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座落在沅江边上的常德县县城，是一座不等边三角形的城池。人口近10万，街道近10里，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还有耸立在古城天空的教堂钟楼。商旅往来，店铺众多，构成了湘西第一大码头的繁华表象。

这表面的繁华使列强帝国和封建军阀对常德虎视眈眈。1906年，永恒而平静的沅水，引来万国的商船。随后，军阀的铁蹄，踏破常德的宁静。政府横征暴敛，乡绅巧取豪夺，使常德人民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寻找出路的常德县人，一次次地起来抗争，但又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1904年7月，长沙开为商埠后，英、日侵略者得陇望蜀，进一步要求开常德、湘潭为商埠。

1905年4月，湖南巡抚端方慑于外国列强的威逼，奏请朝廷将常德开为商埠，将常德城沅江南岸的善卷村河洲划为“各国商家租建之区”，并将常德关务监督划归岳州关监督兼办，此举遭到了常德学生和商绅的强烈反对。1906年正月，岳常澧道韩庆云来常德筹办通商租界事宜，各界群众群起反对，集会呈文“具控到京”。还邀集在县城的江西、安徽、广东、山西、陕西、福建、湖北、河南和育婴堂、同善堂、体仁堂商人代表，即“八省三堂”董事，在育婴堂计议，向韩庆云“面陈利害，并公禀省城洋务局力争。”致使常德地方政府未敢贸然开埠。但英国、美国、日本、荷兰、丹麦、法国、德国、俄国等外商根据《内港行轮章程》，仍然将轮船开进常德港运输客货，并在常德城沅水两岸大肆租赁房屋和码头，使县城成为外商“寄货港”，使常德成为外国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据点。一时间，各类外国洋行纷纷建立，仅常德城就有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9家洋行。外国货物充斥常德市场，如大高山巷口强不息钟表店对面的富强公司，充满货柜的尽为日货；城门显眼的地方，大胡子仁丹广告、哈德门香烟广告，触目皆是。耸立在德山河岸外商所有的亚细亚、美孚大洋油罐，很远都可以看到。他们不仅在常德倾销车糖、“洋油”系列产品（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等）、颜料、肥田粉、香烟、绸布等产品，还经过常德港口将这些商品运往湘西及川、黔等地倾销。同时还廉价大量收购常德及周边地区的桐油、生漆、皮革、猪鬃、肠衣、水银、棉花、莲子、稻谷、干鱼、药材、茶叶、雄黄、五倍子等。这些进出口货物都是由沅水流域的几万船户运进运出，将大量的农副产品驶运到常德，然后转运长沙或武汉再运往国外。

 

列强各国的洋行依仗其雄厚的资金，在常德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排挤本地工商企业。常德本地曾创办“富利轮船公司”、“普济轮船公司”、“民众轮船公司”、“震西轮船公司”等民族航运企业，用柴油机作动力，载客运货。1906年，英国“太古轮船公司” “湘潭轮”首航常德。随后日本的“戴生昌”、“怡和”等轮船公司在常德营运。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行驶常德－长沙－汉口线。为了垄断内河航运业务，他们开始实行“不收乘客船票”、“途中吃饭不收费”，最后竟采取“全部免费，另赠一条毛巾”等手段，抢走了本地航运船只的顾客，迫使本地航运公司垮台。英国商人为了推销机制香烟不仅到处树立醒目的广告牌，还张灯结彩，吹吹打打招揽生意。开始免费让人品尝，让顾客抽上瘾，然后再提价，迫使本地丝烟业倒闭。

常德民间纺织业发达，织物列为贡品。《湖广通志》说：“武陵居民勤于耕织，自大观以来，制锦绣为业，其色鲜明，不在成都锦官下”。县城纺织作坊林立，农民家家纺织，同治时年外销土棉布300万匹。外商机织“洋布”涌进市场后，从此常德土布一蹶不振，迫使许多传统手工业者失业。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常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常德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桐油、猪鬃、丹砂、皮件、药材等又开辟了国外市场。仅桐油一项，“年购销量约在三十至四十万担之间”，成为全国“桐油市场第二位集散中心，仅次于四川万县。”此外，每年出口棉花20万担、牛皮6000张、皮箱7000口。湘西、川、黔的桐油、生漆、木材、五倍子、药材、皮毛、水银、丹砂、冰碱、土靛等物质大量从此出口；常德的粮食、棉花、水产、大布、铁器和苏杭绸缎、湘赣陶瓷、京（南京）广杂货等经过此地远运湘西川黔。1907年，常德销往云、贵、川等地的棉花约10万担、土布约百万匹、麻160万斤。如此庞大的商品贸易使得县城沿江各码头大量装卸工人日夜忙于装船、卸货，每至夜晚，各码头灯火通明。

面对外货倾销，本地商绅拼命凑集资金与之抗衡。1906年，常德商绅为了调节本地帮派、行业之间的互相倾轧，力图发展本地民族工商业以抵制洋货的倾销，成立了“常德商务总会”。1909年（清宣统元年），有206名工人的常德文益纱厂开工。1912年，“刘义茂线店”在县城创办，生产的丝线和棉线畅销湘西、黔东、川南各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常德本地的民族工业和金融业特别是手工业得到一次间隙发展的机会，到1915年全县已有织布、针织、制线、制伞、制革、皮箱、碾米、电光布、卫生巾、发电、冷作加工、造船等手工业工厂和企业公司40余家。特别是纺织行业，县城就有织布机户500余家，织机1100台。同时，商业更趋兴旺，常德城仅经营药材、山货等土特产牙行达300家之多，并且出现一些商贸大户。如经营土白布发家的商家“李亨泰”、“蒋万兴”等都拥有数十万银元的资金，还有号称棉纱大王的“戴荣庆”纱号，积累百万资财的“谦记绸布号”等。此时，近代工业已初现端倪。1917年9月，胡鼎珊、罗北鼎等人集银11万两，在县城大河街太古码头创办朗朗电灯公司，供商家营业照明，使常德始有电厂，县城始有电灯。随后，胡基华开办胡元泰机器厂，使县城始有生产机器的工厂。

 

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外国公司的发展，常德码头运输和商业也得到发展。常德城区形成了一支以码头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为主体的6000多人的工人队伍。由于出现机器生产的制革、制药、纺织和机器制造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队伍在常德开始出现，为中共常德地方组织的创建准备了骨干力量。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各路军阀为争夺地盘，相互残杀。常德地处南北要地，兼以盛产粮棉，足资军需民用，屡为南北军阀混战之地。几乎是你未退我登场，这派军阀还未开拨，另派军阀又接踵而至。经常出现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城门紧关、街头戒严，谣言四起、行人狂奔的景象。战乱使常德“富者室如悬罄，贫者地无立锥；阛阁凋零，商贾因之失业；田园寥落，农民几至辍耕”。人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1912年（民国元年）3月，湖南新军（称湘军）第十二独立旅，由旅长程潜率部驻防常德，人数约千名。

1916年1月，马继增奉袁世凯之命为一路军司令。率部由南昌经常德县入湘西同护国军作战。所过之处，掳船拉夫，派款征粮。7月，马部撤出湘西又路过常德，军纪更糟。一路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8月，谭延闿第二次督湘时，湘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陈嘉佑率部驻常德。

1917年，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欲取湖南省为北洋军阀地盘，于8月6日免除谭延闿督军职务，而以乾城傅良佑（陆军部次长）代替。傅为段爪牙，激起湘人不满，而驻常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却与傅勾结，支持其主政湖南。此时，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湘西正、副镇守使田应诏、周则范在沅陵起义，响应“护法”。分别委任为湘西护法军第二、三路军总司令。田有人枪4000，周有人枪3000多。田、周率部与陈复初部展开激战，于11月攻占常德。

1918年春，南军与北军议和未达成协议，战争复起。4月23日，北军由临澧进攻常德，田、周退守鳌山，陈复初又率部进驻常德城。5月，滇军入湘西，驰援田、周回攻常德，陈复初率残部退往安乡、南县一带。6月18日，北洋军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率部9500余人进驻常德，布防临澧、桃源等县。

这一时期，南北军阀交哄争夺，县城商民饱受溃兵骚扰之苦。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了，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趁火打劫，许多商民被抢得倾家荡产，无法生存，甚至逼上死路。

 

 

常德县历来水旱灾害频繁，自古流传“明月午夜愁天旱，雨落三朝被水淹”。据《常德县志》、《常德水利志》记载，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至1918年（民国7年）的13年间，县境大的水灾就有7次。“1906年，自夏及秋，霪雨、大水、大饥、民多流徙。”“1908年6～8月，沅、澧大水，灾民四处乞讨，常德城有卖人者，七八岁小儿值三四千文，青年女子一二万文”。“1909年，6月中旬，沅、澧两水并涨，常德县遭受巨灾，八月下旬水势仍未消退。”“1910年，6月中旬，连日暴雨，大水成灾，冲毁村庄，倒塌房屋甚多，淹死人口3万余名，近城数十里，堤垸凡十余，仅一连八障尚存，余则尽成泽国，漂没人畜、庐墓无计。城内积水，深则没顶，浅则没膝，水蒸之气，积为瘟疫，死亡枕籍，日百数十起”。“1911年，春夏间大雨大水，风气浪高，城乡皆遭巨灾，县城几遭淹没，堤垸冲塌，船只沉没400余号，呼号乞命之声，彻夜不绝”。“1915年，湘、资、沅、澧四水同时并涨，常德等34县被水淹。”“1917年，7月霪雨水涨，后河各垸尽成泽国”。“1918年秋季，苦雨兼旬，多数堤垸溃渍成灾”。水灾发生，多有“漂没人畜庐舍”，灾后“大饥、大疫，道殣相继”。

水旱灾害虽说是天灾，但有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因素，清代防汛，民理官督。民国军阀混战，无人兼理水利。时因洞庭湖淤积愈甚，水位升高，长江之水大量南倾，与沅、澧两水顶托，致使水患愈演愈烈。

 

清末民初，多数土地被地主豪绅占有。县内地主富农只占人口的3.69%，占有土地50.5%。全县占地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17户，其中4户占地4000亩以上。毛家滩区（1955年7月划归汉寿县）大地主王春林占地6000余亩。地主占有土地，豢养家丁，对农民进行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雇农给地主、富农做工维持生活。佃农靠佃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湖区农民有的靠捕鱼为生，山区农民有的靠卖柴炭度日，城市郊区农民以卖菜、挑河水卖、抬轿糊口。多数农户以糠菜度日，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非人日子。蒿子港地区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洲上茅棚千万家，家家盖的是芦花，泥巴板壁杨柳柱，东倒西歪古怪斜；吃野菜、吞糠粑，讨米叫化度生涯……。”一遇灾年，农民生活更加艰难，纷纷外出逃荒，饿死者不少。

农民佃种地主土地，一定要有一定声望的人作担保，签订租契，交押金，秋后交租。每亩押金相当一年的租谷，交不出押金的以“押”转“贷”，年息每石五斗，秋后一次交清。地租有两种：一是“定租”，占地租面积的75%。无论丰年歉年，地主按“定额”收缴，一般上等田每年每斗田（折0.8亩）缴租谷1.2石（每石约120斤），中等田1石，下等田0.8石。二是“活租”，占地租面积的25%，收获季节，地主临田验产定租，丰年上等田一般每斗田缴租谷1.3石，正常年景1.2石，歉年不得少于0.6石。无论收成好坏，都要交地租。谷不够，就以等价实物抵租。一遇灾年，地主逼租，往往逼得佃户上吊自杀或远走他乡。黄州区（今黄土店镇）农民廖香奎，租种大恶霸杨仲达几亩水田，因干旱颗粒无收，杨仲达不顾廖的苦苦哀求，硬说：“有收无收我不管，那是你的'八字'，收租谷是我的权利，没有谷就抵屋，没有屋就抵人”。廖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17岁的女儿被抢走，又忍心将小男孩卖给人家，挑起一担破烂外出逃荒，贫病交加死在他乡。

雇农靠给地主做工维持生活。地主雇有长工、月工、日工3种。长工年工资谷8～12石，女工3～6石，童工只管缮食。男工月工工资谷2石左右，女工月工工资谷1石左右。男工日工一般大米2升，女工日工大米1升。十美堂曹家洲地主康明，雇请长工4人，每年农历正月15日上工，腊月24下工，平时无假日，人均年工资折谷8石，种田80亩，年收谷300余石，长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全归地主占有，而长工所得工资难养家糊口。

农民因天灾人祸，不借贷生活过不下去，借了贷，就成了还不清的“阎王债”。借钱、借谷，年息加四、加五，月息加五、加六，甚至加倍。肖伍铺农民杨万珍，借地主张世熙银元24元，翌年还本息36元，弄得倾家荡产。石公桥农民毛西炳借地主毛老么谷1石，8年累计还谷42石，最终落得家破人亡。这种“利滚利”，就是常说的“八斗九年三十担”。

此外，地主盘剥农民，还有实田虚报，大斗进小斗出，佃户按所租面积向地主献工（每斗田1年献工1～2个，多的达3～5个），过年过节和婚丧喜庆向地主送礼等。

 

清末民初，战乱四起，军费严重不足，封建军阀为了维护统治集团庞大的开支，加重田赋。田赋有地丁、租课两项。1911年（清宣统三年）全县地丁征收总额为51178两库平银。1914年（民国3年），军阀政府把地方附加并作正税，另准地方开征附加。正税有厘金、盐税、牙税、当税、屠宰税等30多个名目。税率由值百抽二、三逐步加重到值百抽五、六，个别项目甚至加重到值百抽十。盐税采取过卡抽税的办法，外盐运入境内，少的抽二、三次税，多的抽五、六次税，运盐越远，盐税越重，以致盐价猛涨，出现“石米斤盐”的异常现象。

县署除加重旧税，开征新税外，还附加收取名目繁多的杂捐杂税。当时，常德县开征的杂捐杂税有契捐、房捐、船捐、换户捐、戏剧捐、功德捐、公安取缔捐、游宴捐、堂条附加捐、卷烟吸户公益捐、自卫捐、壮丁捐、乡保甲办公费、身份证费，未种鸦片的要交懒惰税，添人进口要交人头费，死了人要交道关税、落地税等等。真是“有名皆捐，无物不税”。当时有人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来痛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沉重的捐税，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

特别是盘踞县城的各路军阀，巧立名目，滥发纸币，加重厘金，派捐派款，使各种税收成倍增加。1919年与1912年比，烟酒税增加3倍，印花税增加6倍，田赋增加7倍。特别是川军进驻常德后，为了谋取钱财，首选撤掉了常德县县长及税务部门负责人，换上自己的亲信和部属后，立即横征暴敛，肆意搜刮。一手预征11年的田赋税；一手加重厘金，新征桐油捐和烟土税。还采取强制手段，派枪兵上门逼迫商民筹响捐款。街头巷尾士兵川流不息，处处可闻逼捐声。有的店主因缴不出捐款，而弃店逃走；有的店主忍痛将妻室儿女的金银手饰统统拿出来，抵交派款；有的店主拍卖货物或变卖房屋良田，如数按期交款。在军阀的强逼之下，不少巨商富户关门歇业。全县被其刮走的钱财近80万银元之多，导致市场萧条，百业凋零，工人失业，民不聊生。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面对国家危亡的局面，常德民众，甚至官府中一些有变法求存思想的人，立志“办学以兴实业，读书救国危亡”，决心开办新式学堂，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加上清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下诏施行部分“新政”，其中一条就是废八股、设学堂、奖励留学。县城兴办新学之风随之兴起，湘西北30余县的优秀热血青年学生来到常德城求学。他们受当时各种思想的影响，自由结社，抨击时弊，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2年，常德知府朱其懿和维新人士熊希龄，在县城内玛瑙巷创办湖南公立西路师范讲习所，次年改为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是沅、澧流域师范教育之始，也是湘西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堂。在全省三路师范学堂中（长沙中路学堂、衡阳南路学堂）也是发迹最早的。西路师范一创立，就一改过去儒学陈腐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废科举，兴科学。在教员方面，大量聘用留学归来的以及有维新思想的杰出人才，同时，还聘请了一部分外国教员。在教学内容上，开设的课程让人耳目一新，有读经、国文、修身、格致、英文、东文（日语）、数学、理化、博物、教育心理、法政、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操、手工等。在学生方面，选招湘西北30个县的拔尖学生。入校学生不仅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食宿和学习用具、寒热制服、鞋帽等。因此该校成为湘西北人才俊杰汇集之地，“成德达材”之府。这所学堂不仅师资涌出，解决了湘西北当时由于新式学堂迅速发展急需教员的问题，而且汇集了湘西的革命力量，成了湘西革命策源地，很快开创出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辛亥革命前，从这里走出的著名反清民主革命人士就有林伯渠、蒋翊武、覃振等，还有李烛尘、翦伯赞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辛亥革命后，学校改称省立二师。

 

 

20世纪初，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到清廷已彻底腐败，不可救药。要救中国，须先倡导新思想。他们开始接触或译介马克思学说的一鳞半爪。在这些早期译介的人物中，武陵县（今鼎城区）石板滩人赵必振颇引人注目。1902年8月，他翻译日本著名思想家辛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3年又翻译福井准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这两本书的翻译出版，获得当时新闻界、知识界的喝彩，称为“惊世之作”。这两本书，一本为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一本为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指出“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二十世纪人类进步必然之势”，“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称马克思是“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大著述”，“吾人不能不近而取之”。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等多种著作。这些译著，对戊戌变法失败后，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7月，唐才常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总机关，秘密发动长江中下游各省起义。并派县人陈义卿来常德发展会员。赵必振得知端倪而相告何来保。何来保大喜：“中国有救了，我愿以死效力。”遂联名向总机关申请入会。汉口总机关接受何来保、赵必振的申请，并指派他俩负责组织常德自立军。他们设机关于小西门一废磨坊内，对外以“寒社”为掩护进行准备工作，以便按期于8月29日起事。8月，负责湖南自立军会务的蔡钟浩来常德视察，力促常德自立军从速作好起义准备。8月21日，汉口总机关被清吏破获，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斩唐才常等20余人，并密电各省、府捉拿自立军。湖南巡抚俞廉三派候补知县沈瀛密来常德，按名册捕人。这时何来保正卧病在家，便急与赵必振、蔡钟浩商议，决定暂避乡间，图谋再举。赵必振经澳门东渡日本。何来保、蔡钟浩分别在避居辰洲（今沅陵）、龙阳（今汉寿）时，为清吏追踪捕获，押送长沙，沿途劳苦大众自发相送。何来保遂作《绝命诗》4章。其一云：“银锒铁锁出围墙，亲友纷纷送道旁。三百健儿齐护卫，万头钻孔看何郎。”9月，何来保、蔡钟浩同时从容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何来保时年27岁，蔡忠浩时年23岁。

 

辛丑和约以后，中国人民不断发动反清爱国运动，县人刘复基站在运动的前列，与宋教仁、蒋翊武等革命志士一道，与清王朝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04年2月，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华兴会，准备在慈禧太后70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主持常德一路的工作。刘复基由宋教仁介绍加入华兴会，积极参与筹措经费、聚集同志、联络会党等工作。长沙起义事泄，宋教仁亡命日本；刘复基隐居柳叶湖乡间。1905年春，刘复基前往洪江参加马福益的起义，不料又告失败。刘复基被迫流亡日本，不久，即加入同盟会。

1906年5月，刘复基潜回常德，与蒋翊武等在县城祗园寺，秘密组建湘西革命机关，在沅澧一带招纳会党数百人，密谋起义。不幸又被侦破，而奔走上海，协助杨卓霖创办《竟业旬刊》，以通俗文体宣传革命。1909年春，刘复基转移到汉口，任《商务报》襄理。不久加入湖北新军革命团体群治学社。1910年，刘复基为了策动军队起义，毅然入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

1911年元月，振武学社改为文学社，蒋翊武被推为社长，刘复基被推为评议部长，总部机关设武昌小朝街85号。他们以同盟会纲领为纲领，以研究文学之名在军中开展活动，先后在新军中发展社员3000多人，以《大江报》为机关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3月，刘复基脱离部队，专事单线联络工作，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共同筹划发动武昌起义。9月，刘复基任常驻军事筹备处筹备员，负责筹划有关起义准备工作。

10月9日，武昌革命机关及领导人均已暴露，军警大肆搜捕，形势十分危急。蒋翊武和刘复基等几个军事负责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感到还不赶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派人分头通知各标、营的同志，在当晚12时听到中和门外炮声时同时发动起义。就在这晚10时，正在小朝街机关总部等候信号的刘复基等人，忽闻紧急敲门声，情知有变，他们手持炸弹拒敌。蒋翊武逃脱，刘复基等3人被捕。他们当夜受审，个个坚贞不屈。临刑前，围观者堵街塞巷，他向群众高呼：“同胞们呀，大家起来革命！”10日晨6时，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衙门外，时年28岁。

刘复基以满腔热血唤醒革命同志。10月10日晚上，中和门内的新军第八镇工程兵第八营，发生士兵哗变。这个营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较多，他们占领了楚望台的军械库。接着有其他标、营响应，特别是炮兵营的士兵拖了三门大炮进城参加起义，军心大振。他们开炮击中湖广总督署，总督瑞澂等官员破墙逃走。到11日早晨，武昌被起义兵控制。

 

辛亥武昌起义后不久，湖南相继光复，巡抚余诚格潜逃，巡防营统领黄浩伏诛。消息传到常德，常德同盟会成员陈孝骞、梅景鸿立即约集革命党人陈鹤翔等30余人，举行起义。1911年（宣统三年）10月24日，在考棚成立常德军政府，致电湖南都督焦达峰，要求派人来常指导工作。常德知府闻讯逃走，驻常德清军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迫于形势，也表示赞同革命。于是陈孝骞、梅景鸿约见武陵知县廖世英，嘱其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听后处理。一时人心振奋，居民开始互相剪除发辫。湘西各县也闻风兴起，纷纷组织起义。10月30日，焦达峰所委派的西路招讨使杨任、副招讨使余昭常等一行乘小火轮抵达常德，陈孝骞、梅景鸿率商民到下南门码头迎接。11月2日省城发生政变，焦达峰、陈作新被立宪派杀害。3日上午8时，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欲为在长沙被革命党人所杀的黄忠浩报仇，率军冲进军政府，见剪辫者就刀砍或枪击，将杨任、余昭常捕杀。陈孝骞在与叛军斗争中牺牲，时年25岁。梅景鸿脱险，于1914年的反袁（世凯）斗争中，为湘督汤芗铭杀害，时年27岁。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是，胜利的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为马克思主义在常德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常德人民在这一运动中，谱写了新的篇章。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5月19日，常德县劝学所、教育会、通俗教育会讲演所和常德农会会长戴展诚等市民，分别给北洋政府、大总统、国务院、国民外交协会发出电报，声援“五四”运动，强烈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指出“金瓯将缺，何以自存！”“务恳请政府电令专使在巴黎和会席上，中日间不平等之条约力请撤销”，表明了常德民众反帝爱国的强硬态度。全城青年学生及爱国群众在常德学联及农会的领导下，涌向街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群情激昂，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争回山东主权！”“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等口号。他们沿途张贴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标语，一把把的传单撒向天空，唤醒常德民众团结起来，挽救国家危亡，抵制日货、维持国货。

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有六七万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随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

 

 

1919年6月初，常德各校学生在声援五四运动中，建立起学生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常德城的反日兴起。每日都有游行队伍和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街头宣传，劝说国人不买日货，不乘日船。6月15日，全城罢课，结队游行。愤怒的学生游行队伍，在城中心府坪一带宣传抵制日货时，与日商发生冲突。愤怒的工人群众也加入到学生斗争的行动，将设在府坪的新隆、下南门的丸三、常青街的弘旗等几家日本洋行的门窗玻璃悉数击毁。学生冲进去将日货没收，集中在公共体育场焚毁。下南门外码头上，经常派有学生值班，劝阻国人不买日本船票，商家货物不交日本轮船运输。这一举动，使日本商人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当时，日本商人要求索赔5000银元，并提出四点要求：①赔偿损失；②惩办凶首；③正式道歉；④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日本商人的要求被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常德镇守使冯玉祥将军一一顶了回去。冯说“学生是爱国的行为，是出于义愤。” “为你们自己计，我一文钱也不能出。我若赔了钱，地方上的人气不愤，必定还要二次三次地砸你们铺子，你们愿意受更大的损失，我可不愿意和你们打那些麻烦。”冯玉祥为了整治日本商人，为每家洋行设哨兵二人，以为保护。若有中国人到他们店铺里来买东西，哨兵首先加以盘问，而后再全身搜查，戒备很严。过了数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门可罗雀，谁也不再上门。这时，日本商人反而给冯道歉，要求撤除哨位，再也不敢提赔偿一事。学生们的爱国斗争取得胜利。

常德城人民声援五四运动的爱国行动，震怒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湖南省军阀张敬尧。6月29日，他们互相勾结，将日本炮舰“隅田号”开至常德港，妄图用武力威胁、镇压常德的爱国运动。在常德城爱国青年和各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冯玉祥命令部队在下南门沿河城墙上架起大炮，将炮口对准停泊在沅江江面上的日本炮舰，准备迎击。日舰见势不妙，只好悻悻离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1918年4月，张敬尧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省督军兼省长。他主政湖南后，实施暴虐统治，大肆搜刮民财，血腥镇压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

1919年9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通过湖南学生联合会，团结进步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在长沙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革命群众运动，并很快席卷整个湖南。

省会长沙的“驱张”运动开始后，常德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群众迅速响应，成立“驱张”团体。常德学生联合会、常德各界联合会、旅省常德学友会等团体纷纷打电报到北京，历数张敬尧之罪恶，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查办张敬尧。时任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校长孙孔厚和教育会副会长陈锐是常德人，二人与张敬尧沆瀣一气，助张为恶，引起常德人民的强烈不满，将他俩的罪状公布于众，通告全国，并宣布开除他们的常德籍。常德省立二师校长陈国钧阻止学生参加“驱张”等爱国活动，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被迫辞职。常德各界联合会为驱逐张敬尧，在向北京政府发的电报中说：“张敬尧摧残教育，抵押矿山，盗卖纱厂，勒种烟苗，厉行虐政，不遗余力。政府负保卫人民之责，对于湘人素无深仇积怨，胡竟纵其横暴若此？务请首重人道，立将张督罢免，以解倒悬，湘民甚幸。” 1920年2月6日，常德各界代表聚会商讨驱张办法。9日，在县城公共体育场召开常德国民大会，声讨张敬尧的罪行，同时发布“驱张”宣言，并电请湘北各方将领速讨张逆。

在湖南人民驱张之际，直皖两系军阀利害冲突加剧，张敬尧在四面楚歌之中，于1920年6月11日，带着部队和在长沙搜刮的80万元银洋及20万现钞，仓皇逃出长沙。26日即从岳州全部滚出了湖南，并得了个守土不力，罪有应得，迅即进京听候查办的处置。至此，驱张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分工会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反动军阀吴佩孚等多方加以阻挠，捣毁会场，禁止代表自由行动，全体代表极为愤怒。为了争自由，争人权，2月4日，京汉铁路3万名工人举行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等39人被杀害，伤300人，入狱的40多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1000余人。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发生后，常德学生联合会省立二师学生会立即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愤怒地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吴佩孚！”的口号。高声传唱着自己谱写的《二七纪念歌》：“二月七日赤血满京汉，我们先烈死得真凄惨。万众一心不可挡，打倒军阀才有幸福享。”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仅给常德送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同时还给常德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一些在大城市读书的常德籍青年经常将一些公开、半公开或秘密传阅的进步书刊带回家乡，和昔日的学友谈论国家大事。于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等十多种富有新思想的书刊，在常德学生中传阅。学生们从中得到启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日益浓厚，思想日渐活跃。

1921年4月，毛泽东身穿一件半新的蓝布长衫，肩背包袱雨伞，以省督学的公开身份，同陈启明、易礼容带着他们主编的《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来到常德。他们深入到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社会调查，宣传“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常德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1922年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蒋希清、宋先礼、严正谊、杜永庆、杨道瑞、姜见善、汪德基、罗筹、曾亮、左天锡、丁勒生等积极分子发起组织了湘西北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些进步学生经常聚集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唯物史观浅说》、《社会进化史浅说》、《共产主义ABC》等通俗小册子。他们不仅在团体内部组织学习，还有计划地把这些读物送给那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不太了解的同学阅读，引导他们投身革命。为了向外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校内举办了《反帝》、《震西》、《沅涛》、《励志》、《怒吼》、《旸山》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墙报。还组织进步学生到街头巷尾、郊区菜农中，进行小规模的演讲，向工人、农民、市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群众剥削压迫的实质，号召他们起来为拯救中华，推翻反动统治而斗争。来自湘西各县的学生通过写信、邮寄书刊和假期回乡探亲访友等形式，向家乡亲友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二师学生的引导和帮助下，不久，省立二中进步学生也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常德城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逐渐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常德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在这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中，出现了湘西北的第一批党员、团员。

 

 

20世纪初，常德县的妇女生活在苦海之中。她们不仅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力，在经济上没有地位，而且在家庭里还要受夫权思想的压迫，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特别是广大贫苦人家的妇女，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从小就没有受教育的条件和权力，长大后也只能去做苦工，但即使是出卖劳力，工资也只能得到男工的一半。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她们中有许多人为贫困所迫，或被卖到有钱人家当终生使女，或被逼作别人的小老婆，或沦为娼妓。据记载，当时常德县经警察机关批准发证公开营业的妓院70余家，有掌班、妓女300余人，县城和集镇墟场暗娼甚多。这些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的穷人家女孩子，平时受尽鸨儿、龟头、嫖客的凌辱，终日含悲卖笑。一旦患病死去，只有一块草席裹尸，草草掩埋荒郊，令人惨不忍睹。那些卖身为婢的女孩终年日夜辛劳却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丝毫自由，甚至连婚配的起码人生权利都没有。即便如此，许多穷苦人家的女孩子，为了活命还是不得不走这条路。而有钱有势的人只需付出少许银钱，甚至不给钱就能得到一张卖身契，所以，当时常德城乡拥有数十个使女的大户人家就有好几家。

辛亥革命后，常德的知识女性开始为妇女的合法权益而斗争。1918年夏天，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常德县育德女校舍监蒋胜眉（原名余曼贞），为“争取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在常德成立“妇女俭德会”，邀请各界名流的夫人参加。大会公推蒋胜眉、蒋仁毅、余子敏、李德全（冯玉祥将军夫人）和县长薛笃弼的夫人为负责人，蒋胜眉任主席。

1919年6月，在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下，县城部分中等学校的女学生组织了“天足会”。第一次响亮地喊出“还我天足”的口号，并且带头剪发放足，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还利用节假日深入到街道、乡村，广泛宣传妇女放足。

1922年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蒋胜眉、欧阳, 熙当选为妇女运动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并立即筹建常德女界联合会。她们四处奔走，广泛联系工、农、商、学和文化各界人士，使常德女界联合会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该组织成立后，一方面为争取妇女的权益呼吁，一方面积极支持妇女受教育、学本领，鼓励广大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

1923年夏，在女界联合会呼吁下，常德县议会正式通过“禁止妇女缠足”议案。此后，县议会修改制定了《禁止妇女缠足简章》，咨请县政府布告施行，并责成各区、乡（镇）、保、女校成立“妇女天足会”。为了监督《简章》的实施，女界联合会全体成员分头下到城乡各基层单位，召开中青年妇女会议，宣传放脚、剪发的好处，号召妇女走出家门，自力更生，争取男女平等。一些进步女青年当场放足、剪发。一时间大批妇女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