护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利益，并基本刹住了大吃大喝风和非生产性建设风。在进行思想、组织、作风整顿阶段，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县委根据广大干部职工的要求，拟定全县行政、企事业单位《九项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学习、作息、生活会议、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财政经济、公物管理、公费医疗管理、请销假、环境卫生制度共35条。1978年4月22日，县委批转县委组织部《关于对党员、干部管理教育的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在各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骨干作用，提出明确规定。这些制度与规定的执行，对改进机关、企事业单位思想作风，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

　　1978年3月3日至6日，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刘春樵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雷恭政、万祖钧、张丕望、李毓流、朱凤江、黄德敏为副主任。选举常德县出席省五届人大代表8人。会议提出全县人民团结起来，为在1980年把全县建成高标准大寨县而奋斗，强调继续深入开展“一批两打三整顿”，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深挖“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整顿好领导班子，整顿好企业和社队的经营管理，整顿好社会秩序。1978年3月在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常德县草坪公社青年马本慧(女，回族)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节 初步的拨乱反正

　　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大后，县委在澄清“四人帮”搞乱的是非过程中，开始进行拨乱反正。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党校《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重要文章。县委开始干部政策的落实，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县委组织工作队在石门桥公社办落实政策的试点，并推介了该公社“坚持实事求是，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197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精神，县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开始对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教师和干部进行复查。

　　全县初步的拨乱反正，首先从思想理论上展开。邓小平复出后，否定了教育上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定了解放17年来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县委也相应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常德县17年科教、文化事业取得的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思想理论、科学教育方面的拨乱反正。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县内不再把抓工业生产、抓农业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肯定知识分子为发展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从此，在思想理论和科教文艺战线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然而，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力度小，政策还未全面落实。

　　二、恢复行政机关和健全群团组织

　　文化大革命中，县内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以及群团组织，长期陷入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粉碎“四人帮”后，县委开始恢复工作。

　　1976年10月以后，县委进一步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领导，开展了对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的基层组织的整顿。县委还按照有关规定先后增设了县科学技术协会、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县工商业联合会、县华侨联合会等机构。

　　1977年5月恢复了中共常德县委党校。并先后增设县劳动局、县供销社和县外贸局。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分设为县社队企业局和二轻工业局；县农林局分设为农业局、林业局；县财政税务局分设为财政局、税务局。

　　1978年9月，恢复常德县人民检察院。县委明确要求县人民法院在认真履行审判职能的同时，开始有重点地复查社教、“文革”中的大要案件。调整充实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党委、党组，明确要求公、检、法机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的作法。

　　三、恢复高考制度和发展教育事业

　　1976年10月，学校开始着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1977年7月，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废除大专院校在“文革”中实行的“推荐”招生办法。全县有32人考试合格，被大专院校录取。

　　1978年9月22日至25日，县委召开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鼓舞全县教职员工的士气。会后全面整顿学校的混乱问题，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重视文化学习，加强教学质量检查。县委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各级行政部门不应占用教育事业人员编制，凡抽调借用到非教育工作第一线的人员一律回学校工作；撤销中学“革命委员会”和小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恢复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决定将1975年下放到区、公社(镇)办的中学收回县办；规定各类学校不能随意放假，因特殊情况必须放假的，应报县文教局批准，教育秩序得到全面恢复。同时，全面开展复查落实教育战线历史老案、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广大教师不再为“臭老九”压抑，而是扬眉吐气，精神焕发，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1978年起，全县各小学先后开办学前班，接受5—6岁儿童入学。1980年幼儿教育得到发展，全县有幼儿园308所，在园幼儿9040人，幼师358名。1978年，全县小学恢复文化知识考试制度，使用国家统编的新教材，执行新的教学大纲。组织学生开展“学雷锋，创三好”活动，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教学质量开始提高。1979年起贯彻《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按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开设课程，使用国家统编新教材，改革课堂教学，教学质量开始回升。当年，全县6533名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有519人上录取分数线，占报考人数的7.9%。1979年调整小学布局，停办小学带帽初中班。1980年，各小学实行朝会、晚会和升旗制度，加强爱国主义教育。1983年，全县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四二”分段的六年制。1981年继续调整中学布局，全县中学由502所调减为128所。学制由四年制改为六年制度(初、高中各三年)。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专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得到发展。1979年和1981年两次整顿民办教师队伍，辞退文化程度过低的600多人。1980年，创办常德县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在职小学教师，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并开展“为人师表”活动，学校出现了新的校风。

　　第三节 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

　　一、学大寨，建成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始于《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大寨之路》的通讯，介绍大寨同穷山恶水作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号召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县委响应毛泽东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带领全县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提倡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大寨运动前段，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集体经济和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上，大搞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科学种田；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突出了修建堤垸、电力排灌机埠和搞园田化建设等，动员和组织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水利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县革委成立和新县委建立后，先后三次组织部分区、社、大队干部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同时，多次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部署学大寨工作，强调农业学大寨必须“以阶级斗为纲”，大搞行政命令，生搬硬套外地经验。社社队队绘蓝图，男女老少齐动手，治山造林26万亩，开挖渠道近3000公里，完成水利大小项目1万多个。以堤垸为单位，建设大小一致、高低平整、排灌分家的棋盘式农田11万亩。

　　1970年，县委表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提出“远学大寨，近学蔡家岗”以后，全县每年召开一次农业学大寨的经验交流会，表彰学大寨中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按毛泽东提出的“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每年从县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学大寨工作组到大队、生产队，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促进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农业基本建设。1971年6月，县委制订“农业学大寨”近期和长远规划，每年抽调大批机关干部到农业第一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同年冬，常德、汉寿两县共组织6万民工破大、小凡洲，开挖长6.2公里河底宽60米，底高为28米的金石河。以后又连续两次组织民工疏淤，共完成土石方457万立方米。

　　1972年秋，县境遇百日干旱，到9月1日，7座中型水库中有2座干涸，5座只剩死水；130座小(一)(二)型水库，有105座干涸；有661个生产队的人畜无水吃，有71万亩农作物受旱，其中25.6万亩无水源抗救。县委学习大寨战天斗地，不怕困难的精神，提出“斩澧水，抗大旱”。县委书记关杰带领劳力四上澧水引水抗旱，先后在澧水石龟山和蒿子港处破大堤，引澧水经毛里湖入冲天湖和民主阳城垸。9月4日至8日，又调集1万民工在沙河口的澧水洪道上抢堵一道2000米长的拦河大坝，奋战三昼夜，堵河截流，抬高澧水水位0.5—0.8米，引澧水入湖抗旱。山丘区共拦坝8600余座，打井2800余口，引泉水1100处，开渠道950公里，并在超美、五溪、沧山等3座中型水库内架设内燃机39台，提取水库底水抗旱。全县共出动12万人、1124台抽水机械、1万多张水车、3万多担水桶抗旱。省、地属厂矿部门也组织人力、物力无偿支援常德县抗旱。经过县内外团结抗大旱，农业获得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39425万公斤，大旱之年达到了1971年丰收之年的产量。是年8月，全国稻田化学除草经验交流会在常德县召开，各省(区)化学除草领导小组负责人及国家农业部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参观学习常德县稻田化学除草的现场，研究稻田化学除草推广工作。1973年，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到株洲县参观学习后，当年完成植树造林4万亩，“四旁”植树1370万多株，绿化公路610公里，杉木林基地连片造林1.5万亩，楠竹修山2.1万亩，油茶垦复6.8万亩，封山育林38万亩。1973年9月，县委成立“三分之一”工作办公室，组织工作队进驻部分公社、大队，组织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县委还提出“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不修衙门修水利，全县动员修三湖”(即冲天湖、柳叶湖、肖家湖)。为解决“三湖”区域10多万亩农田的渍淹，连续5年每年调集10万多劳力和1千多名干部与技术人员投入冲天湖、柳叶湖治理工程。经过治理，沿湖近10万亩低田、偏坡田得以保收，且扩大耕地1.9万亩。 1973年冬到次年春，县委组织黄土店、港二口、石门桥3个区的2.5万民工开挖长10.8公里的东风河撇洪，治理肖家湖，将上游高家港、八斗湾等5条溪流的山水经东风河(今名石门桥河)流到向阳桥(苏家渡)，直接引入沅水。并在下游栗木岗修建一座4孔节制闸，用以蓄水灌溉。肖家湖治理后，三合垸内3万多亩农田的渍水减轻，扩大耕地4000亩。

　　1975年9月至10月，县委第一书记刘春樵参加国务院在昔阳县和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常德县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接着，县委召开有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近万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会议，进一步动员全县人民学大寨，大办农业，建设高标准的大寨县。1976年10月起，县委为发展柑桔生产，组织动员8000多名劳力，到县园艺示范场打总体战开发荒山，把十多座大大小小的山头，改造成万亩柑桔园。之后，又从部分大队抽调650多名青年，上山安营扎寨，艰苦创业，培育柑桔，建好园艺场。1977年10月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后，县委根据座谈会要求，总结本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于10月9日至29日，组织区、社党委书记、有关科局负责人共82人，去大寨、昔阳以及苏州、上海等地参观学习，进一步统一“坚持学大寨，不断攀高峰”的思想。

　　1978年，县内一批社、队的水利排灌、交通运输等基本都用上了机械和半机械。社队企业达3280个，企业总收入4700多万元。动力打稻机、蒲滚船、喷雾器、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从无到有。

　　1980年1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厅局长会议上宣布：今后不再开展大寨县运动，不再评选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学大寨运动到此终结。同年，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后，县委认真检查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把大寨作为农业战线先进典型学习的同时，也学了大寨执行限制社队副业和家庭副业等“左”倾路线的错误。

　　“文革”前，常德县的“农业学大寨”的方向是正确的，大寨作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生产典型，其改造自然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把学大寨与抓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带上政治色彩，一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而在当时“左”的错误泛滥，特别是批“唯生产力论”的情况下，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从客观上又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使各地在组织和进行农业生产上成为“名正言顺”。对各级党委领导广大农民在农业学大寨中取得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

　　二、工业学大庆，全县学蔡家岗

　　全县工业学大庆运动始于1964年2月，县委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对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号召工人学习大庆精神，发展工业生产。1966年8月后基本停顿，1969年11月建立新县委后重新发动，在工交、财贸系统全面展开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工业学大庆中，社队工业发展速度尤快，社队工业中尤以蔡家岗公社为典型。1970年3月，蔡家岗公社采纳北京下放的8位专家教授的建议，兴办小水泥厂，利用本地石煤烧水泥获得成功。后经扩建改造，成为年产4.4万吨的社办水泥企业。从此，县委每年多次召开工业学大庆的干部会、经验交流会、先进表彰会，用工业学大庆引导全县工业生产，动员各公社大队学习蔡家岗公社的经验，发展社队企业。

　　1972年2月，全县各级党委、各有关单位学习湖南省委《给全省工交战线革命职工、干部、技术人员和家属的一封信》后，“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社队工业贯彻“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四服务”(为农业生产、社员生活、城市大工业、产品出口服务)的经营方针，得到较快发展。蔡家岗公社办起了水泥厂、农机修配厂、预制件厂、石灰厂、砖厂、农药厂等19家社队工业，受到党中央和省委的表彰，部分产品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览。1973年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通知，增补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为省委常委。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先后组团到蔡家岗公社参观考察。华国锋、王震、方毅、陈永贵等中央领导先后到蔡家岗公社视察农业和社队企业。蔡家岗公社女青年覃华美，1975年1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1977年4月，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作为社队企业先进单位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期间，党中央主席华国锋与刘春樵亲切交谈并听取其汇报。华国锋指示：“你们(蔡家岗公社)要把常德县带起来”。6月中旬，县委响应华国锋关于“蔡家岗带全县”的号召，在蔡家岗公社召开有区、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号召全县发扬革命加拼命精神，开展“蔡家岗带全县、全县学蔡家岗”的活动，要求层层制订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是年11月，常德地委授予蔡家岗公社社队企业为大庆式企业、县酒厂工人李春田为学大庆标兵等荣誉称号。县内生产的带电清洗剂、速溶水玻璃等4种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太阳山牌桂花糖和“昌”字牌铁锅荣获国家金奖，另有2项产品获国家银质奖；有18种产品出口10多个国家和地区；常德钢锉厂生产的锉刀远销西德、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年出口量20万只。同时，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

　　通过开展工业学大庆、全县学蔡家岗活动促进了工业发展。县属工业和社队工业发展到949家，县兴建了氮肥厂、水泥厂、灯炮厂、砖瓦厂、化工厂、元件厂等企业。197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5019万元，比1965年增长16倍。全县公路里程达543公里(柏油路72公里)，比1965年增加1.2倍。 1978年，蔡家岗公社的水泥厂产品送北京参展，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和“全国乡镇企业水泥质量好企业”称号，并在蔡家岗公社召开了全国石煤烧水泥经验交流大会。是年，县商业局被评为全国“双学”先进单位，局长刘建忠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时，先后五次来到蔡家岗公社并到延寿、高桥、高冲等大队视察。华国锋在中央工作期间，分别于1973年8月、1974年3、1975年10、1976年9月、1977年4月、1977年8月、先后六次与刘春樵交谈了常德县及其蔡家岗公社开展学大寨、学大庆的情况，蔡家岗公社大办社队企业的做法和经验，得到省委和中央的肯定。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后，县内便停止工业学大庆运动。

　　三、 左倾思想的延续

　　1975年3月14日上午，常德地、县、市联合召开干部大会，动员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小生产者产生资本主义”的理论。大会以地区人民会堂为中心会场，常德县下设31个分会场，与会人员达2.15万人。10月30日至11月2日，县委召开有生产队干部参加的近万人大会，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强调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部分社队和社员个人中的“作物自由种植、劳动自由支配、产品自由销售、收益自由分配”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都当作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鼓吹平均主义等。特别是提出 “大批促大干”，宣传“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等口号，再一次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县委在全县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清理“左”的影响。讨论首先以党委宣传部门召开理论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围绕怎样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唯一标准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讨论。开始时，由于受长期个人崇拜形成的僵化思想的影响，县委摆脱不了“两个凡是”的影响，顾虑重重，怕开展讨论会影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讨论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1978年，根据华国锋关于“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的指示，县委安排全县各级党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后开展三次比较系统的整党整风学习。第一次在2、3月份，结合学习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重点解决高速发展农业的认识问题。第二次在7月份，结合学习贯彻中央37号、42号文件，重点解决执行党的政策、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和改进工作作风问题。第三次在10月份， 结合学习中央指示，重点解决解放思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问题，较好地解决了有些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是年，全县对党员、干部和教师进行了一次轮训，县委党校轮训区、社党委委员、农村党支部书记；县委各工作部门轮训区、社及其部门干部职工；公社党委轮训农村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县文教局利用假期轮训中、小学教师，县直各战线轮训县直机关党员、干部，每期训练15天，学习中央文件，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全县开始起步的拨乱反正，对于把“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四人帮”颠倒的是非纠正过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由于党的十一大并未否定“文化大革命”，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以致拨乱反正不能向纵深扩展。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育，各个领域仍有“左”的思想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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